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与观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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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自由思想分子究竟该如何生长呢？陈衡哲以西方的文化尺度来衡量自由思想分子，她得出结论：“（一）略等于英国的反对党，而缺少组织。（二）略等于英国及美国的新英伦区域的知识分子，立于文化道德及思想的领导地位。（三）略等于欧美的教士，立于道德的领袖地位，但缺少维持生活的薪资。”
通过以上的比较，陈衡哲认为自由思想分子在中国的目标，不妨是看向英国的政党，但这又“远水不救近火”，所以自由思想分子在目前的使命还在于思想道德方面，以精神上的领袖为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陈衡哲希望国内的自由思想分子，纠正好人不管闲事的恶俗，培养“雅量”与“大我”的人生观，并造成稳重清洁的舆论环境，使主持公道的人，可以得到社会上道德力量的支持。①
《观察》在1947～1948年间集中刊发大量有关“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文章，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当时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值壮年。在抗战胜利以后，斗志正在旺盛时期，尤其是宪政和民主的思想深入大部分知识分子心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力量的不断壮大，已成为在国共政治势力之外的主要力量。
第二个原因是国际势力。特别是美国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所给予的厚望，可能也在精神上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获得了鼓舞，特别是马歇尔在离华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惟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力量。”②
马歇尔在调停宣告失败以后，对当时自由主义分子的分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特别是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当占的地位寄于厚望，有相当的远见。但马歇尔毕竟是西方政治家，在国共调停时刻，他基本上是以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来推断双方的政治态度，这就注定了他的调停不可能成功。就在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不久，杨人楩在《观察》上发表了《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成为这次《观察》论争的主要文章，其后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多数是围绕这篇文章展开的。
杨人楩首先从自由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和政治生活有关的态度，分析了它在近代的演变过程。他肯定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要求自由，而“自由”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而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条件，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依时地而不同。自由是促成人类进步的动力，进步需要创造，所以自由具有创造性。他认为自由主义是不满现状的，要改变现状以求进步，所以自由主义者常常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由主义含有消灭暴力的道德使命。
杨人楩还认为，自由主义是世界性的，可以深入任何一个国家，当然也可以深入中国，显然是针对那种认为自由主义不合国情的论调而言的。杨人楩甚至认为五四运动就是自由主义的运动，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进步分子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者，至少是与自由主义的精神相吻合的。
第二节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2）
杨人楩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考察，认为在目前现状下，只有“停止内战以安定人民生活，重人权崇法制以奠定民主政治，反复古风尚，宽容以提高文化水准，”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生活态度。
那么谁是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呢？杨人楩肯定地说，惟有不满于现状而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才是，这种知识分子就是共产党所谓的“小市民”和“小资产阶级”。他认为，抗战以来的艰苦生活，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没有什么距离，并能和他们打成一片，这些穷苦的知识分子，是能够代表人民的，并能根据人民的要求而提出进步的要求。他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数并不少，只是不曾构成一个有力的组织而已。”
杨人楩认为自由主义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格格不入的，国民党及共产党都是与自由主义者对立的，“共产党则根本否认自由，其干涉之严密更有甚于国民党。”①这与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中的分析评价一致。
对于自由主义，惟有掌握政权才能发挥作用的看法，杨人楩与陈衡哲的看法无异，他也认为：“在野亦能同样起作用。”
杨人楩和陈衡哲一样，作为熟悉世界历史的史学家，在讨论关于“自由主义向何处去”时，非常明显地以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作为参照。在回答“自由主义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时，杨人楩以非常坚定自信的口吻提醒：“即使不愿接受自由主义，也不宜消灭自由主义。第一，要消灭自由主义必须用暴力，凭借暴力的政权即可遭遇到凭借暴力的抵抗；自由主义是弃绝暴力的，惟有保全自由主义的精神，始可防止暴力。第二，自由主义之被消灭只是暂时的，使用暴力亦不足以保持静态，不如容许反静态的力量而使其能在动态中求进步。第三，自由主义之消灭虽只是暂时的，但此一暂时的打击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进步。第四，民族创造力因自由主义之暂时消灭而消灭，则人民将无力量阻遏可能发生的灾难，则更无力来恢复灾难以后所应有的民族自信。”对于当政者来说，自由主义可能是感觉头痛的东西，然而为着保全促进民族文化，为着消灭暴力，稍有眼光的执政者，必须忍受着这一点点头痛，而允许自由主义存在。
杨人楩《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发表后，又在《观察》上写了《关于中共往何处去》，本文是他发表《国民党往何处去》之后，写给储安平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杨人楩重申了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特别是目前对中共应采取的态度。杨人楩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原是有距离的，自由主义者彼此见解不同，因而距离的长度也有不同。自由主义所以反共，并不一定基于个人的恩怨与好恶，而是由于一种独立的认识。任何政治上的主张与理论，无法使每一个人都接受，必然会有与之对立或相反的主张与理论发生。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它就是在这种对立中显示其存在价值，它并不要消灭共产主义。
杨人楩的文章主要是针对中共在内战中所承担的责任。他认为：“自由主义者是无法赞同内战的，假使他不能阻止内战，至少不应助长内战。”①
杨人楩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李孝友即以《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一文回应。
李孝友基本不赞成杨人楩的观点，他认为杨文认为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之间的对立与距离并不是不存在缩短的可能。李孝友历数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简略历史后，倾向于认为，杨文所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道路，未免脱离中国实际和现世空间。李孝友说：“如果脱离中国空间与时间的背景，未能深刻了解中国的社会，而欲论列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与使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李孝友指出，目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正遭双重的苦恼。一方面受全世界两大潮流“自由”与“平等”的激荡，一方面又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他认为，历史交予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课题有二，一是摧毁封建社会，二是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完美的发展。就自由主义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来看，这两个课题中的前一个工作，自由主义与共产党并非格格不入，但后一个工作两者见解悬殊，各异其趣。李孝友认为杨文所谓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不能妥协，似乎言之过早。他认为，促成中共造成承认异己尊重异己的民主风度，与发扬个性冲淡党性的温和气氛是可能的。但必须是在真正的和平到来以后，他的根据是：“大半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中共，我相信他们会接受自由主义者善意的批评，每一个自由主义者应当有这种希望，同时也应当有这种信心。”①
