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账单-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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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难以看到我的稿子。我回信做了解释之后，她才稍感安慰。母亲牵挂我的人身安全，嘱我：“不要轻信他人，以免吃亏上当，你长期呆在家中，埋头读书写作，与社会接触太少，人又太直，实在让我放心不下”……
我从某杂志社辞职后，一时未能租到合适的住房，待租到房子搬了家，又忙于写作，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才给母亲写信，母亲在回信中写道：“今天收到你的来信，方知你已辞职自己写作，总算知道了你的下落，这两个月我一直惦记着你，要写信，没有地址，要打电话，又无电话号码。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猜想，你到底到哪儿去了？是出了什么问题，还是生病或心情不好？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但也无法寻找，只好等待，今天总算等到了你的来信。看了你的信，我才算放下心来。”并嘱我以后要每月给她写一封信或打个电话，告知我在京情况，以免挂念。我看了母亲的信，心中十分后悔，无论如何，我写一封信，打一个电话的时间总是有的，但我竟让母亲为我担心这么长的时间。
我来京后买的被子，没盖几天，棉絮已多处绽裂，无法御寒。但由于盘缠有限，又舍不得再买新的，于是便写信向母亲求援。她很快便为我寄来一床九斤重的棉被，后来又为我先后寄来两床厚薄不同的被子，以让我在不同的季节里换着盖。我看着那捆得紧紧，外面包着一层塑料布，又包上一层棉布的被子，想象着母亲吃力地打着包裹的情形，一时十分伤感。母亲总想尽其所能给三千里之外的儿子以帮助，她担心我生病不能及时去医院就诊，先后寄来不少药品，并寄来一盒西洋参让我滋补身体。我来京4年，虽无大病，但感冒发烧，头痛腹泄的小恙还是有过，有了这些药品，我省去了不少上医院的时间，并且很少为医生那大而无当的处方浪费金钱。
我来北京时，已四十有六。但我觉得自己在母亲心目中仍是一个孩子。母亲在信中或电话里所表达的牵挂与担忧，令我感到在异乡所无法感到的温暖，同时也令我惭愧和心酸。惭愧的是，像我这样的年龄，已不应该让母亲为我如此操心；心酸的是，自父亲于1996年去世后，母亲一直单独生活，且患有胆结石等病，很需要儿女的关心，而我则远在异乡，不能在生活上对她有丝毫的照顾。母亲说得对，“儿行千里母担忧”，但我这个远行千里的儿子，又有多少时候担忧过远在家乡的白发苍苍的母亲？
别把自己当人物
一位闯京城数年，在某一方面己小有成就的朋友，听说我背井离乡，来京闯荡，特拨冗前来看望，以示关怀。同乡故友，相逢于异地，自然倍感亲切。朋友将他在京发展的经历略做介绍，并将可以垂范之处详细叙述一番之后，赠言曰：“你记住我一句话：别把自己当人看。”
朋友赠言的用意，我心领神会，“北京居，大不易”，他是嘱告我要想生存下去，需放下架子，舍得身子，能吃得大苦，耐得大劳才行。我本一芥平民，无架子可放，而多灾多难之身，自幼便耐得住劳苦。然而，“不把自己当人看”，难道连做人的起码的尊严也要丢掉，甘心俯首低眉，任人驱使，别人叫鞠躬，就立刻折腰，别人叫下跪，就立刻屈膝吗？我沉吟片刻，说：“你这话的意思，我懂。不过一个人不能不把自己当人看。准确地说，应该‘别把自己当人物’。”朋友开初不解，听完我对这一字之改的注释，连声说：“改得好，改得好。我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别把自己当人物”，即不首先将自己定位于某种有别于芸芸众生的人物也。然而说起来简单，却并非人人都能做到。青年人初踏人生之路，两眼看着未来，在生活条件、社会地位等方面无什可资比较的“参照系”，多能随所寓而安。一个中年人若是离开他生活多年的地方，外出闯世界，他会自然而然地将新的处境与过去的处境相比：别看我原来只是个科级干部，却是居有楼，出有车，可现在却要花数百元住鸽子笼般的平房，挤集装箱似的公共汽车，苦啊；我虽然只是个教书匠，可在家乡教育界也算是出类拔萃，处处受人尊敬，可现在谁买我的帐？苦啊；我是个作家，眼下虽称不上“著名”二字，在圈子里影响也不算小，但现在却要象那些打工仔、打工妹一样，为生存而拼搏，苦啊……外出闯世界者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困难多多，这一比，心理上便可能不平衡；心理上一不平衡，感慨与愁烦便会不时袭来，而心绪不好，“竞技状态”必然不佳。一种漂泊感也会油然而生。长此以往，他恐怕就要渐起归心，“兵不打自退”了。
