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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生命的账单-第12章

小说: 生命的账单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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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那些人讲话的水平仍然不可企及。他们不仅讲话的语调铿铿锵锵,掷地作金石声,而且可以对啊、嗯,等语气助词运用自如,或强调,或设问,或感叹,或肯定,语意通过这些无关紧要的词表现得淋漓尽致。别说不用讲稿,即使叫我拿着讲稿事先演习数日,我也无法读出这种韵味。因为何时该“啊”,何时该“嗯”,并无规律可寻,全靠经验与感觉临场发挥。另外他们为何要将轻声“的”,念成扬声的“迪”或叹词“呔”,“呔”是为了引起别人注意,高声断喝时才用的呀……诸如此类,对我来说都是深不可测的学问,我即使是潜心研究个三年五载,也未必能取得毕业文凭。    
      我在讲话方面既无天赋,又无锻炼的机会,只有选择以手代口一途。多少年来,笔尖磨擦纸张的沙沙声,便是我“讲话”的声音,用笔涂出的黑色文字,便是我“讲话”的内容。“换笔”以后,我“讲话”的声音变成手指击打电脑键盘的嗒嗒声,而“讲话”的内容则变成了带着萤光的绿色。以手“讲话”,可以从容不迫地布局谋篇,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字斟句酌,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度增删。而我以“手”讲的“话”,少则有数万,多则有数百万的人用眼睛来“听”。更令我满足的是,我以手“讲话”的权利,不会象那些在台上以口讲话的人因下了台而被剥夺。    
      我既然可以用手“讲话”,何必再为缺少以口讲话的机会而抱憾?以手“讲话”既然如此之妙,我何必再东奔西跑去寻找谈友?我由衷地感谢口的沉默,它使我腾出精力与智慧,更好地以手“讲话”;我死心踏地地坚守这块使我能让口沉默的领地,即使变成“狼孩”也再所不惜。    
    生命的帐单    
      人对于金钱的开支,大多比较留心,购某物花了多少钱、办某事花了多少钱,即使不像帐房先生那样笔笔入帐,心中也有一本大致的帐单,但对于时间的付出,却往往不大在意。如果有谁为人们在工作、生活等方面所用去的时间一一予以记录,列出一份“生命的帐单”,不仅十分有趣,而且可能会令人有所感悟、有所警醒。    
      法国《兴趣点》杂志对人一生中在时间的支配上做过一次推算:“站着:30年;睡着:23年;坐着:17年;走着:16年;跑着:1年零75天;吃着:6…7年;看电视:6年;开车:5年;做梦:4年;聊天谈笑:1年零258天;做饭:1年零195天;穿衣:1年零166天;排队:1年零135天;过节:1年零75天;阅读:250天;如厕:195天;做爱:110天;刷牙:92天;哭:50天;说‘你好’:8天;看时间:3天。”英国广播公司也曾委托人体研究专家对人的一生进行了“量化”分析,有些数字可以作为这一推算的补充:“沐浴:2年;等候入睡:18周;打电话:2年半;等人回电话:1周;接吻:2周:男士们一生中无所事事的时间:2年半。”以上推算和量化分析并不全面,而且有些数字也不具很强的说服力和可信性,但却也为我们大致列出了一个生命的帐单。    
      这份帐单上的一连串数字,使我吃惊不小,并且暗暗为自己算了一笔时间帐。我年轻时有过酗酒的经历,与人聚饮很少不醉,而一醉就要沉睡数小时,醒来之后,大脑仍晕晕乎乎,昏昏沉沉,不能正常投入工作。我算了一下酗酒所耗费的时间:饮酒与沉睡至少要耗去8 小时(醒后浑浑噩噩的状态尚不算在内),即一个工作日,每月以8次计,一年就要耗去96个工作日,如果酗酒30年,就要耗去2880个工作日。幸亏我后来改变了环境,不再沉醉于酒,我生命的帐单上才减少了这笔完全不必要的开支。我是个烟民,我算了一下抽烟所耗费的时间:我抽一支烟需时5 分钟左右,并且在抽烟时要停下手中的工作或因抽烟而推迟做某事,我每日抽烟一包,耗时100分钟,一年就是36000分钟,也即600个小时。如果我做40 年的烟民,就要为抽烟耗去24000个小时,即3000个工作日。如果将这些时间用于读书写作,我将要多读多少书,多写多少文章?除此之外,懒觉和无所事事就像两头永远喂不饱的猪,不知吞掉了我多少原本可以用于工作的时间。    
