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梦-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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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怏怏地回到了住处，感觉自己遭受了巨大的挫折。
从那个晚上起，我失眠了，即使睡着了，也会突然惊醒，一身冷汗。
“黑”这个字眼再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也再一次否决了这条路。我知道，如果我真的黑了，就真的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我相信我的路还没走到尽头！
不就是要向移民局证明金凯平是澳洲急需的、又一时找不到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吗？
我办得到！
我重新准备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资料，包括了我在中国的简历以及中国经济专家和学者的推荐信，还有我和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签署的工作合同以及经济学院院长Grame教授的亲笔支持信。我知道这些还不够，最好能再争取到澳洲工商界重量级人物甚至政府官员的支持。
接下来，我马不停蹄地拜见了三十多个重量级的经济界、学术界人物及政府官员，我向他们推荐我自己，描述我将在澳洲贸易这台大戏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告诉他们，澳洲现在急需要了解中国，急需能帮助澳洲企业家与中国做生意的人才，而这种人才，目前在澳洲本国公民中几乎是没有的，只能从中国留学生中找，而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是最适合的！
我的自信赢得了他们的支持，最后，我终于成功拿到包括澳洲政府的商业部长及维多利亚州工业厅高级经理在内的三封最重要的支持信。
此外，我还附上了我在澳洲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
所有这些都在证明我是一个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澳洲急需的人才。移民局应该为我签发一个工作签证！
在我的第一次申请被拒绝的第八天，我又向移民局递交了第二次工作签证申请。
之后，我便每天查看信箱。我们那个楼共有八户，也就是说有八个信箱，排成两列。我的单元是1号，排在上面一排的最左边的位置。每次拿到信后，一看没有移民局给我的信，就会很焦虑，一会儿担心邮递员会不会把我的信放进别的信箱，比如我下面的信箱，或者是我右边的信箱；一会儿又担心我的邻居会不会错拿了我的信。有时，我还会去查看我的右边邻居和下边邻居的信箱。如果他们的信箱里有信，而且没有移民局给我的信，我就会多少轻松一点，然后去等明天。可是如果哪个邻居的信箱里没有信，我就心里没底了。现在想想真可笑。
终于有一天，12月16日，移民局的信来了。移民局的信上面印有澳洲国徽，我一看到澳洲国徽心里就紧张起来——移民局的信！是批准了还是又拒绝了？
我甚至不敢打开那封信！
我把那封信拿回屋，放在我用两个牛奶箱搭成的“桌子”上，端端正正地放好，认认真真地望着，我的心在剧烈地跳着，我的手在剧烈地抖着……
我甚至在想，如果又拒绝了怎么办？黑了？回国？
我不敢想下去，只好打开信封——批了！移民局批准了我一年的工作签证！
压在我头上的巨石终于移开！
我估计，这可能是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的第一份工作签证！
我常听人说，工作签证的下一步就是永久居留，永久居留两年后就可以转为澳洲公民。
在当时，对于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说，要是想留下来，只能与澳洲人结婚，或者和已经有澳洲公民身份的越南人或华侨结婚，除此之外，很少有其他的渠道可以留下来的。小玉走的就是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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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成功第三击（2）
…
可我，是靠自己的努力留下来的。我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是小马达带着我战胜了恶运，带着我度过了人生中又一次坎坷。
工作签证的获得使我重新恢复了自信，是的，只要努力，是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
我选择了一条与别人完全不同的路，我到底成功了！
12月份的墨尔本比较热，气温有时高达40度。
我就在这炎热的夏季里，每天坐在屋子里，写啊写。我已经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签证问题解决了，工作也有了着落，应该安心写书了。
只是有一个问题，手头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即使是算计着花，省着花，要维持到明年2月份去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的中国经济和贸易中心上班，也还是比较紧张的。
还应该想办法赚点钱，以解燃眉之急。
Jack给我出了个主意：你不是在来到澳洲的第五天就去墨尔本大学讲了一堂中国经济问题讲座吗？墨尔本大学不是还给了你45个“刀勒”（澳元的英文读法）吗？接着干哪，小金子！墨尔本有多少间高等院校？总有十几二十间吧？你就一间间讲下去……我给你算算啊，一间45个“刀勒”，十间就是450个“刀勒”，二十间……操那！二十间就是900个“刀勒”了！你小子这样不就发了吗？！
