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梦-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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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持有异议。而且其后，在我的诊所成立时，两位政府卫生官员还都来了贺信，信上对我的诊所使用医生一词毫无异议。这一招非常聪明，相当是把中医师是否可以使用医生这样的称呼，也就是澳洲医生工会和我的这场争执，转变成政府的卫生部门与警察部门之间的争执了。
第三，我将提供五十封被我们的中医师治好了的病人写来的感谢信。这些感谢信将证明我们的中医师是多么的出色，这些感谢信也将在法庭上大声询问：如果象这样能治好本地医生多年没治好的病的中医师不允许被称之为医生，应该称他们什么？
第四，我最后还要提供世界卫生组织承认中国针灸技术的文件，以及针灸可以治疗的疾病的清单。此外，我还提供了中医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国以及世界上部分国家的大学里开办了本科专业的证明，以次说明了我们的中医诊断技术在世界上都是被承认的一种科学的医疗技术。
我把这些材料一件件地交给了律师麦克后，他的眼睛渐渐地亮了，他很兴奋地说，金，没想到你准备的材料如此丰富，而且具有说服力。看来，我们有希望打赢这场官司了。我先去和他们交涉一下，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得到了麦克的首肯，我的心就放下来了一半。
我爱神耐心地等候。在等待结果期间，我们的诊所照常营业，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但是，我们首先本着和解的基本愿望，立即在后来的各种散发的广告和资料中，去掉了“医生”这个称号，而改用“执业者”这个称呼，表明了我们并不想和澳洲医生工会进行竞争和对抗的诚意。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麦克突然给我打来电话：金，警察撤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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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我与澳洲警察打官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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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赢了！真是太好了！我几乎要跳起来了。
这场官司与危机，就这样由于我所提供的特别有说服力的资料而化解了。警方撤诉就等于是我赢了。
这个事情也给我了很多启发。首先，在澳洲遇到法律诉讼时千万不要怕，一定要沉着冷静，要想各种办法。当时有很多朋友都劝我把诊所关了算了，可我就要打这个官司。在困难面前，心态很重要，如果你的大脑总是被恐惧感所占领，那么能做的就是逃避，挣扎，拖延。这无益于事件的解决，灾难依旧。面对灾难，要学会冷静，以平和心态，分析并找到问题的关键，建立自信并取解决问题。
另外，我们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澳洲是一个公平的法律社会，律师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司法调节活动，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活动，任何人、任何权势都奈何你不得，这和那些法律不健全的非法治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遇到这类事情时的心态也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一定要沉着应对，不要惊慌，而是自信地去面对，直到找到所有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材料，让那些真实而有说服力的材料去讲话，就可以打赢官司了。
危机是考验一个人是否具有勇气，智慧，能力的时候，退一下就全军覆灭，坚持努力一下危机有时就过了。有时候，危机也使一种机会，当你能转危为安的同时，还有可能创造新的机会。事实上，我和维州警察局不打不成交，10年后，我陪同维州警察局副局长访问了中国。
说起来，1991年是我发展最快的一年，但也是我危机最多的一年。
我和澳洲警察及医生工会的法律危机刚刚平息，我的诊所内部又出现了人员危机。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记得那天我正在一个车行里选购汽车，我准备花三万澳元买一辆新车。
我正在谈着，突然接到Richard的电话。Richard就是给我出主意开诊所的那个人，也是我最早的合作者，现在代我管理我的第二家诊所。
Richard告诉我，诊所的其他四个中医师，最近一直都在背后谈论我，抱怨我给他们的分成比例太低了。他们的意思是，诊所现在的生意特别好，而和他们的分成比例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提高。Richard原来以为他们只是随便发发牢骚，过几天就会好了，没想到突然决定不干了，要走人了！
我立即暂时停止了买车的手续。我得好好想想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要比我买车只要多了，而且，假如我的中医师真的闹起“哗变”，我到底还要不要买一辆车，也是一个问题了。
说实话，刚听到这样的消息时，我有些生气。我觉得这几个中医师应该先和我谈，如果谈完了我依然不提高给他们的分成，再走也不迟呀？为什么不直接和我谈，把我蒙在鼓里呢？为什么说不干就不干了，说走就走了呢？这样我会很被动的。
而且，我有强烈的被过河拆桥的感觉。本来你们还在餐馆打工呢，是我让你们有了一个发挥本专业的机会，而且收入已经大为提高了。我就不信你们真的是要走人，不过是看着生意越来越好，你们也成了中坚力量，于是就拿走人来要挟我？
当时我很生气，真想索性先下手为强，把这几个人都给辞退。反正有的是中医师。