不过李孝友在文章中对内战问题的看法与杨人楩并无差异，他也期望中共能够回到政协道路上来，不到最后绝望关头，不诉诸武力。
李孝友文章之后，早年曾是中共党员的施复亮也在《观察》上发表了《论自由议者的道路》参加论战。
施复亮没有批评杨人楩及与其自由主义者的意见，而是集中阐发自己对于中国前途的看法和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他是主张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的。
施复亮认为，假如中国当前政治斗争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的前途，便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途，那么自由主义者只有选择后一个前途而不能有所迟疑。可是从当前的国内外形势看，上述第一个前途绝无实现的机会，第二个前途也还很少有实现的可能。他说“在最近的将来所能实现的前途，恐怕还只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资本主义的经济。”②对这条道路的实现，施复亮认为自由主义者应负极大的责任。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没有被施复亮言中，他认为不可能的那个前途，恰恰在很快就到来了。
第二节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3）
施复亮本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是，自由主义若必须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承认自己是广大人民中间的一部分或一分子，以广大人民的利害为自己的利害，以广大人民的要求为自己的要求。这大概是针对当时自由主义者过分看重个人自由而言的。他还说：“自由主义者在国民党统治下应当努力争取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下也要有勇气争‘自由’；但他争取的应当是多数人的自由，不应当是少数人的自由。只有这样，‘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①施复亮毕竟是曾直接参加过政治活动的人，对政治的运作有切身的体会，所以他在文章中，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分高估知识和理性的力量有委婉的批评，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屡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政治的矛盾是“力量强弱之争”，谁有力量，谁在政治上就有发言权。施复亮在对国共的评价上，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不等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也不等于苏联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所以不能完全用欧美的眼光来评价这两个党，无论好坏都应当根据目前的事实。与李孝友的观点一致，他也认为只有在内战彻底停止，和平真正到来以后，才会有真正的民主。他“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内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施复亮认为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他在文章的最后对自由主义的前途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自由批评‘异见’同时充分尊重‘异见’。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精神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努力，在个人方面也许要归于失败，但在民主政治的促进上决不会失败，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更不会失败。”②这确是对自由主义精神的深刻理解。
在施复亮文章发表之前，《观察》在它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过朱光潜为《独立评论》写的一篇社论，题为《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
朱光潜与杨人楩、陈衡哲、储安平等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基本一致。他认为，自由主义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保持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他说：“他不参加一个政党，有时因为他要专心致志于他的特殊职业，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趣去做党的活动；有时也因为他觉得有党就有约束，妨碍它的思想与行动自由，而且他也看到在党与党的纷争中，一部分人如果能保持一个中立超然的态度，那对于国家社会有健康的影响。”①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分子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因为自由分子如觉得某一党某一问题是正确的，值得同情的，那自由分子肯定会成为它的朋友。因为自由分子是站在全体人民福利一边，是以公正的态度为民谋福利的。他说：“自由分子是政党的清化剂”，是在野党与在朝党冲突的一种缓冲。”自由主义者是国家至上的，决不会以党派利益而妨害国家利益。
朱光潜对自由分子在中国的地位的评价是：处在夹缝中，左右做人难。他说：“在朝党嫌它太左，在野党嫌它太右。”都以为它是眼中钉，恨不得拔去。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难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的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值得各方人士郑重考虑一番。”
《观察》的这场讨论持续了近两年多的时间，从《观察》创刊到被国民党查封，这个讨论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杨人楩文章发表以后，还曾有潘光旦就当时刚刚开过的世界自由主义大会发表的《自由宣言》写的一篇长文《读〈自由主义宣言〉》。文章侧重于从本意上阐释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基本精神。②接着郑慎山发表了《释LIBERAL·LIBERLISM》，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概念上阐明自己的理解，并对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一文中所始用的概念谈了不同意见。随后张东荪又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了不同意见。①这两篇文章着重谈了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概念的来历和在西方的基本含义，没有过多涉及当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及出路。②在这次《观察》的争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首先他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40年代，张东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一面，他认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时”。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内的贫富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当时张东荪特别推崇苏联的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他说：“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③
第二节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4）
可能是有感于经济的落后，在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在经济上许多人是推崇苏联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经济上的成功。这种错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幻想。张东荪在他的文章中有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割裂开来的倾向，他已经隐隐约约感到“社会国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这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即是他所主张的“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的计划性只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一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加。所以社会的一时固定是一种不得已的事，亦并无绝对的可怕。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这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