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5李敖自传与回忆录续集-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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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告诉他我正在研究贞操观念。他手中拿两本伪组织时期杂志（「中和」杂志）。我说：「您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四、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赴姚先生处登记论文，姚不明吾题意，最后商量结果，订名为「宋代婚姻解消及其社会约制的初探」。并谓再写一份目次，他将送给胡适，问问胡先生的意见。言及故宫监守自盗事，「一笑缘」与欧美变相之妾（私通之盛）。姚先生手勤甚可佩，他劝我入研究院，并去中研院做事。 五、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姚先生信来，打电话给陈淑平。写限时信给启庆（按：信是二月二十二日写给我的，约我们去听二月二十四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的演讲，讲题是「真的历史和假的历史」）。
六、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午前与姚老谈，姚老多鼓励，并说胡适向他问我：「你们那『胡适迷』怎样了？」
七、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与姚先生谈。姚又要我去看胡适，并写一介绍信如下：胡颂平先生（中央研究院秘书）颂平兄：兹介绍台大历史系四年级同学李敖谒见，祈赐接谈。李君素钦敬适之先生，收集胡先生著作亦最全。胡先生待之如罗尔纲，唯尚未念完大学耳。彼欲谒见适之先生，请兄代为安排为感！祝近好！弟姚从吾敬上四月八日。 八、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晨与姚老谈，又劝我看胡适，意谓胡颇欲使关系深切也！
九、一九五九年四月三十日上午十时后在台大医院四楼特别病房与胡适谈，先经与胡颂平秘书谈，时胡适正有客人，胡适之见我大呼「李先生」，请我坐，我说等一下，遂再与胡颂平谈。胡适头大而清●、蓝袍、褐袜、拖鞋。他的客人走后，我们大聊一阵，他颇怀疑「名公书判清明集」的时代，我却不以为然。 十、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三日晨与姚老谈文人性情，姚先生言增才（王曾才）等言我个性之强，一决定，任何人的话皆不听，此北方之强。个性强者皆易过度而流于不听人言。又言文人方能治史。姚老似有延我为胡适秘书之意。
「叹众老之中，竟无一可为吾师者！」
虽然在这方面，我在日记中留有这些纪录；但在另一方面，日记中却也留有我对「胡适姚从吾」他们的失望：
一、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赴南港，听胡适讲演「真历史与假历史」用四百年的水经注研究史做例子。与启庆晚饭于铁路饭店，并同逛街，赴植物园夜游甚快乐，又赴中央图书馆谈天。叹众老之中，竟无一可为吾师者！ 二、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傍晚覆徐高阮一长信攻击胡适以下的老朽们。我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
三、一九五九年五月九日读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合着「人权论集」，深感吾之方向在此不在史也。
这些日记表示的是：我显然不以「胡适姚从吾」他们的水平为已足，也不以做学者、终老于史学学术研究为已足，我的目的是超越他们，是我经世致用、为人权战斗的方向。虽然做学者我也满在行，可是，这又怎么够呢？
到了一九五九年七月七日，我把「『宋代婚姻』研究计画」送给姚从吾老师后，第二天与他长谈四十多分钟，那时我又有感情上的其它原因，就决定去当兵算了、不考研究所了。七月十日有日记如下： 晨启庆携来姚先生信，力劝我不可放弃研究所。姚先生昨晚请其来舍找我，适我不在。姚先生今晨言赴校与我面谈，我却不欲见之。
就这样的，我就决定南下了。八月一日，我向姚从吾老师辞了行；二日就上了火车。当天送行的有周弘、景新汉、马宏祥、白绍康、华昌平、李华俊、陈又亮、陈鼓应、祝庭生、张克斌、袁祝泰、朱广诚、黄锡昌、施启扬、佟耀勋、阙至正、孙英善、林淑美、杨祖燕、杨世彭、袁天中、萧启庆、王尚义、陈良●、王曾才、李耀祖等。我在台北的五年大学风光，就此告一段落。
送钱
一九六０年二月十二日，我在部队里收到十日萧启庆的信，有这样一段：
日前与姚老谈，他认为在我们班上，在各方面，您都是最成熟的一人。又说您不轻易写东西，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很象样」。我很赞同他的看法。
到了九月，我北上一次。九月二十一日有日记如下：
上午与姚老头谈，老头又欲给我钱，并劝我明年考研究所，三月至七月他准备每月给我五百元，我当然不肯要他的钱，他又送我大陆杂志合刊。 九月三十日，我收到萧启庆二十八日的信，有这样一段：
二十二日上午，到第一宿舍访您未遇，据他们说，您宿在老景家未回来。十点多回到研究室，章铨告诉我，我出去时您曾来过。我再四出寻您时又寻不着了。我们很久未曾长谈了，这次您北来，又阴错阳差地失去了和您长谈的机会，实在很遗憾。二十四日上午，姚老又命我送两百块钱给您「济急」，我知道您已经走了，而且，即使还在也不会收他的两百元，虽然如此，还是走了一趟，果真您已在前一天南归了，再回去向姚老报命，并把款子还给他，并代您谢了他的好意。
我在日记上说：「姚老头儿实太热情。」十月三十日，我又收到萧启庆二十六日的信：
昨日和姚老闲谈，据他说，胡大博士仍有意「栽培」您，但希望您读完台大历史研究所。姚老也为您想到解甲后的职业问题，他想聘您为国家讲座的研究助教，虽然规程仍未决定，但他认为不会有太大问题。如此，您便可以安心读几个月的书，而不必为酱爆肉担心了。他叫我现在不必向您透露，所以您去信也不必提起。
「师儒之席，不拒曲士。」
十一月七日，我在营房里，借老士官刘云的灯光，写了一封信给姚从吾老师，这是我在他两次给我写信后，第一次给他写信，全文如下：
从吾师：
启庆来信道及老师托他送钱给我的事，非常感激您的关怀，四年来，老师对我的照顾实在很多，不论在治学上做人上乃至经济上，我都经常沾到您的教泽与鼓励。我不敢自诩您特别爱护我，因为您的热心使许多人都受到奖掖与实惠，但我又经常感觉到在您年轻一辈的学生中，以我受之于老师的最厚，而老师也关切我最深。在我五年大学生活中，没有第二位老师能这样热心指导我帮助我，也没有第二位老师肯这样不倦地一再照顾这个好立异、不大安分的学生，可是您却做得使我简直当不起，使我除了心中默默的感动外，不知如何答谢您的好意。 柳子厚在他「与太学诸生书」中写道：
绳墨之侧，不拒曲木；
师儒之席，不拒曲士。
这真可说是老师对我的风度了！
