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的季节-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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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她就是火车上结识的，不止一回在餐车的同一餐桌上用餐的那位可爱的女同志！钱文一见她脸就红了，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他回答人家是不是党员的提问的时候竟然点头默认！在豪情满怀壮志冲天乐观向上并且沉浸在受到党的关怀的温热之中的时候，在准备撒泼颂党坚决一个新时代的歌手的时候，在孤注一掷远走万里只求放声一歌的时候，他竟然转不过弯来无法面对自己的政治遭遇政治现实，打死他他也答不出“不是”更答不出“原来是现在开除了”来。这样，他就陷入了更卑鄙更无耻更无地自容更无颜见任何好人的境地。那女同志似乎已经认出他来，要与他打招呼，钱文转过身去屁滚尿流，落荒而逃。走出大门的时候由于忘记了交还会客证而被警卫拦住。他又是一惊。
这件事他连东菊也没有告诉，他说不出口。他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沮丧，一会儿信心，一会儿担心，一会儿脸红，一会儿脸白。他愈来愈觉得自己即将会像金鱼一样地翻开眼睛，翻上肚皮死去。
第二天过去了，第八天过去了，第十天过去了，没有什么恶兆，只有好消息，说是要安排他到附近几个先进公社看看。他短期出差，搜集先进公社的先进人物事迹。他到处见到先进谈论先进，他感动如醉如狂，浑身发烧。为了赶时间直接高效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抱着豁出去了的心情放弃了写诗而是写了歌颂公社社员先进人物事迹的报告文学。他的报告文学作品立即受到了文学刊物负责人的肯定。接着传出来某位主管领导打算约见他的说法。到了时候领导临时有事，推迟了约见。他立刻敏感到，是不是气候不对了呢？报上开始下起了毛毛雨，文艺界的弦正在绷紧。不见也罢，总的开头仍然是很好，远走高飞以后似乎有更多的机会，张主任的关照，陆书记的人情信，都会有巨大的作用。钱文一直沉浸在期待的兴奋中。
就在这个期待的过程中，报纸上开始了对于《海瑞罢官》和《谢瑶环》的批评，开始了对于鬼戏的批判，开始了对于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又开始了对于夏衍的“离经叛道论”和“反火药味论”的批判。文艺批判的气氛愈来愈浓。钱文写的受到赞扬的报告文学作品在最后一遍校对对红之后，终于被撤了下来。没有人向钱文说明或者解释这个情况，钱文也觉得不必去打问。可以用他，可以不用他，可以拿他当年轻的老革命，可以拿他当阶级敌人，可以鼓励他争取重新入党，也可以永远将他打入另册，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顺顺当当，杀了他与救了他，踩死了他与抬举起他，同样合理，同样易于理解。
钱文明白，他尽管像一只飞蛾一样地胡乱挣扎，他尽管得到了那么多好人的帮助，他尽管使出了一切力量，用尽了一切心机，付出了一切代价，他尽管已经乐观再乐观，奋斗再奋斗，自我打气不止，他还是不行了。
活大该！
狂欢的季节
王蒙
（二）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当钱文和东菊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六十公里的一个农村读到载有刘小玲的惨死消息的红卫兵小报的时候，他们在无边的恐怖与绝望之中又升腾起了一点点兴奋至少是好奇——他们想知道底下会发生些什么。刘小玲之死是可悲的，但是她的故事居然能够在小报纸上刊登出来，她的惨死居然被解释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结果，最后是苗二进的名字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小报上，作为摘帽右派的苗二进居然可以大模大样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居然可以用“居心叵测”“残酷迫害”“是可忍孰不可忍”“欠了人民的债”等言语批判工作组，直到批判了“御用红卫兵”……这些事态令钱文觉得匪夷所思而又暗含着一点不敢兴奋的兴奋：莫非……当真……怎么可能……弄不好又是什么阳谋什么陷阱呢。
小报的标题是《刘小玲惨死记实》，副标题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铁证”再一行字是“资反路线其心何其毒也”——两行字全部出自毛主席的名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没有正式公布，但已经烈火燎原般地烧遍了中国。这张大字报传过来让钱文几乎一跳八丈。这张“大字报”令人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从反右以来，谁不汲取这个教训：领导就是爹，领导就是娘，领导就是天王老子，党不是抽象的，党就是你的书记委员科长处长局长小组长和他们所领导的积极分子。领导是反不得的，领导决定你的荣辱、你的祸福、你的升降、你的明暗你的是非曲直直到你的生死存亡。