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读中西-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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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对于史铁生来说，人的自然意义上的生日不具备任何意义。在他笔下，人物的生日必须被推迟到他们获得意识的那一天。而且，人的意识的初次显现往往是突如其来，是源于某一深深切合人物内在独特性的生活场景的启示。而且，史铁生还认为，人在受到启谕那一刻归根结底是痛楚的，即使是狂喜与幸福，也是痛楚的狂喜与幸福。因为启谕那一刻是爱神的显现，同时又是以“势”为终极追求的异已世俗的显现。所以，从人诞生那一刻起，人就必须承受爱神与“势”对峙的痛苦。《务虚笔记》中，C、Z、L、W、F都是这样。
差别：差别是一把利器，导致了人灵魂的残缺，所以史铁生苦苦追问差别的合理性。O正是死于无法超越差别的绝望之中，而Z、W却无意于用带血的头颅去撞这一堵坚不可摧的墙，而是顺着差别所规定的人生之路走下去，他们其实希望差别长存，这是世俗人生追求的根本驱动力。但O死了，爱神虽沦落尘世，但爱神只能属于彼岸世界，她怎么不死。O的死能不能让我们认识到“差别”正是“势”成为终极目的根本保证呢？
叛徒：对“叛徒”赖以生存的语境的反思总是令史铁生痛苦不安，特别是当“叛徒”意味着爱情的永远失落时，这种痛苦往往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这种力量还来自于思想本身的魅力，因为要想保存人间真性灵人间真亲情人间真情爱，势必要颠覆“叛徒”一贯以来的明确价值判断，而这种判断又意味着质问革命、正义、真理的先验性与绝对神圣性。天平上一边是人的真性灵真亲情真爱情，一边则是曾经为之献出一切的追求，这种取舍本身就是痛苦。然而史铁生义无反顾地追问下去了，这种追问使我们看到了某些神圣字眼的“势”之意识形态保护色的本质，看到了某些神圣字眼的专制性。
偏见：对偏见的控诉仍旧是对“势”之意识形态保护色的控诉，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偏见深入于人的日常生活，即偏见是意识形态的世俗化，揭示了只有世俗化的意识形态才可牢牢控制人的肉体与灵魂——你在这样的汉文化语境中，你无路可逃。
家庭/亲情：史铁生笔下的家庭总是残缺的（W、Z、L、C），这或许是“残疾”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更意味深长的是，史铁生总是让父亲们死亡或者失踪。即使偶有父亲的家庭，这父亲也一定是继任的，而且猥琐卑劣。而且，父亲的缺失总为孩子营造了一方精神宝地。在精神宝地中，父亲是孩子们的神祇。很显然，由于爱被“势”所害，导致了亲情的残缺。进一步的思考是，父亲是权势的化身，有父亲的家庭（F）其实更少亲情，而无父亲的家庭中那种思念更感人肺腑——圣武精神就是这样通过控制每一个家庭而摧残了一切人间美好的感情。史铁生内心深处一定有一种弑父情结，这种情结源于对文化之根的洞悉。
南方/北方：南方似乎成为了人们的精神家园，尤其是母亲们的精神家园，而北方却总是令人生厌。这是因为北方在汉文化语境中实在是圣武精神的发源地，最高统治者总是座北朝南，这样，南方就只能是在江南这一具有诗性文化意蕴的人文概念基础上的充分艺术化、象征化，对南方的向往实际上是史铁生希望通过艺术超越世俗权势的努力。到了晚年，母亲们都孤身回到南方去了，她们将长眠在那里。或许只有长眠在那里，才能回到爱的怀抱。而且，那个写天书的老人也终于到了南方，在南方写天书的老人会完成他的夙愿吗？