      任意空耗时光者当然并非我一人,有的人乐于闲聊,一日无人与他扯淡就觉得度日如年;有的人乐于做长夜饮,二三酒友相聚没五六个小时不能尽兴;有的人乐于赌博,垒起“长城”常常通宵不疲。有的人乐于煲电话粥,抓着话筒聊上一两个小时仍言犹未尽;有的人乐于睡,别说日出三竿,即使红日当顶他仍高卧不起……这些人的生命帐单上,有些数字就要改写,或是聊天8年;或是饮酒6年;或是打电话5年;或是搓麻12年;或是睡觉30年……《兴趣点》杂志根据推算结果得出结论:成年人一年醒着的时间,只有40%用于工作。而上述这些空耗时光的人,用于工作的时间,恐怕只能有20…30%,甚至更少。    
      人们对于自己存折上的数字,总是了然于心,每项开支总有其目的性,若是花了不当花的钱,心里就会又后悔又惋惜,甚至像挨了蝎子蜇一样疼上半天。孰不知生命也像一个存折,这个存折上的数字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如果我们将一部分生命支付于无意义的事情上,便会给有意义的工作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每一个珍爱生命,并且不愿白活一生的人,都应该经常查看一下自己生命的帐单,将以往的支出盘一盘点,总结教训,纠正失误,制定合理的计划,尽量压缩不必要的支出,像开支金钱一样开支组成生命的每一天。    
    


第二辑 品味人生开支生命

     富兰克林有一句话为人们所熟知:“你热爱生命吗?那么就不要浪费时间,因为生命正是由时间组成的。”人的生命既然是由时间所组成,那么我们平时用于任何一件事情上的时间,都是一笔生命的开支,而且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开支。    
      人们开支生命颇似开支金钱,有的人精打细算,细水长流,不必要的开支,决不浪费;有的人毫无计划,随意挥霍,使许多开支毫无意义;有的人倒是用在该用之处,但却不计后果,任意透支……    
      勿需从书报上搜求,在我们身边恐怕就有此类人物:他们正值年轻,是生命的富有者。也许正因为富有,他们才拿时间不当回事,或四处闲逛,或清谈尽日,或通宵搓麻,或夜夜歌舞……实在无法打发时间,便昼卧床榻,做他的白日梦。谈到读书学习,他便如林语堂先生打油诗所云:“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夏去秋来冬天到,收拾书包过新年。”或是许下宏愿:“明年一定用功。” 然而,听起来信誓旦旦,其实则不过是“明年复明年”而已。有的人耐不住半点寂寞,热衷于迎来送往,交朋结友;有的人信奉“及时行乐”,沉湎于声色犬马,寻欢不休。种种挥霍生命的结果,只能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而悲切的原因,当然是于开支了自己大部分生命之后一无所获。    
      与上述人等相反,有的人则是事业至上,或为写作长篇巨著而连月苦战,或为完成一个科研项目而长年拼搏。他们工作起来,常常是废寝忘食,不舍昼夜。与其说他们是拿自己的健康做赌注,不如说他们是在任意透支自己的生命。因为健康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生命的长短。巴尔扎克写作时,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通宵挥笔乃是常事。为了使自己的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他便靠喝浓咖啡提神。由于长年的劳累,疾病缠身,五十岁便告别人世。