钱文深信，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许多人就是接受了反右的经验，一上来就死保领导，跟着工作组打那些活动分子的。活动分子和积极分子在外文里是一个词，在钱文看来，在中国，含义恰恰相反。什么时候都有一些敏锐好事胡思乱想喜欢独立思考之人，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显派显派自己，就要显示自己比他那个具体单位的领导高明。他们就是活动分子。他们的头上长着反骨。反右以来毛主席引《三国演义》上的魏延为例大讲反骨之为害。这个说法使钱文老是觉得自己生理上就出了毛病。活像是长了脑瘤或者骨刺。这样生理上右派分子们就是畸变者病灶携带者危险者和不可接触者。而活动分子们干脆说就是潜在的右派。他们在天下未定之时，可能是英雄好汉；在天下已定之后也偶可出出风头，但多数情况下极可能成为乱臣贼子。反右斗争当中狠狠收拾了这些活动分子，打断了他们的脊梁骨，虽然他们中的多数是响应党的号召才“鸣放”的。这样，反右以来，一切都顺风顺水，天下归心，言无二价，说嘛是嘛，于是才有了大跃进，放卫星，三年超英，五年超美，亩产二十万斤水稻，钢产量立即达到一零七零万吨。
而某些单位的积极分子形象正好相反，他们是一些老老实实，领导说一不二，有时说话大舌头和结巴——这样才更显出忠厚和驯顺，一般不注意穿衣和打扮，时而显得废寝忘食，往往是形容丑陋者。这也是女为悦己者容，悦己的领导多半喜欢丑的不喜欢俊的，喜欢笨的不喜欢聪明的。家有丑妻，一直被认为是人生一宝；那么对于某些领导来说，身边有几个形容丑陋的积极分子，他们除了从一领导而终以外再无别的出路，令人放心，他们簇拥着领导，却决不会把领导比下去。同时，他们多是不善于讲话却善于汇报者。在选择积极分子方面，一些领导充分弘扬了择劣选拔，逆向淘汰的传统文化积淀。
反右以后，积极分子们以保领导批活动分子为表现积极的不二法门。谁能死打向本单位领导挑战的活动分子，谁就能当上风光而又实惠的大左派，升官晋级，分房子坐车，全家光荣，鸡犬升天，一通百通，一顺百顺。不但组长科长是不能反的，左派积极分子也是动不得的。当上了左派人人羡慕，八面灵光！可毛主席的“大字报”，这个这个，怎么把一切都反过来了呢？毛主席怎么给了这些积极分子与候补积极分子硬是一个耳光呢？
毛主席太伟大啦！你能不喊万岁？你能不心悦诚服？事情的变化竟是这样离奇，这样出人意料，这样大气磅礴，声势夺人，那么，是不是要当真发生一点什么事情带来什么结果呢？李白诗云：“大人虎变愚不测”。毛主席这神机妙算又岂是他钱文能闻出味儿来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花枪！解放后政治运动多矣，怎么每次和每次如此不同，决不像某些作家甚至是大作家，老是自己重复自己，自己抄袭自己。无极太极，四象八卦，三十六妙计，七十二周天，一百零八星宿，变化莫测，存乎一心。呜呼，狂风暴雨之后，会不会是艳阳高照？白浪滔天之后，会不会是万顷碧波？血腥厮杀之后，会不会是气象一新？山穷水尽疑无路之后，会不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人，一群人，从毛泽东到小孩子，八亿人都豁了命，都在那儿打呀打，冲呀冲……能不拼出一点名堂来么？
自从一九六四年底以来，钱文之只能继续冷冻，不能透风见亮的形势十分明朗，连“控制使用”都不可能，他再想辙再使劲也无法改变被人民被社会排斥在外的命运。钱文从此得了慢性胃炎或胃功能萎缩。他动不动腹泻不止，吃完菠菜一个半小时就能见到绿屎而吃完胡萝卜两个小时大便就开始发红。他去了无数次医院，吃了可以堆成一座小山的“香砂养胃丸”和“人参养荣丸”，维生素U和肠胃消炎片以及乳酶生和酵母片，没有多少效果。他没有东西可读，没有东西可写，没有任何会议通知他参加，没有任何事情等着他去做，他骨瘦如柴，比在权家店时还不成样子。在权家店劳动时盼着的是表现得好获得摘帽，如今还能盼什么呢？摘了帽的叫摘帽右派，摘帽右派也就永无摘帽之日了。人们窃窃私语，边疆压根就不应该接受他。他来了不久，已经成了人家这里的肌体上的一粒赘疣了。
一九六五年春天，钱文一家再次往远里走七百公里，到了一个小镇附近的农村，美其名曰“下乡劳动锻炼”。起码是离开了城市，目标大大缩小了。钱文等了大半年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差强人意总算能对付过去的安排，心情稍稍正常，肚子也稍微好了一点。眼不见心不烦，吃饭吧，干活吧，睡觉吧。
而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家村”揪出来，北京市委改组，刘少奇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撤回，特别是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传来之后，他的胃病一吓一惊一振奋之下，反而痊愈了。
此后的事愈益离奇，他简直不知道是该怎样反应。刘小玲的惨死使他们感同身受，他们忘不了刘小玲为他们饯行的情景，忘不了刘小玲的朗诵。她的死令他们欲哭无泪，这个世界已经荒谬和残酷到这般田地了么！
可小报的出现又使他们升起了一点点希望。至少是增加了一点好奇心。