宗教：史铁生其实并不信任何宗教。他很清楚任何宗教都可能意识形态化。史铁生信奉的是一种更为本真的东西——宗教情怀。这种情怀是一种人文理想，是良知的栖息地。史铁生或许认为惟有持守内心的真诚善良与悲天悯人，惟有对所有人的平等尊重，像著名的异端神学家拉•；薇依所做的那样，才可以与世俗的专制相抗衡，乃至进行有效的救赎。
宿命：这是史铁生无法超越的地方，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命定。当然，他并不甘心，所以他又认为人可以超越宿命进入他所不知道的“第四维度”。然而，这却又陷入了“神秘”的深渊。正是这种思维上的矛盾与痛苦意味着史铁生在达到对传统文化“重审”所应有的高度后，企图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人文理想。这种矛盾和痛苦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闲读中西》 第一部分说说《务虚笔记》（2）
几个人物
O。首先，必须说O，O的悲剧命运与所有其他人物均息息相关。事实上，《务虚笔记》就是O一生悲剧命运的展现与她的悲剧命运之于其他人关系的艺术思考。而在O的悲剧命运的讨论与思考中又插进了上两代人的悲剧命运。这样，将历史与现实交织起来，使O的悲剧命运有了民族整体命运的隐喻功能。
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以字母命名的，这并不表明人物的命运具有不确定性更不意味着这些人物仅仅是一种理念的符号。既然史铁生认为人的独特命运源于人意识到自我与世界的分离，那么O之所以为O而不是其他就是因为O是她自己。O的一生是极富感性活力的一生，而正是这鲜活滋润的感性生命的死亡恰恰在最大程度上揭示了汉文化语境的终极奥妙，即越是鲜活滋润的感性生命越能负载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思考与追问。所以，无论是O还是Ｚ、Ｗ、Ｌ、Ｃ、Ｆ等均是感性生命与理性思考的和谐统一。
因此，O的悲剧命运就是注定了的，因为她实质上就是“爱神”的化身。O总是不计一切地追求绝对纯净绝对平等的爱情。在O眼中，世俗的一切黯淡无光，在O身上，氤氲着浓郁的无视功利价值的超理精神和自由意志。然而“势”是人们的终极追求，差别是神意的体现，O怎么不死。而大有深意的是，O虽死于Ｗ对人世的绝望，但却在死前表示了绝对不反悔。这其实是史铁生在表达自己至死不渝的世俗关怀，表明他坚信爱神创造了世界，有一天她也会支配这个世界。
Ｚ。Ｚ之所以为Ｚ是源于其在爱神的宫殿——白色大楼房内的受挫感。只有Ｚ才最深地感受到了爱情的巨大压力，因为Ｚ本质上就是“政治王权”的化身，而汉文化语境中，“爱”与“势”又水火不相容。在中国古代，爱情与阴谋同义。一个时代的覆亡往往归咎于几个可怜的女人，如妲己、褒姒、杨贵妃。这就是说爱情总会令统治秩序崩溃，所以Ｚ与O是先天对立的。O被其逼死实属必然。Ｚ对世界充满了恨，他只爱自己，这是专制者最本质的性格。Ｚ的理论就是这个世界充满了差别，高居于差别顶端的是最高贵最伟大的英雄。他的一生都是为了成为这样一个人物去俯视芸芸众生以体会那种惟我独尊感。史铁生的超人之处是将其定位于一个艺术家，从而彻底提示了知识艺术在汉文化语境之中是权力的工具的奥妙。Ｚ的另一重性格是主奴性格，他一方面狂傲自负以英雄自居，另一方面却又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向世俗卑躬屈膝，甚至向国外画商介绍他的母亲为女仆。Ｚ的主奴根性深刻体现了汉文化语境中人以“势”为终极价值后的必然异化趋向。就这一点看来他还是一种知识者的形象缩影。
