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读中西-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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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贾平凹的许多小说、散文，包括他的那部《废都》，都是闭着眼睛写出来的。
曾以为贾平凹的《笑口常开》是他难得的一篇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品，谁知后来发现，他只不过是把金圣叹的33个“不亦快哉”变成了19个“乐而开笑”，后来竟有人又把这“不亦快哉”的二手货拿去，干脆直接做了题目，又一路模仿了一遍。这可真是让人没有办法。
若有文体家，贾平凹不是。贾平凹的语言和形式都是从古人那里偷来的。可以这样说，贾平凹的每一篇散文背后，几乎都藏着一篇古人的作品，至少是一篇。
旧瓶装新酒，结果现代人都穿着古人的衣服，说古代的话，走在古时的街上。
贾平凹在小说界远离时代搞仿古建筑，贾平凹在20世纪80年代写古代的白话小说。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贾平凹的作品中经常散发出一种陈腐的气息。贾平凹是中国古老的城墙伸出的一道阴影。
这阴影也有后续，比如那个贾平凹“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孙见喜，整个又一贾平凹的翻版。而水平不如孙见喜的贾平凹的膜拜者，却又更多。
“草原部落”的主编贺雄飞在一本书的序里说：“梁晓声、贾平凹们是文人，钱钟书、季羡林们是学者，鲁迅、顾准是思想家。”这个评价在贾平凹们看来有可能会认为是一种贬低，但依我看，实在是有些拔高了。
好在贺雄飞在另一处又有了更高的认识，他指出，贾平凹的作品，就是一种贾平凹式的腐朽。
贾平凹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他用一种时期内的人们认为不错的东西蒙骗了一些人的眼睛。
我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贾平凹是故意在骗。贾平凹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他并不知道。
二
只要拿来，文章还是有的可写的。
把现代汉语，拧去现代成分，到古汉语里浸一浸，这就是贾平凹的语言。
以天干地支标记年份，或孤身一人，或呼朋引类，于山水园林之间，街衢里弄之中，行仿古之事，运仿古之思，发仿古之感慨，而在人情世态上，也多作仿古的描述，这就是贾平凹的文章。比如，白霜染地，邀友携酒，走廊穿亭，绕池越台，乘船泛湖，游园访菊，酒未三巡，墨菊大开，湖上归来，有清洁工半文半白地笑而曰：“噫，这花是等待你们开呢。”这让人想起张岱。再比如，旅游某地，入店沽酒，人要两毛，却给一元四，还理论说：“清静值一角，山明值一角，水秀值一角，空气新鲜值八角，余下一角，买得吾之高兴也。”整个让人想起明清时代的封建文人。而把清人刘熙载的“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拿来，编个故事，扩而大之，这就又是贾平凹的《丑石》。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贾平凹的《笑口常开》，文章由19个小故事组成了19个“乐而开笑”，其中有些个故事让人看着眼熟。比如，以京广大铁路为界，把中国划为东西两大部分，有一个故事在东半区内是这样讲的：两人入厕，全忘带纸，见地上脏纸一块，都想拿来用，又都不好意思，就都蹲着，牛犟起来，其中一位，家人见他久久不归，便打发孩子来看，那人冲孩子喊：“去，回家拿块大饼子来，我跟他靠！”这故事越过京广铁路，到了贾平凹那里，孩子被删去了，变成了一个拾废纸的，铁条一点，将废纸扔到垃圾筐里，背走了。
林语堂口口声声赞美晚明性灵派，写起文章来却老实，他喜欢金圣叹的33个“不亦快哉”，就老老实实说出来，并老老实实地仿作了几条。林语堂不如贾平凹机灵。
以古人的思想为思想，以古人的形式为形式，以古人的语言为语言，贾平凹的许多文章都是“集大成”之作。在“集”的过程中，贾平凹被他“集”的对象所同化，变成了其中的一部分。我总觉得，贾平凹就像古老城墙伸出的一道阴影。
贾平凹出生在丹凤，丹凤属秦，秦那个地方，多的是秦砖汉瓦。
周作人曾说：“我恐怕也是明末什么社里的一个人。”
《闲读中西》 第一部分读《平凡的世界》想到的
无聊斋主人发帖时间：2002103112∶49∶00
对古典文学的沉迷和对当代文学的忽视，使我错过了不少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路遥出生于陕北农村，中学毕业后在乡下当过老师，后又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这样的出身和经历使他对陕北的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会，写起农村题材小说来可谓得心应手。农村、农民、农民的生活，这正是吸引我一气读下去的主要原因。小说勾起我对小时候艰难生活的回忆，使我头脑中那日渐模糊的农村生活开始鲜活起来。