整个“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令人既惧既悲，且惊且喜。壮志豪情地来到边疆，还想最后一搏，大展宏图呢，如今一看，全他妈揪出来了，来了个全部干净彻底。我是完全没了戏啦，你呢？彼此彼此。多少大人物也翻身堕马喽，谁也甭说谁啦。倒霉就都倒一倒吧，丢人就都丢一丢吧。老天爷他透着公平呀！毛主席就是老天爷呀，今天轮到你，明天轮到他，谁他娘的也跑不了！他也不用为右派的事儿特别负担了，现在揪出来的老哥哥比当年的右派惨多了，钱文几乎是幸灾乐祸地高兴起来了：那些在反右斗争中人五人六的首长们，甭整人啦，你们也尝尝挨整的滋味吧！甭抬不起头来啦，全都快一个鸟样子啦！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两反，你们呢，你们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再加上反毛泽东思想！我反动？你比我更反动！既然没个好，咱们也就不要比好了，咱们只能比坏，就是说我坏你更坏，这么一想，泪尽而喜，再想想来边疆时的豪情壮志，便觉得只能哈哈哈了！
真有两下子呀，除了毛主席，谁干得出来？调子这样高，斗争这样尖锐，批判得这样彻底，看来中国是要变一番模样啦。
可是，眼见全国闹得大乱，凡是有点良心有点本事的人全揪出来了，又不能不忧心忡忡，不寒而栗。如果连所有的党委书记所有的教授专家都消灭了，将来还有他钱文得救的那一天吗？靠谁来搭救他呢？全都一锅端了，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大家都要学工学农学军，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到那个时候，连诗人作家学者教授的概念都没有了，连领导、政府的概念都没有了，全国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人民……人民粗手大脚，人民种庄稼，人民造火车，人民扛起枪，人民写诗写小说……全民皆兵，全民皆工，全民皆英雄，全民皆诗人，全民都胜过美国国务卿（毛主席早在四九年就说过，中国一个普通工人农民对于世界和历史的看法已经比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高明万倍），那将是一副多么伟大多么神奇多么令没有改造好的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呀！
中国太伟大了，中国的创造无与伦比，如果中国不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天堂，那就哪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地狱！反正中国人的招数洋鬼子做梦也想不出来。上天或者入地，你都必须跟上！踉踉跄跄，扎扎哕哕，哭哭嚎嚎，疑疑惑惑而又喊喊叫叫，唱唱跳跳，跟啊跟啊跟，全国人民都跟喝醉了一样，都跟发了功串了气一样，反正你必须跟着主席走一条史无前例的金光大道！
于是只有长叹，钱文重重地叹息。叹息完了又觉得抱歉，东菊已经向他抗议过不只一次了，说是她甚至在深夜也会被钱文的深重可怖的叹息声惊醒，惊醒以后她无法入睡而钱文照睡不误。这次是他自己警觉了，那么，在无意识的乃至睡熟的情况下，他又是怎么叹息的呢？
“我们又有什么办法？”他轻轻地说，他为与东菊坐在一起而又长久地无话而颇觉歉意。“想不到刘小玲就这样死了，”死了，说什么呢？
东菊在他出神期间再次拿起了载有刘小玲惨死故事的红卫兵小报，读了又读。小报十分煽情地叙述了刘小玲的故事。说是她在她所在的那所学校第一个贴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大字报，她指出了我们的教育排斥工农兵子弟，分数挂帅，智育第一，师道尊严，宣扬封资修、大洋古，脱离实际，脱离政治，搞资产阶级专政的种种问题。于是学校的走资派和工作组对她恨之入骨，抓她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上的辫子，组织师生把她斗了二十五天，让她喝洗脚水，吃垃圾纸，鞭抽棒打，七十二小时疲劳批斗，搞得她遍体鳞伤。连她的申请入党也变成她意图采用孙猴子钻到铁扇公主肚皮内的战术，钻到共产党内搞破坏的罪证。在她病危之际，医院竟因为她是“牛鬼蛇神”而拒绝给她治疗。死的时候她头大如斗，半夜惨叫，又高呼万岁，吐血如注……
他们俩看得胆战心惊，半晌说不出话来。
“太可怕了，你哪里想得到，”东菊说：“这都是什么事儿呀！让你没法相信！我们建国初期追求的目标，我们的关于幸福生活的梦想，就是这样的么？”
钱文突然激动起来。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我原来以为自己行呢，其实是压根不行，后来不行，现在更是越来越不行，刘小玲也应该明白，咱们不行，她更不行！都什么年头啦，她是什么份儿上啊，她还要入党，她还要贴大字报，你比党员还积极，你比产业工人还积极，你比党支部还高明，你不是头脑发昏吗？不错，‘文化革命’是主席的号召，可够不够资格，自己应当心里有数，对自己就应当掂量掂量。那么复杂的斗争，咱们看得清吗？‘文化大革命’会怎么发展，咱们知道？看不清的……苏联修正主义——现在叫社会帝国主义啦，不是毛主席指出来，咱们谁能看得清？看不清的看不清的，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赫鲁晓夫、多列士、陶里亚蒂，这不卡斯特罗也够呛——咱们又看清过什么？不听毛主席又听谁的呢？听刘少奇的还是听钱文的？不听毛主席的，听叶东菊的，听刘小玲的，行吗？你能不听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