Ｗ。Ｗ或许最能代表中国知识者的整体形象。Ｗ曾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然突如其来的政治浪潮将他的良知几乎扫荡得干干净净。他在权势与爱情之间的两次选择（第一次是O，第二次是Ｎ）似乎并不艰难。第一次选择他或许有过痛苦，但十年动乱使他自认为要拯救世界就得依靠权势，而权势与爱情是对立的。所以他抛弃了O，以接受一个无爱的家庭为代价而进入了仕途。然而，进入仕途后他发现世界不需要他拯救，他也无力拯救。事实上，进入仕途后他拯救的原初目的也消失了，权力成为他的终极目的。但Ｗ毕竟爱过而且爱得很深，所以他在无爱的婚姻生活中与无爱的官场中隐隐看到了自身作为人的异化，所以，他又渴望爱情，希望爱情能够拯救他。于是他在邂逅了几乎与O长得一样的Ｎ后迅速陷入了“爱河”，然而一旦与Ｎ的恋情危及到他的政治前途，他马上干净利落地斩断了与Ｎ的联系，自我拯救的努力于是化为虚妄。他和Ｎ之间的恋情本质上只是权势的一次猎艳泄欲行为，是古代男子在维持好家庭秩序后尽可在外寻花问柳的现代翻版。
对Ｚ和Ｗ进行比较是重要的，Ｚ是权势本身的化身，Ｚ的痛苦事实上是权势自身膨胀的本体痛苦，而Ｗ的初始目的是企图通过权势的力量来反击这个争名夺利的世界，即以恶制恶。然而权势不是手段而是本源本身，所以他一旦陷进去，原始的拯救目的就自然消解了，只剩下了权势本身作为目的左右着Ｗ的人生方向。所以Ｗ的痛苦不是本体意义上的痛苦，但却自具一种灵魂搏斗的感性力量令人扼腕。Ｗ和Ｚ事实上是知识分子的两种典型。前者以拯救为目的最终全面异化，后者则本身就是邪恶，其目的即奴役世界。O始则见弃于Ｗ终则绝望于Ｚ，其命运饱含了无爱的国度里难以言说的悲哀和痛楚。
Ｌ。Ｌ是一个诗人。诗人的爱情却被贴在墙上供万人唾弃，就好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但中国没有上帝，诗人的爱情难以复活，所以诗人总在流浪中寻找。他没有寻找到失去的爱情却在不断的性经历中更深地陷入了绝境。Ｌ的悲剧命运显示了在大政治伦理文化语境中性只具有生理意义而没有任何精神超越的可能。然而Ｌ仍旧在流浪，他没有放弃他的目标。史铁生或许想通过这一形象暗示这个世界里的诗人何为。
Ｆ。Ｆ是医生，但同时也是哲学家，因为他总是试图破译人的奥妙，从而拯救人的灵魂。Ｆ好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事实上一夜白头的Ｆ恰恰是最懂爱情的人，也正是因了爱情他才无视世间的一切功利价值，而沉沦于对人的研究之中。Ｆ最终没有找到拯救的途径，或者找到了但死亡却带走了他的答案。然而，他与O一样的超理追求是这个世界一点难能可贵的亮色。
老人。他没有名字。老人总在写一本谁也看不懂的书。他的记忆永远停留在十年动乱前与妻子的情爱生活上。这个形象不仅是民族政治迫害的集体无意识显现，还体现了作家的一种理想，一种企图重建民族文化的理想，因为文化总是文字的文化，权势最终体现为语言的专制，而老人总在用这个世界所没有的文字写着一本有关儿童的书，老人在写书余暇就是回忆十年前与妻子的爱情生活，他是不是要重构一套以爱情为价值旨归的话语体系呢？至少，他彻底拒绝了乌托邦话语。面对这个形象，我们不能不随时警惕自己为巫术思维方式所驱使沦为乌托邦话语的奴隶。
Ｚ的叔父。这个老人一生都在爱情与名誉间进行选择，其痛苦可想而知。他的一生事实上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权势的意识形态保护色诸如革命、正义、真理、主义等对爱情的扼杀。
这种简单的点评完全不能展现《务虚笔记》的艺术魅力与思想深度是显而易见的。我只能说这是一部爱神在以“势”为终极价值的人世间受难乃至死亡的书。正是通过“爱情”与“势”关系的人生化演绎，史铁生揭示了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之根，同时也显示了自己企图重构民族新文化的意向。
