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账单-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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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除了因欲念太繁、梦想太多而容易失眠之外，情绪的剧烈波动也是导致失眠的一个重要原因。范进中举，惊喜成疯，若不是他那杀猪的岳父壮着胆子猛扇他一耳光，恐怕他要一连数日处于亢奋状态；淝水之战，秦军大败于晋军，逃命的将士“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至”，惊惧到这种程度的人哪里还能睡得着觉？因亲友亡故而“临穴频抚棺，至哀反无泪”的人，恐怕多半要因剧烈的悲痛而夜不能寐；而那些东窗事发的腐败分子、作案在逃的犯罪之徒，大概十之有九寝不安枕……
失眠的滋味虽然不大好受，但除了神经衰弱症患者之外，有那么三、两个晚上睡不着觉，本不算病。梁实秋先生云：“心有恐惧，心有挂碍，心有忮求，倒下去只好辗转反侧……”反之，如果一个人既无恐惧，又无挂碍，不忮不求，倒下去何愁不能酣然入梦？心境淡泊，襟怀坦荡者很少失眠；而那些终日辛勤劳作，自食其力的人，更是善睡不择床，甚至大多不知利眠宁、舒乐安定为何物。
第二辑 品味人生蜗居
“蜗牛的身体，和我们的感情是一样的，绵软又怯弱。它需要一个厚厚的壳；常常要没头没脑地钻进去，去求安去取暖。这厚厚的壳，便是由父母子女，油瓶盐罐所组成的家！”这是冰心女士对家所做的一个比喻。将家喻为蜗牛壳，并非自冰心始，《三国志》载：三国时的焦先与杨沛建一圆舍，状如蜗牛壳，故称为“蜗牛庐”；陆游有《蜗庐》诗曰：“蜗庐四壁空，也过百年中。”由此看来，人们将家与蜗牛相比，有两种含意，一是指家乃求安取暖，休养生息之地；二是指家之简陋狭小，仅可容身。
我羡慕蜗牛，羡慕它可以背负着自己的“家”四处周游，而我却无论离家多远，都不可像它那样随地安居，最终仍需钻进这固定于一地的“壳”中；我可怜蜗牛，可怜它活动能力的低下，只能在极狭小的范围内蠕动爬行，而我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财力借助交通工具出门远行。不过，我虽然具有蜗牛所不具的利用交通工具以致远的能力，但我的活动范围却颇似蜗牛，因为我常去的地方只是办公室、菜场和邮局，活动半径很少超过 1 华里，大部分时间均象蜗牛缩在壳中一样缩在家中，读书写作以自遣。
我之蜗居，脚下无高级地毯，头上无华丽吊灯，四壁无名人字画，更无盆景酒柜古董架之类。家具大多已陈旧过时，称实用已经勉强，自然谈不上什么美观。然而蜗居虽然简陋，内容却颇丰富：书房中有一台直拨电话同远隔千万里和近在本埠的亲友保持联系；有一台电脑可以进行文字处理，使我的文稿整洁美观，并免除反复誊抄之苦；更重要的还是那一千数百册供我随时翻检阅读的藏书。对于一个不慕富贵、不羡荣华的人来说，能在温饱无虞的情况下拥有这样一个书房，夫复何求！