于是，我就一边写书，一边联络墨尔本的高等院校，一边到处去开讲座。
还真就叫Jack说着了，在1987年结束前，我以中国经济研究学者的身份，把墨尔本的二十多所大学大专几乎全讲了一遍！
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很忙，有时我真的希望自己要是有三头六臂就好了。
开讲座早已是轻车熟路，不过，又要联络又要去讲，时间搭进去不少。
关键是写书的任务比较艰难。我所踏入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一边写，一边感觉自己的知识不够用。另外，我的经济专业英语词汇量远远不够，我一边写一边翻字典，写作速度象老牛拉破车一样慢。为了以后创作方便起见，有时候我不得不停下来，认真背诵几个常用的专业词汇。这些都要在保证书稿按照计划进度正常的情况下完成的。
为了写这本书，我还需要访问一批澳大利亚的企业家。
我的英语一般用用还说得过去，但是在和这些企业家做深层交流时就不胜任了。为了使我们的谈话能进行下去，我就尽量向他们多提问题。我的英语，一着起急来就乱了，有时一个长长的句子稀里糊涂地用了好几个动词。我的洋泾浜英语常常使得被我访问的企业家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另一方面，我的听力也有障碍。虽然我出来前曾在上海的英语角磨炼了许久，那时什么样的口音都听过，英国的，美国的，都听过，唯独没听过澳洲英语。我认识的那个澳洲人Peter其实是个英国人。澳洲人的英语有很重的当地口音，非常难懂。所以，我和采访对象经常处在互相听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的窘境。尽管如此，他们没有一个看不起我，反而因为我的执着，而真心佩服我这个中国留学生。
澳洲人是宽容的友好的，这也是澳洲多元文化的一种体现，也是我澳洲梦成功的一个外部条件。
我写得很累，每天写完了一段，就必须去外面散步，要不然就写不下去。
我在外面散步时，常常能碰到一些澳洲人。我发现澳洲人一般都很礼貌，老远看到你就堆出一脸笑容，象认识你多年的老朋友似的。有的时候他们还会停下来，和你聊一会儿。他们十分想了解中国，可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在他们的眼睛里，中国是个非常神秘但又非常贫穷的国家。是的，我们那时确实很贫穷，但远没到他们想象中的地步。他们最常问的问题就是，中国有电视吗？中国有冰箱吗？你们在中国也穿这样的衣服吗？对于前两个问题，我会告诉他们，电视和冰箱虽然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奢侈品，但在城市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的。对于后一个问题，我有时会产生莫名其妙的愤怒：中国人怎么了？我们也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现代人，我们也穿衣服裤子鞋子，难道我们是生活在原始部落的野人？草鞋皮裙？茹毛饮血？
我便越发觉得肩上担子的艰巨。
我要让澳洲人了解中国，我要在澳中两国架一座桥梁。
开始和澳洲人接触的时候，觉得他们多彬彬有礼，有教养，有同情心，为人宽厚；可是时间久了，发现他们始终与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冷也不热，不占你的便宜，也不给你太多的好处。我越发了解了西方人和东方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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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一个圣诞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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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我们住的公寓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同住人数上的变化，我们已经从最初的6人个减少到4个人。李刚被Jack骂走了，小玉被一个老华侨“拐”走了，只剩下Jack、Bill、Rebecca和我。我们每个人分担的房租也从最开除的15澳元，上升到22。5澳元。
其次，同住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小玉走后，Bill就搬进去和Rebecca同住了，这样，只剩下我和Jack住在客厅里。
再次，我们填了些“新”家具。
我们发现澳洲人都有一个生活习惯，不愿意保存旧家具，有了新的就想扔旧的。地方政府为了方便管理，规定每几个月有一次扔家具时间，到了那天，大家就会把自己不喜欢的旧家具扔在门口，等着政府派来的收垃圾的人来收走。
这对于我们这些刚刚从大陆来的穷留学生来说可是一个好消息。
那天Jack下班回来就喊我，快！小金子！跟我拣家具去！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在中国我从没捡过旧的家具，相反我会很看不起来我家附近捡垃圾捡破烂的人。现在自己沦为了捡破烂的人……同时我又没钱买新家具，目前怎么办呢？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此一次，以后一定要花钱买，而且要买新的，一年后我做到了。
我们先后拣了一台冰箱，一台电视，一个床垫和几把椅子。
冰箱拣的时候就知道是好的，扔家具的人在冰箱上留了个字条：此冰箱是工作的。可是电视就不知道好坏了。Jack说，管他呢，抬回来再说！我们抬回来，插上电一试，没影。正想再扔出去，Bill回来了。Bill说他可以试着修修。结果Bill三弄两弄就弄好了！
有了电视，冰箱，我们的家终于有点家样了。
1987年的圣诞节就这样来到了。