一个人若要做到不把自己当人物，就要把自己看作是千百万闯世界者中的一员，并且正确估量自己，敢于百对现实。别人能起早睡晚，迎风冒雪，我为啥不能？别人能住“鸽子笼”，挤“集装箱”，我有何不可？别人能白手起家，靠勤劳与智慧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我为啥不行？总而言之，不把自己当人物，在生活上就能很快适应环境，工作上就能很快进入角色，并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不把自己当人物，就不会稍遇挫折便消沉自卑，苦闷徘徊，甚至要当逃兵；不把自己当人物，就能从容对待困难，视崎路为坦途，并且以克服困难来验证自己的能力，坚定自己的信心；而每向目标的峰巅迈出坚实的一步，就会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从中获得快乐，同时自信如此一步步地向上攀登，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一天，就一定能够到来！
莫以技小而不为
近读《袁中郎随笔》，其中有一封写给龚散木的信，令我感慨良多。袁中郎说：“人生何可一艺无成也。作诗不成，即当专精下棋，如世所称小方、小李是也。又不成，即当一意蹴鞠（“扌”旁放一“刍”字）弹，如世所称查十八、郭道士是也。凡艺到极精处，皆可成名，强如世间浮泛诗文百倍。幸勿草草度日，勉之。”现在，下棋可以成“圣”，踢球可以成“星”，弹奏乐器也可以成“家”，而从袁中郎信中看，在明代，擅长这些技艺的人，其声望、地位均在文人之下。但他却勉励龚散木如作诗不成，可以专心学下棋，下棋又不成，可以专心学踢球或弹奏乐器，切莫草草度日，荒废自己的一生。在他看来，人的能力有大小，干得成大事固然好，干不成大事，便要退而求其次，去干小事，把小事干好了，也不虚此生。能把小事干好，远胜于盲目地干那些自己力不胜任的大事。
袁中郎所言，使我想起自己从文的经历。我早年曾深受不自量力，盲目求大之害。我初学写作时，尽管自己在文学方面无什基础，但却“无知人胆大”，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我认为小说是文学之正宗，于是矢志要当小说家。一连几年猛写小说自不待言，甚至在练笔阶段写过两个电影剧本，其中一个还是历史题材。这么干，无非是心怀饶幸，妄想一夜成名。两个电影剧本的命运只能是惨遭枪毙，那些小说也十之七八成为废稿，发表的作品，也了无影响。但我以为这是由于功夫未到，仍坚信“功到自然成”的古话，一味蛮干。这种暗夜行路式的蛮干瞎干，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而收获却是小之又小。
1988年，我的文运曾出现过一次转机。我在写小说之余，写了几篇杂文，不料其中的一篇《“弄潮儿”简历》，居然获得《人民日报》举办的“风华杂文征文”二等奖。获奖之后，许多报刊向我约稿。当时若是趁热打铁，一路写将下去，估计收获一定不小。但我认为杂文是文学中的“小摆设”，小说才是文学中的“金字塔”，只是将写杂文当作业余的业余偶尔为之。当时我友姬朝晖曾劝我说：“你下点功夫，一年写出几篇好杂文，远胜过你花那么大力气写那些没什么影响的小说。”我对此言不以为然。
1994年，我因一本书惹祸，被人纠缠，几乎闹上法庭，前妻又回了上海，我一人照顾正读初三的小女，一时无炮制“大部头”的条件。我不忍虚度时日，熬至岁末，又写起了久违的杂文。再做冯妇，完全是形势所迫，不料这一迫，竟将我迫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此时我才明白，杂文、随笔、以及介于散文与杂文之间的小品文，才是我适合的写作体裁，而1988年那次偶然的成功，也有其必然性，因为我毕竟有广泛阅读和大量练笔的功底。只是发现自我，用了太长的时间。不久前，我整理旧稿，觉得1990年以前写的杂文质量并不逊于现在，所憾仅有20多篇。我为自己这些年未能把精力用于适合的写作体裁而深感后悔！我若是早几年读到袁中郎这篇短文，也许不至在写作上老是走弯路、踩地雷，牺牲惨重而所获甚微。
前些年，我常以“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一语自励。然而此语壮则壮矣，却将我这并非“壮夫”的人引入误区，弄得即雕不成龙，又不安心雕虫，结果多年一事无成。现在看来，似我这样无雕龙之技的人，就应祛除浮躁，丢掉幻想，安下心来，精心雕虫，一言以蔽之，莫以技小而不为。
第二辑 品味人生笑对妄断
古语云：“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被视为“贵”，说明人欲自知颇难。而既然自知难，一个人在别人眼中的印象与他的自我认识往往会有颇大的差异。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当别人向你坦言他对你的看法时，很可能令你啼笑皆非，甚至感到吃惊。
一位女士十几年前曾对我下过这样的评语：性格内向，感情属于理智型，缺乏幽默感。我曾为此做过辩解，但并不能扭转她的看法。不久前，她又向我重述这一评语。我为了改变她的成见，便说：“你看错了。其实我的性格属于外向型，我的感情很容易冲动，至于幽默感嘛，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的。”但她听了却频频摇头说：“看不出，看不出。”于是我又解释说：“你至所以对我形成那样的看法，原因是我们认识时，你芳龄十九岁，而我已三十出头，年龄的差距使我不能对你随口幽默，也不能对你无所不谈，当然更无冲动的理由。因此我就给你留下了那么个印象。”她只是微笑，对我的解释并无认可之意。我见无法与她达成“共识”，只好归于沉默。尽管她现在已近中年，我也不能为了改变她对我的印象而对她乱玩幽默或以口没遮拦来证明自己“外向”，更不能有何不理智的表现。