大量饮用咖啡,是导致巴尔扎克患心脏病的原因之一,因此又有人说他“死于三万杯咖啡”。路遥为了不受琐事的干扰,安心写作《平凡的世界》,躲进一个矿区。他日夜兼程,全身心地投入写作,有时困极了就伏案稍寐,饿了就啃几口冷馍,吃一包方便面充饥。完成这部巨著后,他大病一场。由于路遥写作时经常“玩命”,终于身患绝症,年仅四十二岁便与世长辞。在科学家当中,因积劳成疾,以至英年早逝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以无所事事或寻欢作乐的方式挥霍生命的人固然可悲,但这些人也许除此之外并不能有意义地开支生命。而为事业不惜透支生命以至早逝的英才们,则不论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是巨大的的损失。    
      人的生命虽有长短之分,但平均起来,却有一个大致的定数。我们如何开支这有定数的生命,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情。白白浪费或恣意挥霍生命固不可取,而为了事业置健康于不顾,任意透支生命,恐怕也不值得提倡。我以为,人为了生存、为了事业而开支一部分生命是必需的;为了休息、娱乐、健身而开支一部分生命也是必需的。因为这部分开支事关我们的健康,而健康是生命的基本保证。    
      车尔尼雪夫斯基有言:“一个好好地过生活的人,他的时间应该分作三个部分:劳动、娱乐、休息或消遣。”这位俄罗斯作家不仅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也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开支生命。    
    鼓励的力量    
      鼓励不是不切实际的怂恿,而是在精神上给进取者以自信,给犹豫者以果敢,给彷徨者以决心,给灰心者以希望。一言以蔽之,鼓励是一种精神上的援助。    
      鼓励的作用往往无法估量。越王勾践兵败之后,被吴军围困于会稽山,他望着身边仅存的五千余名残兵败将,不禁灰心绝望,喟然长叹说:“难道我的命运就这样完结了吗?”大臣文种闻言,对他说:“商汤王曾被拘留于夏台,周文王曾被囚禁于(kui美下去大添久)里,晋文公重耳曾到赤狄部落中去逃命,齐桓公姜小白曾经逃奔吕国,最后他们都能成王称霸,陛下何必如此灰心呢?”文种一番话使勾践振作起来,他被吴王夫差赦免之后,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最终灭了吴国。倘若当时文种等人都跟着他长嘘短叹,甚至掩面而泣,勾践说不定会拔剑自刎,而越国恐怕也要随之灭亡。    
      鼓励的力量,在被鼓励者处于困境时最易显现,而于精神之外再加上物质上的援助,就更能使被鼓励者度过难关,坚定地走向既定的目标,并最终取得成功。徐悲鸿年轻时离开家乡到上海,以求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由于他一时未谋得职业,付不出旅馆费,被旅馆老板扣下行李,赶出大门。徐悲鸿于悲观失望之际,告别了曾帮他谋职未果的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先生,一人去了黄浦江边。他正在江边徘徊时,黄先生尾随而至,冲到他身后,将他抱住。黄先生劝他不要灰心失望,更不能寻短见,随后将他带到商务印书馆宿舍同住,并设法为他谋职。黄先生很赏识徐悲鸿的绘画才能,后来又向湖州丝商黄震之推荐。黄震之十分同情徐悲鸿的遭际,在食宿方面对他精心照顾,为他解除生活上的顾虑。徐悲鸿因此为自己取别号为“黄扶”,从而砥砺发奋,终于成为著名的艺术大师。    
      一次小小的成功,也是一种鼓励。这种鼓励往往能够决定一个人对某种职业的选择。一位作家说他至所以走上文学之路,是因为他上中学时,一家市级小报发表了他的一篇短文,并寄给他六角钱的稿费;一位巨富说他至所以从商,是因为他早年曾用父母给他的零花钱买了一些小玩艺,然后买给一些孩子,轻而易举地赚了八元钱……    
