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梦-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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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维多利亚州政府官员在看了这封信之后，认为还不够。
为什么呢？我都有些恼怒了，禁不住质问起和我面谈的这个官员来。
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中国方面某一个领导人的个人的支持信，这肯定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中国江苏省省政府的正式公文。不是私人的信件，而是政府的公文……虽然我已经恼怒了，可是他依然这样很平和地对待我，金先生，您有把握获得这个批文吗？
我无言以对，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我最终能不能拿到这个批文。
我只好回去努力。吴江方面也在努力。他们早就把计划报上去了，可是江苏省政府就是不肯答复。
我在澳洲拼搏整整八年了，我经历了无数的风浪，但总是能转危为安。办工作签证是这样，办永久居留时也是这样，当我的中医诊所被告上法庭时还是这样……眼看着无路可走了，只有认栽认倒霉认输了，但我从不肯就这么认输，也总是能想出奇招，反败为胜。正可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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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澳大利亚工业园区”始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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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呢？难道这次真的要败走麦城？
说句老实话，中国那边的事，我是真的有点“有劲使不上”的感觉。
不行，正面无法进攻我打侧面！
我终于又想出一招，我敦促维多利亚州的工业厅立即发函江苏省计划委员会，请求回复对“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计划的看法。
这样一封信相当于是澳洲方面给了中国方面一个姿态——我们支持，你们呢？
这样一封信也相当于是给了中国方面一个台阶。
很快，江苏省计划委员会很快便给我们回复了：该工业园区计划仍在考虑之中，暂时未获批准。
我只好心急火燎地又去函吴江市政府，要求他们再想办法。
吴江方面最终回复我说：批文暂时办不成了。
就这样，我的宏大的设想，就这样卡在了一纸批文上。
尽管澳洲各级政府和一些大企业、大财团都希望见到这个工业园区能够顺利建成，他们也跃跃欲试，进军中国；但是，中国方面却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无法获得省政府的正式批文。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呢？中国方面为什么不支持呢？我要投资，引进澳洲的先进技术我要帮助中国解决人口就业问题，活跃地方经济，增加双边的进出口，为什么还不支持呢？
可我知道，我的计划必须马上停下来。我必须要悬崖勒马，否则损失惨重！
我紧急召开澳中集团公司顾问委员会会议，讨论这个事情。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达成一致意见，暂停推进“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全部计划。同时正式通知了吴江市政府，因未能获得批准，此工业园区计划暂缓执行。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失败。我败的很惨。整整一年的心血啊！
不过，说起来也算是个奇迹，在整个“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运作过程中，我竟然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这不是一个奇迹吗？本来，按照协议，我在项目启动的时候，必须打给吴江市一笔启动资金。我照着做了，把这笔启动资金汇到吴江市。这可是一笔巨额启动资金啊！可是，因为开户名与帐户不符，启动资金原封不动地给我退回来了！
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打过去的钱是退不回来的。可我却是因为帐户的原因，竟然分毫不少地全部退回到我手上！当公司财务部门收到钱后，告诉我钱回来了，什么打出去的钱还能回来？而过去，这种因为帐户的原因打出去的钱又被退回来的事是从没在我身上发生过的。
我感觉到是有某种力量在维护着我，不愿意看到我败得很惨吧？
到了这年的年底，“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计划终于划上了一个我十分不甘心的句号。
在后来的日子里，虽然我又曾继续努力过，但是，工业园区的计划最终还是停留在美好的空中楼阁，未能真的建成。
我觉得我很累了，我需要休息，在一种安静的环境中，认真反思。
平静下来之后，我就想，在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这个计划上，吴江市政府和我其实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特别是吴江市委书记和市长，一直非常支持这个事情，他耗费了很多心血，当这个项目无法继续推进的时候，他甚至比我还要着急和焦虑。但是，最终还是因为某些条件不成熟，我们的计划未能成功实施。
这对我有没有教训呢？当然有。
这次教训对我是非常大的，你看，我化了很大的代价，耗费了很大的精力，包括经济上的、精神上的和体力上的，我却什么都没做成。而且我也知道，这个项目的失败，还会给我带来一些名誉上的损失。
吴江市方面，为了这个“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计划，在土建方面，也已经投入了不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可以说，我和吴江市政府两方面都是这个计划的受害者。
那么，谁又赢了呢？
谁都没有赢。
那么，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
