5339-当年游侠人-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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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抹去了当初独立办学的艰辛；至于“灌输革命”云云，也非丘氏创办岭东同文学堂的宗旨。
关于丘逢甲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的艰辛历程及实际效果，研究者已做了许多探讨［18］。最关键的史料，当属《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序》。以下这段话，前半部常为论者所引录：我潮同志，深慨中国之弱，由于不学也。因思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爰忘绵薄，广呼同类，拟创设岭东同文学堂，举我邦人士，与海内有志之徒而陶淑之。……非不知荒陬僻陋，神州大局，岂遂藉此挽回？然蚁驮一粒，马负千钧，各竭力所得为，亦我同人不得已之志之可共白者也。［19］其实，前半部乃晚清志士的共识，丘氏的论述，在理论上没有任何独创性。倒是后半部颇有新意，值得认真反省。史家对于僻居一隅因而无法影响全局的有识之士的努力，似乎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同情。因而，能够进入史书并为后人所记忆的，就只有成功者的耀眼光环，而不存在奋斗者的苦心孤诣。想想当初那些明知无法撼动“神州大局”的地方上的开明绅士，如何以“蚁驮一粒”的心态从事社会改良，实在也挺动人的。就像“慕柳去潮，吾道益孤。‘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惟有竖起脊梁，守定宗旨为之而已”［20］，如此奋斗精神，远比其实际功绩更值得后人关注与表彰。
倘若限于宗旨明确、思想开放以及课程设置新颖，岭东同文学堂实无独创性可言，只不过是晚清崛起的无数新学堂之一。而且，无论就规模、影响还是持续时间，岭东同文学堂都说不上特别“出类拔萃”。教育史家之不太涉及，其实也难怪。倘若不是因创设者丘逢甲特殊的历史地位，今日学界不可能格外关注它。可是，换一个角度，不单纯以成败论英雄，将丘逢甲的教育理念考虑在内，则很可能“峰回路转”。在我看来，丘氏之办学，有两点最为值得注意，一是游说南洋华侨捐资［21］，一是主张摆脱官府控制。前者夏晓虹等人文章已有论述［22］，而且最具潮汕文化特色，不要说专门学者，便是一般民众，也都对此模式耳熟能详；后者则关涉本文主旨，不妨多说几句。
1899年底，丘逢甲给远在新加坡的好友丘菽园写信，介绍筹划中的岭东同文学堂，其中特别强调其民间办学的追求：内地阻压两力均大，不能如海外办事之自由。呼应不灵，阻抑百出，虽有胆气者为之束手，保商局之不能切实办事者以此。若今所议设之同文学堂，则以同志数人为主，不经由官绅；若办成，似比保商局收效为速，计筹款集，明春即可开设也。［23］这段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年九月梁居实复丘逢甲的信。在那封信中，梁氏同样讨论私立学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窃谓今日学堂，其责任不宜诿之于官吏，宜担之以绅商。历观欧美、日本各国学堂，莫不以公立、私立者为之提倡，为之补助，而后官立者得集其大成；希腊之何克美德学塾、美之哈华德院、日之庆应义塾，其尤著也。［24］丘逢甲对美国哈佛大学或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之办学宗旨与具体操作不甚了然，似乎也没有详细了解的愿望。这是因为，丘氏的主张学校私立，不是刻意模仿西方，而是从总结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推导出来的。因此，这与其说是教育理念，还不如说是政治理想。
1904年，丘逢甲为共同操办岭东同文学堂的知己温仲和（字慕柳）撰写诔文，表彰“不仕不显”的“耆儒硕学”之“归而讲学于郡邑”，称其“以其学说陶铸当世人才”并影响“人心风俗”，远胜于混迹官场“循资干进”者的与国计民生“渺不相涉”。这段话近乎夫子自道，对于理解丘逢甲之何以安身立命，实在太重要了。诗人明显地将“仕宦”与“讲学”对立起来，而且力赞后者之厥功甚伟：夫中国自秦以后，益集权中央政府，主国是，持风会，唯一二亲贵强有力者任之。无论起布衣徒步之不得遽与也，即循资干进，积年劳至卿贰，天下望之巍然，而察其身之与国，多若渺不相涉。则固不如耆儒硕学之不仕不显，而归而讲学于郡邑者，犹得以其学说陶铸当世人才，其所鼓舞而激劝者，于人心风俗往往大受影响也。［25］而1899年丘逢甲代潮阳县令裴景福所撰的《重修东山韩夫子祠及书院启》，将“教养之事”作为“士绅之贤与民间之富与好义者”的共同责任：予谓士资于教，而必先有以养之。教养之事，其究逮民而必先基于士。士者，民望也。已修公祠，因稍优予诸生膏火，以资其学。苟关心桑梓大计者，当亦察知其为益之大且远。予守土吏宜先捐廉为倡，然所以缵承公志以无负海滨邹鲁之名者，则唯士绅之贤与民间之富与好义者是望。［26］
站在官府的立场，要求民间捐资办学，与民间自觉承担起教养责任，将其作为“桑梓大计”来苦心经营，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为县令代撰“书院启”，丘氏或许不无规讽的意味；可很快地，诗人便将目光投向士绅及海外华侨。