      鼓励所产生的力量有时是巨大的,而鼓励者的付出却大多是微小的,或许只是寥寥数语,或许只是几行文字。像文种那样,几句话使勾践从灰心绝望中摆脱出来,立下兴国灭敌之志的故事,历史上毕竟罕闻,但一番鼓励使某个人从挫折中振奋,并从而在某项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例子,却是不胜枚举。人在处于困境之时,对于一丁点精神上或是物质上的援助,记忆都是深刻的,我们经常会听到某个成功者在回忆往事时,带着感激之情慨叹道:“我那时多亏某某的鼓励(或帮助),否则……”这样的话足以使当初鼓励过他的人感到快慰和自豪。    
      既然只言片语的鼓励往往会产生巨大的收效,那么我想,一个乐于助人的热心人在他的朋友需要鼓励时,大概不会吝惜他的言辞。    
    说自尊    
      自尊心是人天生具备的一种品性。几岁的孩童,闻夸奖则喜,受呵责则不乐,即是自尊心使然。自尊心常决定一个人其立身处世的态度。有的人奋发进取,不甘人后,勇于投入社会竞争,并能够不断获胜,对这些人而言,自尊心是他们力求完善自我,并在某顶事业上取得成就的动力。有的人为了维护自尊,宁愿舍弃被世俗眼光视为荣耀的东西,甚至宁愿舍弃生命。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鲁迅“不愿意在权力的刀下,颂扬他的权威”;齐国的那位无名的饥者,宁愿饿死而“不食嗟来之食”,均是自尊凛然不可犯的实例。    
      自尊心固然可以使人完善自我,成为进取的动力,但自尊心也可能因特殊的人生经历或某种弱点而发生畸变。朱元璋因出身寒微,当过和尚,且靠造反起家,故在他干上皇帝之后,最忌别人在他面前提及“亮”、“秃”、“贼”等字眼,以及这些字的谐音,提这些字,便是伤害他老人家的尊严,结果不知多少人糊里糊涂地死在他维护自尊的屠刀之下。老朱因是皇帝,故他的恶行得以载入史籍,以致广为人知。其实小民百姓中具有类似畸变心理者也不乏其人。有此心理者一般均猜忌多疑,善意的话到他的耳中,变成了恶意的讥讽;与他无关的话,他硬是以为有含沙射影之意;他常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做文章,常对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话神经过敏。所憾他们手中没有老朱那可以随意杀人的屠刀,故只有靠唇舌或拳脚来维护自尊,或者说维护那并未受伤的自尊。    
      自尊心虽然是人天生具备的品性,但并非人人都能对其加以维护,使自己的尊严不受侵犯。那些为了保住自己赖以糊口的饭碗,不得不忍气吞声挨上司的训斥与责骂,甚至接受侮辱人格的体罚的人;那些走巷串户,挨门讨些残羹剩饭,或俯伏街头向行人乞些钱钞的人,大多是由于生计所迫;有些人则是为了利禄荣名而完全舍弃了自尊心。比如那些为了讨得主子一星半点的赏赐而不惜当奴做狗的人,那些为了争夺一点眼前利益而厚颜无耻,不择手段的人。这些人靠当奴做狗而讨得主子的赏赐之后,往往会以虚骄甚至疯狂的心态作威作福,反过来视下级与百姓为奴狗,任意驱使作践,他们之所以这么干,其中一大因素是要为自己补回失去的自尊。    
      人们在面对种种诱惑时,往往容易将自尊抛到九霄云外。有些很有“身份”的人,在百姓面前十分注意维护自己的尊严,动辄耍威风、讲摆场、比规格,但他们却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忘记了自尊,结果因收受了贿赂而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在行贿者眼里,他就像喂熟了的鹰、可以随意唤来唤去的狗。有些很有“身份”的人在美色的诱惑面前忘记了自尊,为讨女人的欢心而极尽丑态,甚至不顾自己的“身份”,以公款嫖娼宿妓、包养情妇,并将此视为人生之至乐。有谚语云:“人必自敬,然后人敬之。”这些在诱惑面前抛弃自尊,而以实际行动自轻自贱的人,谁还敬之?他们那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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