答案是很明显的：除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外，我们也没有获得中国政府高层的支持。或者我们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有与这个政府高层人士相关的部门参与到这个计划当中，很多事情就会顺利很多。这就是中国独特的办事方法。
我认赌服输了！
那么，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为什么能建成呢？同是一个江苏省政府，为什么厚此薄彼，批了新加坡不批澳洲呢？这里面的道理也是很简单的：我在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新加坡的缔造者”李光耀的合力推动下最终成功的。我算是老几？
是的，我也在中国官场上认识几个人，可是我的人际关系做的太表面了，根本没做扎实的工作。假如有一个主要的中央领导能够赞赏我的计划，事情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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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澳大利亚工业园区”始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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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我对建立“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艰难程度认识不足。就凭我一个小小的海外商人之微薄之力，来推动这么大一个事情，简直可以说是“蚍蜉撼大树”了，怎么可能成功呢？
实质，也可以说，我是有那么点自不量力了。
我毕竟离开中国已经八年之久了，早已不懂要用中国思维办事了。
所以说，是因为两国文化的差异，也因为天时、地利与人和仅仅差那么一点点，一个良好的愿望，一个宏大的设想，一个本来可以让澳洲和中国双方面都受益的计划，最终还是未能实现。
我想，这个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计划的失败，一定使许多关心我、对我期望很大的朋友与各界人士失望了。其实我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我也算是栽了一个很大的跟头，毕竟这个计划经过了媒体的报道，已经广泛地宣布了出去。
后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件，我又陷入了谣言和误解的包围之中。这是后话了。
很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再次回忆起当初筹建“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前前后后，我最终明白了，是我的理想与中国的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导致了我的失败。
我是一个理想主意者。
我总是想按理想的方式做一些我认为是对社会有益的事。
但是，仅有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
失败不仅带来痛苦，而且带来财富，这种财富是非常宝贵的，它会伴随你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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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进军澳洲地产，收购“霍克大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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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就这样过去了。1995年成了我付出最多收获最少的一年。
如果让我来描述我的1995年，那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我获得了宝贵的教训和如何对进一步发展的深刻反思。
整个1995年，我为了“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事不断往中国跑，也顺便推进了澳洲和中国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交流获得。
４月份，我协助安徽省与澳洲的北领地建立了合作关系，后来还建立姐妹省州关系，并且协助邀请安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北领地，我亲自做陪同。北领地在澳洲大陆的最北边，首府是达尔文。这里地广人稀，但是采矿业、畜牧业很发达，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和内地合作的。
此外，我还与《上海侨报》展开合作，在《上海侨报》上策划出版了“澳洲专版”，向上海推介澳洲，当然也推介澳中集团。借助于《上海侨报》的推广宣传，我的澳中集团公司在上海的知名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９月和10月这两个月，我率领了多达３７人的澳洲新华人企业家代表团，应邀出席了上海华商大会。这些年前往澳洲创业的新移民当中有很多上海人，他们和我一样，通过了这些年的努力，都在澳洲站稳了脚跟，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于是想回国发展。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墨尔本，比较出色的新华商中间，大部分都是上海人。那么其它省份的人呢？都去悉尼了吧？
所以，这次我率领的这个代表团算是回娘家了。上海的各家平面媒体，还有电视、广播等相继报导。而上海侨办也给予了我们这些归家的海外游子以极大的礼遇。
记得《解放日报》曾称我为“中澳交流的民间大使”，这对我是最好的褒奖和鼓励。
我在推进澳中之间的各项交流方面，确实一直很努力，也很用心。