当时车行老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觉得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想问又不好意思问，只好尴尬地陪着我，呆坐在车行的休息室里。
我必须马上做出一个决定，要么提高给他们的分成，留住他们；要么索性炒他们的鱿鱼，重新找几个中医师。从感情上讲，是他们伤害了我，我真的再不客气。可是理智地讲，诊所的生意好了，这里面当然也有他们的功劳，这样说来，他们希望提高报酬的想法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我也想到，我一直没和他们签订长期的工作合同，可能也是造成他们不安心工作的一个因素。
我想了一会儿，理智战胜了感情。我决定留住这些中医师：
第一，提高中医师的分成比例；
第二，和这几个中医师们签定一个比较长期的工作合同，表示我合作的诚意；
第三，个别要走的，也要与他们理性地分开。
想到这里，我笑了。我相信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看来，新车还是要买的。
那天，我就这样把一辆全新的日本丰田佳美车开回了家。
第二天，我来到了诊所，召集那几个背后嘀咕着准备离开诊所的中医师开了一个会，宣布了我的两项决定：第一，提高他们的分成比例；第二，和他们签定长期的工作合同。
除了一个人坚持要走外，其余的人都留了下来。
我想我是对的，他们都是成熟的中医师，而且每个人手中都有自己的病人，留住他们也就留住了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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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我与澳洲警察打官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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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后，大家心里的疙瘩也很快解开了。
有时候，真的是“退后一步天地宽”，必要的时候就是要妥协，因为妥协是达成合作的基础；相反，意气用事可能会很痛快，但那却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会伤害双方的利益。
重要的是，既然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就应该各让一步，双方满意。
我的诊所一般使用的都是澳洲人做会计，这是从维护本企业的经济利益出发的。我们严格按照会计制度做事，从不做假帐，收入支出都是一目了然，帐目是非常清晰的，这样大家都有信赖感，对诊所的未来也有信心。
这件“哗变”事件令我看到了职称合作的重要性。
为了增强合作，也为了加深友谊，我在年底成立了一个“澳中中医中心经理联席会议”。我们定期组织活动，开会，交流，互相提高，共享信息资源。和快，三个诊所就犹如我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生意兴隆。
故事讲到这里，该总结一下了。
我于1987年10月来到澳洲，到1991年底，是四年多一点。
第一年，主要是打基础，写了两本书，搞了很多次讲座，并搞定身份；
第二年，主要是在三所高等院校里面工作，并买下第一幢房子；
第三年和第四年，成功创办了三间中医诊所，并创办了《新移民》杂志，奠定了我的未来商业王国的基础。
后来，我又在中医领域内发展了三年，我没有实现要在澳洲开办30家中医诊所的宏图大志。原因是多种的，第一是经过我这些年的不懈努力，中医已经在澳洲被广泛认可，使得开中医诊所变得容易了许多；第二是我为澳洲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中医师，这些中医师或者是在我的诊所里工作，或者是在我办的一些中医师培训班里得到了很好的培训，他们后来都成了我的竞争对手；第三是两年后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拿到了澳洲身份，他们也开始在澳洲安居乐业了，使得他们有了机会，也有了心情来发展自己的生意。
后来，我渐渐地淡出了这个行业。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在中医领域里已经没有了优势，还因为我又找到了更能发挥我的特长的新领域——地产行业。
我虽然淡出中医行业了，可是很多中医师都是从我这里起步的，他们像中国文化的种子一样，撒遍了澳洲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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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一封信换来澳洲总理的承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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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用一个章节的篇幅说说《新移民》杂志以及中国留学生的“居留行动”。
我在前几章提过，《新移民》杂志是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1991年创办的，她是一份综合性中文月刊，在当时华人社区特别是在中国留学生中影响非常大。
我们在1991年的３月26日这一天开始筹办，9月份正式出版。
办这个杂志的起因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来到澳洲读书。
他们刚来澳洲，无论是在定居、找工作、开办一些小生意，还是处理各种法律和商务纠纷上，都需要帮助。而且，大部分移民对澳洲的经济、法律和社会状况还不够了解，特别需要中文媒体来给他们提供信息咨询。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987年到1993年前后来澳洲，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形式，从大陆来到澳洲的华人留学生一共有10万人之多；而随着留学签证的到期，这些人中间的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成了“黑民”，所以，他们十分迫切地需要解决身份问题。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的情况确实非常危急。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黑下来了，估计有好几万人，他们终日生活在一种害怕被遣送回国的惶恐之中。另外还有许多人仍然在每天交给五花八门的学校不明不白的学费，只是为了延长签证，而不是为了真正求学。