对于丘逢甲的无意仕途，以教育为终身职责，丘琮《岵怀录》中有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诗人的志趣：先父常谓自联捷成进士，即绝意仕进。曾叠受保举及招聘，多不就。以清末朝廷昏聩，仕途污浊，政不易为，不若居乡奉亲，专意养士讲学，或为民间仗义兴革，反有意义也。［27］诗人之“居乡奉亲，专意养士讲学”，绝非只是洁身自好。不愿进入污浊的仕途，固然是“政不易为”，可更因为“为民间仗义兴革，反有意义也”。
内渡第一年，诗人作《野菊》，托物言志。诗前有小序：“寻秋东皋，有金英烂然于陇之畔，开不后时，而乃无赏者。喜其独秀，而复伤其不遇也。长言咏叹，岂曰不宜？”倘若只是“伤其不遇”，无甚稀奇。可诗人之赞叹“烂漫依然见本真”的野菊，其实别有幽怀：淡极名心宜在野，生成傲骨不依人。
陶潜死后无知己，沦落天涯为怆神。《岭云海日楼诗钞》中多有咏菊之作，可诗人追摹的目标，并非“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而是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
如此自我期许，与其对于先祖光辉业绩的不断追忆大有关系。1909年吟《忆上杭旧游》十五首，其四最为感慨遥深：寻碑亲拜左丞坟，谱牒都成史阙文。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5）
七百年来遗老尽，更无人说旧参军。此诗下有小注：“维禄公坟曰左丞地，家谱以公孙迁粤者，官居左丞，故云。考始迁粤为公玄孙，乃宋左丞议郎，即信国参军创兆先生父也。”同年所作《以摄影法成澹定村心太平草庐图，张六士为题长句，次其韵》；“东望军山念吾祖”句也有小注：“君山一名军山，以创兆先生参文信国军时，义军由此过也。”丘氏诗文中屡屡提及曾参文天祥军国大事的先祖“创兆先生”，可见其抱负，绝非只是“悠然见南山”。之所以偶尔“采菊东篱下”，表达的是“宜在野”的“傲骨”，而非隐士情怀。世事如此，诗人只好强作欢颜：“此间山水清雄良足寄怀抱，且收长剑韬神锋。”可刚刚表示“教取子孙识字为耕农”，紧接着又是“梦中忽见海上故亲友”。从“绝意仕进”、选择“在野立场”这一特定角度，才能理解丘氏的忽而壮怀激烈，忽而希望耕读传家。
据丘琮追忆，作为晚清著名诗人的丘逢甲，并不希望子孙沉湎于诗文，而是将建功立业放在第一位：诗亦为抒写胸怀陶冶性灵之文艺耳，无关大旨。大丈夫当建业立名，为国为民牺牲，不可但图自了也。同样否定“但图自了”，丘逢甲之迥异于时贤，在于其明确意识到“办学”也是头等功业，也需要“为国为民牺牲”的心志与能力。以“社会”而非“朝廷”作为献身的目标，这与前面提及的“乡土情怀”不无关系。在“服务桑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民间意识”，摆脱传统的以“庙堂”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此乃近代中国另一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丘逢甲之选择远离权力中心的独立兴学之路，与其秉承“家教”，故“和平忠厚，笃信程朱之学，一以躬行实践为主”，出而任事则“坚苦能耐，毅然不避艰险”［28］，大有关系。但将其放在晚清以降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来考察，我们会发现丘的思路虽非“主流”，但并不孤立，起码章太炎、严复、黄遵宪等都有类似的设想。相对而言，章、严、黄等的立说更为时贤以及后人所关注，丘则不太为人注目。为什么？这里牵涉到岭东的地理环境、文化氛围、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格特征。当然，还有近代岭东之文与学在整个中国文化布局中的地位。
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作为晚清有数的大诗人，丘逢甲的“立言”，颇为时贤及后人所珍重。但这并非其主要志愿，就像中国历史上无数胸有大志的骚人墨客一样，丘氏也有“立功”与“立德”的自我期待。《重晤梁辑五光禄话旧》中关于“咏诗”的歌吟，看似自我表彰，实则隐含着牢骚与不满：风雅都从变后奇，古来词客惯哀时。
可怜倒海倾河泪，独立苍茫但咏诗。对于“穷而后工”的诗人来说，晚清天翻地覆的大变局，固然为其驰骋想象、抒发情怀提供了极好的时空；可于风云变幻之际，只能“独立苍茫但咏诗”，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单凭“不以诗人自限”，其实不足以显示丘氏的特色。说白了，此乃千古文人“永远的遗憾”。问题是，倘若天遂人愿，诗人又能何为？这一追问，方才凸显丘逢甲的眼光与胆识。按照常人的思路，所谓“得志”，不外获得朝廷重用，身居高位因而“大展宏图”。这种“入世情怀”，不管搀杂多少个人权力以及金钱的欲望，还是习惯性地被作为“济世雄心”来表彰。而丘逢甲则明显摒弃此“公私兼顾”的追求。同时内渡诸公，经过一番努力，多已谋得一官半职，唯有丘氏仍坚持独立办教育，为什么？
其时正在汕头主持岭东同文学堂的丘逢甲，吟《重送王晓沧次前韵》六首，其中有“江山霸气消沉尽”的悲愤，有“竞争世界论天演”的睿智，有“钓龙台上啸寒烟”的闲适，但最关键的，还是以下这两句：“才人从古不宜官，置汝髯参短簿间”；“一官便具奴才性，谁是英雄出此圈？”以如此决绝的口吻，自断官路，使其“在野”，不再是古已有之的“待价而沽”。