该女士之言，是对我性格的总体评论，另外还有一些令我不愿承认的褒贬之辞：有人说我性格孤僻，我却觉得自己的性情并不古怪，而且颇为开朗，易与别人相处。有人说我骄傲，其实我深感自己无什可骄可傲之处，之所以有时说一些傲语，做一些傲态，不过是为了在势利小人、庸官俗吏面前出一口气。有人则夸我性情温和，其实我的性情就象司格特小说中的一个比喻——“像静静地躺在那里的鞭炮”。有人说我勤奋，其实我颇为懒散，到了冬季，早晨的大好时光半多浪费在被窝之中，所谓勤奋，只是有时以一种近乎愚蠢的劲头猛爬格子而已。有人说我工于心计，城府很深，甚至连我的父母也说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其实我很像家父，性格外露、缺少心计，有时颇爱饶舌，与人接触，常犯交浅言深之过，因而颇易上当受骗。至于不善言谈，也只说对了一半，娓娓动听的恭维之辞，我的确不善谈，但我与人闲聊时，谈吐倒也幽默诙谐，与人发生冲突时，出语常常尖刻辛辣；“不善”此时却又变成了“善”……
还有种种别人对我的“客观”认识，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上述数例已足以说明，我在别人眼中，已几乎成为“非我”。起先，我听了别人对我的与实际相违的看法时，总要做一番辩解，尽管这些辩解并不能改变别人的成见。后来，我忽然想到，我在别人眼中常成“非我”，别人在我眼中恐也多半走样。一个人的言行对于他的内心世界来说，就像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至于深藏在水面下的八分之七是何形状，我们只能通过浮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来猜想，而我们通常很肯定地认为某某如何如何，很难说不是自己的主观妄断。既然如此，我们对于别人的主观妄断，何需愤愤不平，枉费口舌？从此以后，当别人说我如何如何时，我大都一笑置之。
用手讲话
我长年深居简出，讲话的机会本来很少，后来妻子与小女这两名不耐烦的听众也去了上海，我这孤家寡人更是无话可讲。一个长久深自缄默的人突然讲话，那声音可能不大美妙，因为有时朋友打电话来，会问我：“你感冒了吗？”或“你刚睡醒吧？”尽管我予以否认，对方仍坚持他的判断。为避免朋友这种不必要的关心，我只得在听见电话铃响时认真地清一清嗓门，以使自己的的声音不再沙哑含混。一位朋友知道我在家虽未装聋，却在作哑，开玩笑说：“你可别变成狼孩哟。”我说：“狼孩自小以狼为伴，在森林中长大，未学过人语，所以只会哇哇地怪叫，我可是有着四十多年‘讲话’史的。除非我神经错乱或失去记忆，变成狼孩，像熊猫那样享受国宝级待遇恐怕是没希望了。”
我虽然坚信自己不会变成狼孩，但我却相信一个很少有讲话机会的人是不大可能善于言谈的。善于言谈需要天赋，但也需要锻炼。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剑锋如此，谈锋亦然。家父被错划成右派时，我刚七岁。其后每一次运动，家父都要被整得七死八活。老人家受的种种迫害和屈辱，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的印痕，而社会对右派崽子的有形无形的歧视，使我变得很是自卑。这种自卑心理给我造成了一种语言上的障碍。我在会场上做一名可有可无的听众，尚能胜任，与一、二人聊天也能应付，但若是要我正儿八经地在会上发言，我脑袋里就象被灌入一盆浆糊，该讲的话突然忘记，不该讲的话竟脱口而出。人常说：“言多必失”，而我即便言少也易走火。逻辑条理是没有了，起承转合也完全顾不上，结果是忽天忽地，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讲不上几句就没了词，只有以“我的话完了”作结。若论讲话时的心情，就仿佛初次行窃的小偷，心跳加速，口中发干（至于血压是否升高，未曾量过），只觉得会场上那一双双眼睛就象碉堡上的枪眼，随时会因我讲话出错而射出无情的子弹。这种一在会场上做正式发言就紧张、怯场的旧病，直到现在仍未痊愈，一遇特定场合就会复发。
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崇拜那些在会场主席台上从容不迫、旁若无人、侃侃而谈的人物。他们甚至不要讲稿，讲起话来也条理分明，逻辑性极强，整个发言分成数点，点中又分数条，点点不乱，条条不紊，真令人叹为听止。后来，有经常登台发言者对我说：“其实那并非难事，熟练而已。有些话已是老生常谈，讲过多遍，而且大多数人都是由秘书事先写好讲稿，他们不过是当一下传声筒而已。你要锻炼几次，也不会比那些人逊色。”我崇拜的心情才稍稍淡化。但不久我又觉得朋友如是说，不过是为了安慰我罢了。我感到那些人讲话的水平仍然不可企及。他们不仅讲话的语调铿铿锵锵，掷地作金石声，而且可以对啊、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