蜗居对我来说，具有多重功能，它是我赖以生存的基地，我可以靠它避风遮雨，防暑御寒，并在这里用我仅有小学水平的烹饪技术做成饭菜充饥，以使生命得以维持。它是我求知的学堂，我可以在这里以勤为径，去攀登那仰之弥高、气象万千的书山，以苦作舟去渡那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学海；我可以兴之所致，随意“拜访”那古今中外的先贤，带着怀疑和挑剔的心理倾听他们的“谈论”。它是我制造精神产品的作坊，我在这里将我之所思化作文字，输入电脑，再打印在纸上，然后让这些背负着我的劳动成果的“白鸽”飞向四面八方。它是我精神的方舟，在这里，我可以扯下应酬的面具，抛却世俗的烦恼，躲开势利的衡量；我的想象力可以随时飞出蜗居，作无拘无束、无边无际的漫游；我可以歌我所欲歌，哭我所欲哭，笑我所欲笑，骂我所欲骂；俯首低吟，无人说我梦呓；仰天长啸，有谁笑我颠狂？躲入这精神的方舟，我便可以享受到超然物外的宁静与俯察尘世的快乐。
我平素活动范围之狭小，与那些交游甚广的人相比，颇似蜗牛。但我的精神天地却因息交绝游而变得愈加广阔。由于蜗居是我喜欢的存在方式，故若不是出于生活的需要，我很少走出这无法移动的“厚厚的壳”。
离别
家庭的变故使我与亲人天隔一方，于是离别的机会也就比那些阖家居于一地的人要多。
我年轻时与亲人离别，只是感到一种淡淡的惆怅，而这种淡淡的惆怅，也是转眼即逝的。因为那时只觉得来日方长，与亲人相聚容易，后会期多。自步入中年之后，才开始感受到与亲人离别时的悲苦凄凉，与亲人告别之际，常伤怀落泪，不能自禁。
1979年，父亲的“右派”冤案得以平反，重回江苏省江浦县（现隶属南京市）工作，母亲与弟弟也随之迁往江苏。我因已工作，只得留在家乡凤阳。自那以后，我每逢春节都要赶往江苏看望父母。而我每离开江浦，父母都要送行。头几年父亲身体颇好，有时竟把我送到南京。有一次开车时间将到，他怕我赶不上车，竟挤到售票窗口前，为我夹队买票。那种离别，只使我感到亲情的温暖，并不令我感伤。但一晃十多年过去，父亲年老多病，母亲也变得白发苍苍，步履迟缓，而我离开江浦，与他们告别时的悲凉之感，也一次胜于一次。
记得有一年春节，天气寒冷，我离开江浦时不想让父母送行。但父母仍如以往，坚持把我送到汽车站。我上车后，他们仍不离去，父亲见我在车厢的左边找到了座位，又招呼母亲和妹妹从车门的一边绕到另一边，等待汽车开动。我隔着车窗，见父母立于寒风之中，面孔冻得发红，鼻孔不禁一酸，视线也随之模糊。当然这还不是最令我心酸的一次。
1994年，父亲患了胃癌，做了胃大部分切除的手术。他出院后，我去江浦看他。由于母亲的细心照顾，父亲手术后身体恢复的较快，仅一个多月，已可以拄着拐杖在院中走动。我这次离开江浦，他因身体虚弱，不能送我到汽车站，只是把我送到院门口，用沙哑的声音叮咛我“路上小心。”我出了院门，走到道路转弯处回首看去，见苍老而虚弱的父亲仍拄着拐杖站在那里，我的目光正好与他的目光相遇——他正在默默地目送我离去。我转过一道墙角，泪水便夺眶而出。“我们是见一面少一面了。”父亲这句令我黯然神伤的话，此时在我耳边响起。我们向父亲隐瞒了病情，他还不知道自己患了癌症啊！父亲是在未患癌症之前说这句话的，这是父亲对年事已高，去日无多的慨叹。当时我还安慰他：“凤阳离南京很近，我随时都可以来看你，见面的机会多得很。”但这只是安慰而已，现在，我就是一年来看他四、五次，父子以后见面的机会也是屈指可数了！
我在火车上，想着与父亲离别时的情景，仍止不住流泪。当我发现有人好奇地注视着我时，我便走到两节车厢的结合部，看着车窗外缓缓向后转动的原野，以安定我的情绪。回到家里，我即给父母打电话，向他们报告平安。电话是母亲接的。她低声告诉我：“你走后，你爸就哭了。又说以后跟你见一面少一面了。”我放下电话，倒在床上久久地发呆。原来父亲也在伤感，而伤感的原因，不是由于自己的病，而是由于父子的离别之情！
“我们是见一面少一面了”，我切身感受到父亲此语的哀伤，是在与回了上海的前妻分手之后。