读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在第二十章中，有这么一段话
A teacher affects eternity； he can never tell where his influence stops。
我抄这段送给老师，谢谢老师！
李 敖 敬上
四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夜
明年二月可退伍，最近又有提前于下月退伍之说，退伍后定将北上，面候起居。
马戈来信
因为那时候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尚在草创阶段，姚从吾老师为我出路打算，倒也不限于助理一职，他也想过推荐我去大陆杂志社。十一月十八日，我收到马戈十六日的信，向我透露：
日前姚老来杂志社将兄论文持交主编赵先生，适赵不在，谆谆嘱我转告：努力表现，工作可以想办法，渠有意荐兄于敝社，弟当然欢迎，此事虽不理想，但以之待机，似仍差强人意耳。而赵先生看胡博士金面当不成问题至于大作之精采处，渠定与姚先生一斑不解也。
马戈就是马宏祥，他在历史系比我高一班。他和我在知识上都是前进人物，对「姚老」、「赵先生」（赵铁寒）诸公，我们都嫌他们太迂了。
萧启庆来信
十二月十一日，我有日记如下：「启庆来信，知『研究助理』差使大概无问题，可谓好消息。」启庆信如下：
敖之：
很久未接到您的来信，谅是军务繁忙所致；大演习已竣，您可以好好休养一下了，有无北游的计画？
姚老昨和我谈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诉您，正式的名义是：「国家讲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无配给，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愿意？工作不会太忙，不致妨碍您原定的计画，不必犹疑。助理有两名，另一名已内定为陶晋生。王德毅兄亦托姚老觅职，姚老想把他介绍入中央图书馆或大陆杂志（接老马事）。
近来情绪周期又届低潮，甚落寞，昨夜外出访友，找了四个人，竟然都落空，更觉难过。
兵役法将修改，学校中人心惶惶；首当其冲的是我，本来是第八期预备军官，现在可能要变为第×期国民兵了，想做硕士，结果竟连上士也做不到，祇有徒呼负负了。
下面有首油诗，是我们尊敬的一位长者的「文学」作品，写在他的日记前面，算是他的座右铭，作者是谁？我不必道其名，您看看诗便会猜出，而且您一向最「佩服」他的「文才」的。吾且慷他人之慨，抄在下面，当可供您解颐，诗云：
吃饭要吃饱，
午晚都睡好，
工作依时进，
余随自然了！
如何？猜出是出于谁人的手笔？
盼来信！
启庆
听孙英善说，您曾有作品在联合报发表，我可惜未看到，可否将「拔刷」掷下，让我拜读。
当晚「人静后」，我回信给启庆：
前几天曾返中谋教席，铩羽而归，若走投无路，只好就「助理」之职，此事并非不欲为，盖我恐辜负老头儿一片好心，我耽心我的耐心与能力是否可与之共事？是否可有助于他？否则拿干薪太不好意思，设想老头儿若聘了我，我工作不力，他一定不好意思解聘，只好暗中叫苦，那该多伤感情？除非我再花两三百元另请个「助理的助理」，专门代我捉刀，料理本师托我之事，我则从中净赚七八百元，亦一好生意也！哈哈！姚老既考虑至再，终托你问我之意，我「当然欣然同意」，烦你暇时可回复之，新年我将北上一次，届时可与之面商尺码，尊意云何？ 至于启庆信中提到的诗，我一看即知「油诗似出自士鳌老兄手笔」，后来证实，我的判断不差，那的确是姚从吾老师的「文学」杰作。这一杰作，似乎修改本颇多，据方豪「我所认识的姚从吾先生」（「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五期），说：「姚先生有一首通俗的养生之道的五言诗，常喜为人念诵，我即取为上联，另撰下联，不计工拙，凑成挽联如下：吃饭八成饱，觉睡十分好；按部就班去，听其自然老。书读万卷勤，文写百篇精；循规蹈矩来，看你平安归。」可见真有不同的版本呢！
「十三年和十三月」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联合报」刊出「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五十年度研究讲座教授助理研究人员已正式聘定四十二人」。我名列其中，助理一事遂告确定。
我在「十三年和十三月」（「文星」第六十三期）里，对我这段助理生涯，有过「不安于位」的描述：
历史系毕业后，我开始做预备军官。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快退伍的时候，姚从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五十年二月六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天以后，又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颇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七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那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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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三十八年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想着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我万万没想到在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十四年后，我竟被这书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发生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忧宗周之陨」的孤愤。 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那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平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平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ＩＱ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它」，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向往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尤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