在留学生中间，到底是留还是是走，根本拿不定主意。
留学生中间显然需要一个能够代表整体利益的组织，那时虽然也有很多学生组织，但是多各自为政，无法团结所有的留学生；或者换个说法，留学生需要象老华侨社区那样能够凝聚在一起，一起讨论，一起交流，一起行动。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组织，也没有形成这样相对稳定的社区，那时的留学生基本上还是一盘散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新移民》杂志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她有可能是把留学生凝聚在一起的媒介。
《新移民》杂志创刊之后，立刻受到了中国留学生和华人移民群体的欢迎。
很快，她又成了我们一直期待着的那种能够使大家凝聚在一起，并能经常凑在一起发表意见，交流信息的媒介。她代替了留学生组织，甚至形成了留学生社区——一个虚拟的中国留学生社区。
《新移民》杂志的内容十分丰富，通过大量的事实报道，和澳洲政策法律方面的信息批露，获得了留学生的普遍认可，每期都可以发行数千份之多。
通过这个杂志，我们做了大量的帮助留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工作。
有些留学生想做生意但又不敢，怕申请工作签证被拒，就会来电话向我们咨询。
我们杂志社也经常接到告急电话，说某某留学生又被警察局或者是移民局给抓去了，希望我们尽快伸出援手解救他。
有一天晚上10点半，我们编辑部接到一个姓刘的中国留学生从非法移民拘留中心里打来的电话，说他在里面已经被关了一个星期了，不知该怎么办，因为不懂英语，所以没有办法请律师，也无法获得保释，觉得前途渺茫，精神快要崩溃了。他从另外一个关在一处的中国学生处找到了一本新移民杂志，于是，打电话到编辑部。编辑部主任立即打了我的手机报告，当时我正在家里附近的海边上跑步，我立即赶回家中，同时拨了一个澳洲大律师的手机，请他出面保释刘。他说，没问题，但律师费谁支付，我告诉他刘支付，若有问题，我解决。第二天上班，他就去拘留中心解救了刘。
这件事我一定要帮忙。因为我也曾被送到拘留中心。我知道人被送到那里后的恐惧心情。
这样的事情我们干了不少。
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可以说是处在澳洲社会的最底层，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澳洲的中国留学生的主要来源一般有三个：上海、北京和广东。而老华侨移民则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那时，留学生和老华侨之间沟通得并不好。我也希望能通过这本杂志，让新老华人能够慢慢地相互了解。
在办《新移民》杂志的过程中，我迫切地感觉到，很多大陆留学生，对澳洲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期待，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各种涉及他们自身利益的澳洲相关法律法规，他们都想了解。我们的《新移民》杂志，就适时地承载和担当了这样一个发布澳洲主流社会信息的媒介的角色。
说起来，我办《新移民》杂志期间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我给当时的澳洲联邦政府的总理基廷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很重要，是和近10万名大陆留学生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那是1992年初，工党年轻有为的副总理兼财长基廷通过党内斗争，战胜了连续担任澳洲联邦总理长达十三年之久的霍克，坐上总理宝座。基廷总理上任后，引起留学生们的不安和担心。现在，好心肠的霍克下台了，年轻气盛的基廷上台了。大家关心的是，基廷会“按（霍克）既定方针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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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一封信换来澳洲总理的承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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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们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和读者来电，询问相关事宜，心情的迫切可见一斑，我真的理解他们，没有合适身份的焦虑，同是炎黄子孙，应该互相关照。当我将把准备写信给霍克总理的想法告诉编辑部的几位同仁时，大家的想法参差不齐，有一位还关心的说，这些人的身份与你关系不大，你已加入澳洲籍，还去操那心干嘛，不要去漟那混水，另一位则说，你给基廷总理写信，一定是打水漂，有去无回，但大多数编辑支持我，他们说不防一试，死马当活马医，说不定你还可以创造一个奇迹，是阿，我就像创造一个奇迹，为中国大陆同胞做一件好事。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坐在书房内，看着窗外的大海，波涛汹涌，一浪高过一浪，我决定给新任的总理基廷写一封信，争取他的支持。
我在这封信中主要讲了以下三点：1、许多华人团体非常关心这批中国留学生，希望澳洲政府给予关注；2、我以《新移民》杂志社社长的名义，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基廷总理能代前总理霍履行诺言，让这些中国留学生留下来；3、这批中国留学生是一批人才，是宝贵的财富，他们留在澳洲对澳大利亚，对澳中关系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我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