1996年夏天，在上海读书的女儿来凤阳与我团聚，返回时，我送她到距县18里地的临淮关乘火车。临淮关是个县级小站，乘客不多，送行的人更少。我把女儿送上火车，站在月台上等候列车开动。女儿上车后找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看了看我，便神情凄然地低下了头。我见女儿欲哭，心中更是酸楚。坐在女儿旁边的一位熟人笑着说：“哟，女儿还舍不得爸爸呢。”这一说，女儿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一时百感交集，我懂得女儿此刻的心情，她是为自己和母亲生活在繁华的都市，而她的已经45岁的父亲却孤身一人留在县城而伤感啊！为使自己不至当众落泪，我把脸转向列车的前方，直到列车开动时，才转过脸来，向女儿挥了挥手。我一直目送列车消失在前转弯处，才离开月台。
出了车站，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时间泪如泉涌。由于我出站较迟，车站门前的客车已全部开走，我只得步行很长一段路，到大街上去乘回凤阳的客车。我一面走，一面不住地用手帕擦泪，完全顾不得行人投来的疑惑的目光。
回到家中，我推开卧室的门，见女儿已将房间打扫干净，收拾的井然有条。我不禁失声大哭。女儿以前从不做家务，现在懂事了，她这么做，是想为我节省一点收拾房间的时间啊。女儿虽然才15岁，但是父女相隔千里，现在女儿还可以在寒暑假时与我相聚，以后若是参加工作，恐怕一年难得见上一面。如此算来，父女间相见的机会，也是屈指可数的了。
此后，我脑海中不断浮现家庭尚未离散时的种种生活情景，浮现女儿小时天真活泼的模样。一连数日，离别的愁绪一直缠绕在我的心间。
跑年
每逢过年，我便要辗转旅途，与亲人相聚，迄今已有二十多年。故对我来说，将过年称为“跑年”，似乎更确切一些。
早年离家参加工作时，单位距家仅几十里地，往返方便，尚不能称之为“跑”。后来父母迁往南京，而我又与一个上海籍的女人结为夫妇，才真正尝到跑年的滋味。那时还未“开放搞活”，物资不流通，市场供应短缺，故每逢春节将临，上海的前岳母大人便来信命我们大举采购花生米、大豆或是鸡、鱼、牛羊肉等物。我父母在南京郊县，农副产品不缺，不需我们代为采购。但回家过年，总不能两手空空，于是我便捎上十瓶八瓶“明光大曲”及香烟等物聊表心意（记得那酒1元4角一瓶，需凭票购买）。从我家乡凤阳去南京、上海，需先乘汽车，然后再转火车；下了火车之后，又需转乘汽车。对于那些大包小裹，我和前妻只有在上下车时肩扛手提，自任脚夫。我最怕的是乘火车时进出站，特别是当进站之后，为了抢时间而在那长长的月台负重小跑时，总要累得我气喘嘘嘘，汗湿衣衫。好在那时还没掀起打工热潮，流动人口不多，汽车火车都不象现在这样拥挤。但人虽不是很挤，火车上的行李架上及座位下面却挤满了各色鼓胀的大包，好像满车厢都是搞长途贩运的人。那各色大包内的物品，与我们的包内相似。因为当时与我们同道的跑年一族，多为在外地安家的上海下放知青，其包中物当然是“英雄所购略同”。我和前妻的跑年计划，通常是两人一同乘火车，至南京分手，她带着女儿直奔上海，我在父母处过上三天年，再携些父母赠送亲家的土特产，前往上海弄见岳父母大人。只因物资不流通，前妻回上海时，总要肩负为多人捎物的重任。于是一到上海，我便要陪她这位兼职采购员，靠一双脚板把南京路、淮海路以及其他什么路丈量一遍。待到返程时，我们便再一次充当脚夫，携着那些大包小裹上车下车。