这是我们在澳洲的第一个圣诞节。我的心情很好，因为工作签证拿下来了，我可以在澳洲呆一年的时间。我们同住的其它几个人的心情也都不错，Bill和Rebecca同居了，Jack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我们都想轻松一下。Bill和Rebecca结伴去了墨尔本南部的企鹅岛去看小企鹅，只剩下我和Jack在家。
Bill和Rebecca的同居挑起了Jack对性的渴望，于是建议我和他一起去看脱衣舞。
我们住的Elwood属StKilda市管辖。我以前介绍过，墨尔本由市中心区和周边的大小几十个行政市组成，StKilda是墨尔本南部的一个比较繁华的行政市。StKilda有两样东西在墨尔本有些名气：头一样是我来墨尔本第一天就看到的那条又长又宽又直的办公楼街——StKilda大街；另一样就是有一个脱衣舞厅比较集中的红灯区。
我不是很想去，我对那种地方有一种莫名的恐怖感。在我的理解中，红灯区应该是妓女云集，毒品泛滥，黑社会横行的地方，也许进去的是两个，活着出来的就只剩下一个了。
我有这样的感觉并非空穴来风，前几天，墨尔本的主要媒体都曾报导过一名16岁的妓女被杀后弃尸街头的故事。警察是在红灯区背街垃圾箱的后面发现被害者的，被害者被剥得一丝不挂，乳房和臀部的皮肤被残忍地剥掉。这个案子在墨尔本引起了巨大的震惊，为什么一名16岁的女孩会去做妓女？为什么会被杀害？为什么又被剥掉乳房和臀部的皮肤？这些都成了市民们那些天最关心的话题。后来，有一个匿名者打电话给电视台，纰漏了一个惊天大案——有人用人皮做灯罩，牟取暴利！据说一顶人皮灯罩在黑市上标价数千澳元！举报人还说，人皮灯罩之所以能买出如此高价，一是因为人皮来源奇缺，二是因为人皮比任何动物皮都细腻。后来，又有人提供情报说，如果人皮灯罩所用之人皮是活人皮，如果那张活人皮又取之于未成年女性身上最细腻的部位比如乳房或臀部，这顶灯罩就可以卖到上万澳元的好价钱！
虽然后来警方证实，关于人皮灯罩的故事只是源于一个神经病患者的臆想，但还是把淳朴的墨尔本市民吓坏了，16岁上下的女孩都不敢一个人外出。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Jack，劝他不要去。可Jack执意要去，他说他打工的那家“国营企业”的所有工友都看过脱衣舞，只有他还没去看过，太丢份子了。他说开始他也怕，可是工友们都说，红灯区其实是最安全的地方，不仅有很多警察，就是黑社会也要维护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才能赚钱。
Jack就一个人去了。
我很佩服Jack一个人敢去红灯区，我觉得Jack自从去了“国营企业”打工后，人变的比原来自信多了。
Jack走后，我突然就有些想家了。
来到澳洲快三个月了，我好象是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想家。难道就是所谓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吗？其实也不全是，想想这三个月，又是忙于联络搞中国经济和贸易讲座，又是忙于谈判写《证明贸易指南》，又是忙于推销《餐馆指南》赚钱，又是忙于办工作签证……真的是连想家都没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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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一个圣诞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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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留恋上海的家。
我的家在静安公园转角处不远的一条新式弄堂里，那是一幢三层的小楼，共有三户人家。我家住是2楼，有3间房，是标准的市民家庭。说起来，那也是一幢水泥罩面的小洋楼，楼梯很窄、很陡，是红木的，油漆虽然早就脱落了，可是岁月把它摩擦得光彩依然。父亲对我们兄弟三人要求一直很严格，要我们不仅要用功读书，还要帮助大人做家务，一个雷打不动的项目就是三兄弟每天轮着洗碗，我那时还小，经常端着一罗要洗的碗在下楼时摔倒，把那些碗打碎……
大哥结婚搬出去不久后生了小侄子，于是把小侄子送过来住。我和小侄子一起住，他住下床，我住上床。他总是缠着我讲故事，后来我们长大了他又总是缠着和我下棋，他玩不过我，输了总是哭鼻子，可是哭完了再下……我这个人很怪，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下棋也是一样，明明棋艺比小侄子高一筹，却又从不肯让他。我的这种禀性虽然总是让小侄子哭鼻子，可却训练了他的棋艺，他现在已经比我下得好了。每天放学后，楼下的邻居天天与我下围棋，互有输赢，这等于是我每天的回家作业。
上海的天气是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冬天，要咬着牙钻进被子里才行，家里只有一个热水袋，总是给小侄子用；夏天热了我们就要打开窗子，在邻家的酣声中入睡。
过几天就是元旦了。元旦过后一个月，就又是春节了。
当然，春节总是最热闹的时候。爆竹，门联，秧歌，还有年夜饭……
父母的身体还好吗？小侄子还下棋吗？上次父亲来信说他在谈女朋友，是原来上海滩一个资本家的女儿……
不知道西方的圣诞节和中国的春节有什么区别，也是要家庭大团圆吧？也是要大鱼大肉地吃上几天吧？也是要互送礼物吧？
我现在只是一个人，没有团圆，没有大鱼大肉，也没有礼物。
我只能以这种方式过节：给自己放一天假，不再点灯熬油地写任何东西。
突然闲下来，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我就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拣来的沙发上。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White先生。
White先生是StKilda市政府秘书长，为了写《中国贸易指南》，我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