小说从1975年写到1985年，这正是中国农村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小说以陕北一个普通的农村——双水村——为中心，展开对这十年间农民生活的细致描写。作家细致的笔触让我叹为观止，没有长时间的亲身体验，是根本写不出这样一部小说的。在阅读过程中，我总有一种误觉，以为小说写的就是我的故乡岩丰村的情形；孙家的故事就是我家的故事。我的家乡岩丰村地处山清水秀的湖南湘东革命老区，小说写的却是北方，确切地说是陕北的延安地区。书中不时出现的“窑”字，总是提醒我，这是在讲陕北，而不是我的家乡，否则，我一定会混在一块了。
一个村就是一个地区的缩影，而一个地区也是整个中国农村的缩影。年轻一点的读者或出身城市的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这部小说来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生我养我的岩丰村同属红色革命老区，与小说中的双水村并无二致，只是，较之双水村，岩丰村的糟糕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多数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很大一部分农民处于赤贫状态。双水村的孙玉厚一家，就属于这种情况。对于这一点，我个人有深刻体会。我们一家人尽管起早摸黑赚取工分，但还是吃不饱饭，有时竟到了以麦子皮（喂牛的食物）或野菜充饥的境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生活有所改观，但直到80年代初，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首倡的生产责任制在很多地区仍未实行。我所在的湖南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改革也来得迟缓。我高中毕业的那学年（1982—1983年），我们班有的同学（包括我）仍吃不饱饭；至于菜，一年到头都是吃三分钱一份的南瓜汤。小说写到，1975年孙少平上高中时，吃的是最差的丙菜，这一幕与我的遭遇何其相似呵！
小说还写到，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最大功绩是使八亿农民吃饱了饭，但是，仅仅吃饱了饭远远不够，农民还需要钱，如买肥料、缴农业税、供孩子上学等都需要钱。好不容易填饱了肚皮的农民兄弟们又遇到了新难题。
小说中的人物一个个都那么真实，如同我小时候所熟悉的亲人或父老乡亲。
孙家老大孙少安13岁小学毕业，回家帮父亲做农活，能干、坚毅的他逐渐代替父亲成了全家人的依靠，18岁便当了生产队长。他婉拒了自幼青梅竹马而后在城市当老师的姑娘的追求，很实在地娶了个农村女孩子。改革开放后，当事业遭受挫折时，他没有气馁，逐渐成了整个公社闻名的富户。正当全家人春风得意之时，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却患下绝症……我的二哥隐隐然有少安的影子，12岁就回家务农，没有二哥，我就没有希望上大学。少安的不幸是妻子患上癌症，而我二哥的不幸是自己患上癌症。通过做手术，刚38岁的二哥保住了一条性命，但身体永远残疾。让二哥感到高兴的是，他自己的孩子也上了大学。现在上大学的费用是农村人感到头痛的一难题，我听说一些考上大学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不得不放弃上学的机会。我侄儿每年近万元费用都由我全部承担，不用二哥操心了，算是对他的一点报答。
小说中另一角色——少安的叔叔、大队支委孙玉亭给我印象极深。这位农村“革命家”在农村社队集体中，虽然生活艰难，但革命热情饱满。后来，虽经历了农村改革的洗礼，却仍旧沉湎在过去的集体生活中，有时甚至梦想复辟，再搞集体。他常年衣衫破旧，尤其是那双破鞋，成了他孙玉亭的代号。这个人令我想起我们大队（那时的村叫大队，乡叫公社，有时简称社队）的那位支委“老胡子”。我不知道“老胡子”到底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大人背后都这样称呼他——注意，我这里说的是“背后”，当着他的面，社员兄弟们是不敢这样称呼一位大队支委的。与孙玉亭一样，“老胡子”也是常年穿得破破烂烂，平时气喘吁吁，像个痨病鬼，但一旦有集体活动，他就特别来劲，例如开批判会，他总是挺在台上带头挥拳高喊口号，拿木棍或皮鞭抽打地主们。还有一件事也是他的专利：每当大队放电影，都是由他带着几个地主去挑电影机。我们这些孩子们就跟着电影机跑，同一部电影连看五六遍。
田福堂是双水村的最高党政长官——大队支部书记。这位支书给读者的印象并不是太坏。改革之前，他当然是春风得意；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田福堂也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但最后还是适应了新的政策和环境。与我们岩丰大队的领导相比，田福堂无疑算是好人了。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我们大队的“余书记”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比田福堂的权力要大得多。如果我给“余书记”及其他支委们戴上“仗势欺人”、“不可一世”、“鱼肉乡里”之类的帽子，社员（现在叫村民）们一定会佩服我精准的眼力。一天，我的一个才几岁的侄儿在路上碰到“余书记”，就指着书记说：“余××，你是个坏人，靠我们养活你！”当时书记的肺应该气炸了，但面对几岁的孩子倒不便出手，回头找我父亲。后来不知道如何处理的，反正父亲那一向惶惶不可终日，似乎大难临头。大队的支委们还有一个现在想来真是让人不可置信的“嗜好”，就是用各种手段勾引或强迫他们看得上的妇女就犯，有时是集体性出动，而她们的男人只能忍气吞声。面对现在的贪官污吏，有人往往回忆说毛时代没有贪官，事实上，那个时候农村的基层干部比现在的干部贪得多、坏得多。