而今，我虽仍要逢年必跑，并且是从北京跑到南京，但已不需象当年那样辛苦。现在市场繁荣，物资流通，此地能买到的东西，彼地也能买到，跑年已不需再苦力地干活。旅途中也不必为多带钞票而担心。当年前妻为人捎物，带钱颇多，为防被窃，她在棉毛裤上逢一布袋，将钱塞入袋中，再将袋口用线钉死。而现则无需如此谨慎，只要在兜里揣上一张什么卡或可以异地取款的存折就可解决问题。
当年我曾为跑年之苦而叹息，因为那时我还年轻，父母也未入老境，尚不能悟出跑年的深意。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过年的要意不在于吃与玩，而在于和亲人团聚。父亲晚年常叹与我们“见一面少一面”，老人家1996年已与儿女永别。母亲现已年过七旬，南北二京，相距遥远，来京三年，我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每当想起父亲“见一面少一面”的话，我便心中凄然。母亲有忧，我不能为其分担少许；母亲患病，我未曾在她床前侍奉半日。春节来临，我不管有什么要紧的事都得丢在一边，回家与母亲团聚！我想，这并非我一己之感受，对所有身处异乡远离父母的人来说，春节都像是一道命令——一道“如无特殊原因，务必于除夕之前赶到父母身边”的无声的命令。这道命令在春节将临时，悄然下达于每一个异乡客的心中，促他们早早定下回家的行期。这道命令，使他们不畏跑年之苦，不畏路途遥远。这道命令，使全国各种交通工具的运载能力于春节期间发挥到极限。置身于跑年者汇成的洪流之中，你会感到，亲情就像一根挣不断的红线，成千上万的跑年者都是被这根红线牵强有力地引着，才不约而同地跨越那将亲人阻隔于两地的空间，哪怕是远隔千山万水，也不能使这根红线的牵引力稍减。
又一个春节即将来临，我虽然还未动身跑年，但我的心已早早跑到了南京，跑到了母亲身边。
第二辑 品味人生儿行千里母担忧
我来北京这几年，最牵挂我的人是我的母亲。来京头两年，我租住的几处住房均无电话，母亲和我的联系方式只能以通信为主。信大部分都是由母亲先写来。母亲字写得很漂亮，虽然年已七旬，但笔迹仍然像以前那样洒落有力，且思路十分清晰，信中极少涂改之处。尽管我已多次搬家，这些信我一直保存。近日翻阅母亲的来信，那充溢于字里行间的母爱和对我的牵挂之情，令我一时百感交集。
母亲牵挂我的身体健康，在信中不止一次地嘱咐我：不要超负荷工作，要注意休息，睡眠不足，身体免疫力就会降低，容易生病，一人在外地，生了病无人照顾，可就苦了；北方天气寒冷，平时要注意保暖，出门要多穿衣服，不知你带的衣服是否能够卸寒。母亲说，自我来京后，她每晚看电视时都要看北京的天气预报。我懂得母亲的心，她是因为我才关注起北京的天气。“儿在外，母总有不放心之处，但南京与北京相距遥远，我不能去帮你，我只有嘱咐了，你也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这段话曾使我黯然落泪。母亲牵挂我的写作和收入，在信中不止一次地询问我的写作和发稿情况，收入如何。她知道北京房租很贵，生活开销很大，来信说：“我在报纸上没有看到过你的稿子，心里很着急，是否需要我寄点钱去？如果缺少什么生活用品，希望来信告知，总之你在北京光靠写作为生，我很不放心。”母亲只看《南京日报》和《扬子晚报》，而我却是在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文章，她当然难以看到我的稿子。我回信做了解释之后，她才稍感安慰。母亲牵挂我的人身安全，嘱我：“不要轻信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