寻根的时代因这部必将具有文学史价值与思想史价值的大书而终结了。一个新的无须反顾的重构民族新文化的时代来临了，然而史铁生已经在他的大作中预言了这个新时代更为本质的痛苦。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将秉持这几代寻根人的忧患意识与宗教情怀（尤指史铁生）彻底无悔地走下去。
《闲读中西》 第一部分不生气
——读《人有病，天知否》
pigsyme发帖时间：2000120400∶44∶00
古代人脾气大，可以怒发冲冠，可以怨气冲天，可以一哭干云霄，一骂动天下，可以倾长城，六月雪。
很小的时候读岳飞的《满江红》，至怒发冲冠，不解其意。问父亲，他说，意思是人的愤怒难以控制，冲击发根，使头发直立，顶起帽子。我就问：这可能吗？他说当然能，你还没见过真正的愤怒。我就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头，一排头发直直地立着，上面是一个圆形的帽子，但总觉得不像是愤怒。现代人头发短了，要冲冠，应该容易一些。而且我们还有摩丝，可以做形，让头发真的可以竖起来。但我还是没有见过真正的冲冠之怒。
中国人最后的愤怒有历史记载的，大概要算吴三桂那一怒为红颜了吧，我们的脾气、倔强、气节都被古人用光了。到鲁迅的年代，中国人就已经出离愤怒，我们不生气了。
中国人现在不生气，只放屁。据说这是从毛泽东开始的，他说过：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权威把语言和放屁等同看待，从此中国人说话也就像放屁了。语言器官向下位移，我们失去了底线，失去了愤怒升腾的根基。残留的怒火和怨气在下方找到了出口，不再寻求向上冲击的表达方式。偶尔有人由于生理的或心理的原因不能放屁，不习惯放屁，或放不出屁，他的愤怒也无法向上去，因为我们的帽子改了，有一顶又厚又重的大帽子戴在他头上。这样，愤怒不能化成屁下泄，不能转为气上升，这一小撮仍然愤怒的人就在胸中郁结，有人的愤怒郁结成肿瘤，有人的愤怒郁结成溃疡，有人的愤怒郁结成了文字，悄悄地通过手臂、钢笔流出来，细细默默地铺在纸面上，字里行间会有愤怒化成的缕缕烟云缭绕，吹不散，看却无。这是冤魂不散的文字，这是我读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的感觉。
中国人整体地被愚弄了，被他们所崇拜、畏惧又信赖的权威玩了一把。最惨的是所谓知识分子，一切权威最怀恨在心的人，就是他们。肥头大耳，尖声尖气的如来佛把这一小撮知识分子们抓起来，放到手掌心，笑着告诉他们，可以随便拉屎撒尿，但这些孙悟空没有任何机会，刚作势要翻跟头，只见那如来佛已经解开裤子，掏出家伙，一泡黄尿淹没了所有的声音、感情，甚至愤怒。掐灭烟头，我听到一声奸笑。知识分子没有愤怒，而且据说他们在洗礼之后得到了火眼金睛，还很为此追忆自豪了一阵子。游戏还在继续，规则仍未改变。
如你我跑不掉，躲不开，不生气，不愤怒，只找一把小伞，藏着。
《闲读中西》 第一部分读贾平凹
孟庆德发帖时间：2002102612∶12∶00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一些年来，许多文学作品，从语言到结构直至人物的造型和对话，都似明清小说的翻版，而一些散文随笔，更是把整个古代散文的版都翻了，这其中，尤以贾平凹为厉。正像李天纲在《近代上海文化与市民意识》中所说的：“更奇妙的是，现代作家模仿当时的笔法，写《废都》生活，居然和当时相差无几。”
这似乎不能完全归之于现在的社会和古代的社会有些像。
我以为，贾平凹的许多小说、散文，包括他的那部《废都》，都是闭着眼睛写出来的。
曾以为贾平凹的《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