小说如果不写爱情故事，那一定不成其为小说了。这部小说涉及爱情的故事很多，粗粗盘算了一下，主要有：孙少安与田润叶、贺秀莲；孙少平与郝红梅、田晓霞、金秀、武惠英；武惠良与杜丽丽；叶风铃与杜丽丽；田润叶与李向前；吴仲平与孙兰香；王满银与孙兰花；金强与孙卫红等（姓名或有出入，未与小说核对）。多数爱情故事都很自然、真实，如武惠良与杜丽丽、吴仲平与孙兰香等，有的还让人非常感动，如田润叶与李光前的爱情。但主要人物孙少平、孙少安等人的爱情故事却有牵强附会之嫌。已是公派老师、生活在城里的美女田润叶会苦苦追求农民孙少安？地委书记的漂亮女儿、大学生田晓霞会对矿工孙少平一往情深？这些故事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我们所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真实生活不是这样的。路遥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少安兄弟的爱情故事呢？是不是路遥的某种自卑心理在作怪？——任何时代，泥腿子都受歧视，同是泥腿子出身的作者偏要安排两个漂亮的城市姑娘穷追两个泥腿子。我没有轻视少安兄弟的意思，我的过去以及我的父兄们都是泥腿子，只是觉得故事不切实际。还有一点与真实生活不符的是，小说中的女性都是漂亮女人。其实，只要性格刻画合理、典型，是不是漂亮女人并不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
不久前一个晚上，我在华发北路闲逛，走进一家破败的邮政报刊亭。报刊亭内有一些旧书，其中有一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平凡的世界》。因为经常在书店看到这套书，网友夜飞雪又特别提到过，我就问老板这套书多少钱。老板说，如果我诚心要可六折。这个价格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至少都得八折。我便得寸进尺，最终以五折成交，共花24元。花这点钱买下一套百万字大著，感觉特划算。回家才发现里面有不少错字，怀疑是盗版，但仔细检查一番，又找不到盗版的证据，最后为自己找了个心安理得的理由：正版书有时也可能有不少错字呵。
《闲读中西》 第一部分马原的风景
朴素发帖时间：2001050812∶53∶00
当我在书店里看到小说家马原的散文集《两个男人》时，内心有种难言的忧伤。往事早已淡去，惟有文学的身影或明或暗。马原——这位中国最有才华最有哲学悟性的小说家，消失文坛已有多年了，只是最近他才出版了文学讲演录《阅读大师》，开始“后小说家”贩卖经验的“江郎才尽”之举。然而正是马原第一个意识到当时的小说叙事有着重大的缺陷，才在那个时候开始了他天才的探索，以《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等一批小说震惊了中国文坛，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啊。遗风所及，一大批的实验者涌现出来，如余华、格非、北村、苏童、孙甘露、吕新等人。他们都曾写下了许多精致而极富形式意味的小说，给文坛带来了崭新的写作经验，“真正的革新者总是力图使我们切身体验到他的创作矛盾”。现在看来，形式与文体的探索，有力地训练了这批先锋作家的叙事艺术，大大地扩展了小说的表现力，为他们后来写下《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余华）、《欲望的旗帜》（格非）、《米》、《我的帝王生涯》（苏童）、《玛卓的爱情》、《水土不服》、《施洗的河》（北村）等优秀小说奠定了基础。
对形式的迷恋是一个先锋小说家的存在标记。但对其他的作家来说，形式是否就不重要呢？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学一直强调内容，认为形式仅仅是为内容服务的，没有内容，形式根本不能独立存在。但在20世纪小说写法的千变万化中，形式往往已经成为内容，或者说形式就是一种内容。先锋从本质上讲是拒绝现实与主流的，先锋是一种自由，先锋是一种精神。先锋派小说对现代汉语的结构规律与审美属性的探索达到了一个空前成熟的境地，但对语言自身的过度迷恋可能也限制了它对超越性世界的关注与表达。这是一种两难的处境，但真正的大师便是在这两难的处境里有着行走自如的能力。写作就是一种冒险，规规矩矩的文字是耐不住岁月的侵蚀的，异端的美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后来者所发现，文学史同时也是发现史。
马原是大师吗？我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正如我无法判断高行健的成就，因为许多文学评论家都认为当代文坛没有大师可言。上海的批评家吴亮在他那篇著名的评论《马原的叙事圈套》里，也仅仅承认“马原是属于最好的小说家之列，他是一流的小说家。”吴亮认为：“马原的小说主要意义不是叙述了一个（或几个片断的）故事，而是叙述了一个（或几个片断的）故事。”前一句的重心在于“一个（或几个片断的）故事”，后一句的重心在于“叙述了”。也就是说前一种意义是在强调内容（写什么样的故事），而后一种意义则强调形式（以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