与孙中山等在海外发起以“排满”为口号的反抗运动相比，这种因蔑视“奴才性”而拒绝进入官场，似乎显得境界不高。但略微调整视线，不难发现，远离“保皇”与“革命”之争的丘氏，将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承担，落实在社会/桑梓的改良，而不是朝廷/皇上的恩赐。这一点，其实大有新意，很值得重视。在丘氏看来，中国自秦以降实行“集权中央政府”，使得只有“一二亲贵强有力者”才有义务和能力“主国是，持风会”。这一制度，迫使所有“胸有大志”者，都首先必须投入到为占据要津而进行的残酷搏杀中。好不容易“积年劳至卿贰，天下望之巍然”，其实也仍然无关国事之兴衰。还不如凭借一己之良心与学识；“归而讲学于郡邑”，起码还可“以其学说陶铸当世人才”，并且影响一时一地之“人心风俗”［29］。将以集权中央为唯一指向的“政治斗争”（暂不论其是非正邪），转化为以建设地方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改良”，在20世纪中国，始终不被看好；但作为一种很有影响的潜流，不时浮出历史地表，依旧可能引起史家的关注。
只有从这个角度，僻居岭东一隅的丘逢甲，其所作所为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因为，即便如丘氏所言；“岭东之兴学也，自汕头之同文学堂始。今则韩江上下游数百里间，学风之盛，不下于他流域。其引新潮而大之，论者皆推同文”［30］，仍然是“神州大局，岂遂藉此挽回”？不曾撼动“神州大局”的丘逢甲，之所以引起史家的关注，在于其思想前卫，而不是功勋卓著。从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看，丘氏起码对知识者所直接面对且亟待解决的几大难题，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答案。首先是如何改造中国，其次是坚持什么立场，第三是哪来推进动力，第四则是何处寻找思想资源。
尽管在具体人事关系上，丘逢甲不喜欢康有为，而对孙中山则大有好感。但既然将“兴办学堂”作为改造中国的主要手段，这一选择，决定了其思想路线更接近于温和的“改良派”，而不是激进的“革命派”。由于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贡献，不少研究者刻意渲染丘对于“革命”的支持，且将其“办学”说成是为“辛亥革命”培养人才。这一论述思路，潜在的心理背景是；“革命”的意义必定远高于“教育”。但实际上，近代中国的不少仁人志士，选择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1905年春天，孙中山在伦敦拜访前来公干的严复，论及改造中国的方案，两位先驱者意见明显相左。严复长子严璩撰《侯官严先生年谱》，用不加褒贬的语调，记录下此一意味深长的历史性会面：府君言：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中山先生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31］
依照这段记载；“政治”与“教育”之功效，区别不在于是非，而在缓急。孙中山先生虽然不太同意当务之急是“从教育上着手”，但充分尊重严复的选择，且将其上升为政治家与思想家思维方式的区别。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6）
可与此相比照的，有另外两件事。一是此前几年，丘逢甲赴南洋调查华侨情况并筹集办学资金。其时康、梁等正积极活动筹款，准备策动勤王。梁启超担心这么一来筹款必定分散，因而对有限的钱财可能被用于办报刊、建学堂表示不满：“此等事非不紧要，而无奈我辈可以谢天下之望者在彼不在此，既顾此则诚恐失彼。”［32］可日后梁氏的真正功业，依旧是当初以为不太紧要的办报与讲学，而非策动武装起义。另一件事是1917年留美学生胡适归国，一踏上故土，目睹了国内“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当即从热心社会活动一转而为“不谈政治”。在《我的歧路》中，胡适做了如下表述：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更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33］在一个相信“学为政本”的国度，强调“教育”乃政治革新的基础，本来应该没有多少争议。问题在于，面对千钧一发的严峻局势；“百年树人”的号召，是否属于“远水救不了近渴”。五年后，相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适之先生，终于还是打破自己设置的禁忌，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开始了漫长的议政乃至从政的历程。
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中国，稍有良知的读书人，大都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只不过将自己的志业定位在“教育”还是“政治”，其立场以及趣味，还是有很大区别。将国民素质还是制度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