年底的时候，我在给中国国务院国侨办主任写新移民工作建议书的时候，提了很多如何做海外华人华商华侨的工作的建议：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切实地关心和注意到新移民的崛起，因为这批新移民对中国，比任何一个时期的海外华侨的感情都要深，联系都要紧密，关注都要迫切。我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留学世界各地的新移民、新华人，是中国一个非常宝贵的战略资源，中国政府应该更多地关心、支持这一群体。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在政治上支持这个群体，在经济上扶持这个群体，在科技上与这个群体合作，这样才会最大程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好地为中国的繁荣出力。
我的这封建议书，得到了国侨办廖主任很高的评价，他说建议很有见地，这份建议书还转发了全国各地的侨办，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为这建议还发了一个内参。
当我的“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计划受挫之后，我也开始了对中医事业发展的再思考。
我首先去悉尼了解市场情况。在悉尼，中医诊所的市场情况还可以，因为悉尼的华人移民要比墨尔本多，大约有五十万，在街上走路，华人的面孔和汉语，会经常在你的眼前和耳边出现。就是说，在悉尼，单靠华人就可以支撑这样诊所的生意了。
不过，我也隐隐地感觉到了中医诊所的危机。虽然悉尼的中医诊所市场不错，但是，要开新的诊所，已经找不到好的中医师了。因为这些中医师有了澳洲的永久居留身份之后，都自己开起了家庭中医诊所。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中医师人才的危机。
我还去了澳洲东北部的昆士兰州了解市场，我发现，这个州的中医诊所发展的潜力倒是很大，不过，我要是继续开办诊所，也还是缺乏合格的中医师。
考察结束后，我失望地回到了墨尔本。
这次考察的结果，引发了我对中医诊所事业的认真思考。看来，我过去计划在全澳洲创办30个中医诊所的宏大设想似乎是很困难的事情了，因为大家都想自己开中医诊所。
我意识到我的中医事业的危机。
我于是当机立断，决定逐步从中医诊所领域里撤退。
做生意就是这样，当别人一窝蜂地干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这个行当已经快饱和了，需要另辟蹊径了。
后来证明，我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
当1996年迈着“嗵嗵”的步伐向我们走来的时候，南北两个半球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中国──是冰天雪地的冬季；澳洲──则是鲜花盛开的夏季。
在这样的季节里，我开始仔细思量和计划着我未来的道路。
中医诊所需要渐渐地退出，澳大利亚工业园区也胎死腹中；我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什么呢？
我必须继续开拓我的事业，拓展我的企业经营的范围，寻找到新的增长点。
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计划的失败，使得我对澳中集团公司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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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进军澳洲地产，收购“霍克大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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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决定，暂时放弃以中国为发展重点的策略，仍旧回到从前的以澳洲为发展重点的策略。这样的战略转移并不是说我要彻底放弃中国，我只是想尽快扩展和壮大澳中集团的实力；待我们有了实力之后，再回中国发展就不同了。
那么，靠什么来讯速壮大企业的实力？
中医已经决定撤了，出版印刷、澳中贸易交流、旅行社和留学咨询等领域竞争也很激烈，前者本来就没指它赚大钱，后面的几项，中国新移民正一窝蜂地糊上来，前景也只是一般。
必须另僻蹊径。
就在这时，我想到了投资地产领域，我要把人力型的企业转变成资本型企业。
说起来，我好象是突然想起要投资地产；其实，投资地产可以赚钱我在前几年就已经悟出来了，而且我也知道有人一直在投资地产，并且靠投资地产赚了很多的钱。那么我为什么就一直没往这方面想呢？是中医诊所太顺利了？还是澳大利亚工业园区太令人兴奋了？我看都不是，我看是时机还没成熟，或者是我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在地产投资上曾有过三块“试验田”——1992年买下的Burwood中医诊所不动产，1993年买下的Doncaster中医诊所不动产和1994年买下的三块连在一起的湖边的地。
1992年Burwood诊所的那块地前不久刚刚卖掉，净赚20万澳元；
1993年Doncaster诊所的那块地我去问了一下已经翻了一番，可是我不想卖，因为我想申请到可以建四个房子的批件后，就会多翻一番（现在已拿到批文，达到70万了）。
1994年的那三块地去年就出手了，净赚100万澳元！
我想，到了大举进入墨尔本地产市场的时候了。
我又给我那位地产界的朋友Mark打了个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说，停滞了五年的澳洲地产是在最低谷，有可能在1－2年内恢复。答案是：看涨！
按我的经验，是买涨不买落。赶紧进吧！
我就这样下了决心，进军地产业。
澳洲地产业和中国地产业最为不同的是，在澳洲土地是私有的，地产项目都是和所占的土地一起出售的，拥有了房子，也就拥有了房子下面的土地。而土地是稀缺的资源，不可再生的资源，是在不断地增值的。
我迅速把目光集中在地产投资上，发誓要在地产领域打出一片新天地！
我要挽回在澳大利亚工业园区失败后代来的颓势，也要让一些人看看，澳中集团公司是有实力的，不是风一吹就倒的皮包公司，也不是遇到挫折就垮台的！我激励自己，“烈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我一定要笑到最后。
当我真的下决心进军地产业后，说实在的，我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所以我第一次出手便是一记重拳──我买下了以前总理霍克命名的澳洲总工会大楼。这幢大楼的位置很好，座落于墨尔本市中心，占地16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8000多平方米。当时的市值是2000万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