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账单-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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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孤独相伴的是无助。我在京城虽有几个朋友，但他们却像晨星般散布在这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城市里，因此我除了遇到特大的困难时可以向他们求助之外，必须自己处理一切事物。当我走在人流滔滔、车流滚滚的马路上时，我感到自己渺小得像一粒微尘，一阵风就可以使我渺无踪影，感到自己的生命脆弱得像一个气球，稍一碰撞便会破碎。为了在出门万一遇到不测时，让人通知我的朋友前来救助，或让警察等陌生的救助者弄清我的身份与原籍，我出门时一直随身带着电话号码簿和身份证。我来京不久，又与已断绝关系两年的香烟重归于好，由于在无助状态中，事无巨细都要自己决断，我只有自我商讨如何行事，一支点燃的香烟，就像一支小小的火炬，可以助我于迷茫中找准方向，或是如一位善于参谋的朋友，可以助我于犹豫之后变得果断。而尼古丁的袅袅青烟，也可以多少驱去一些不断叮咬我心灵的叫做“孤独”的蚊虫。
然而，漂泊虽苦，却是苦中有乐。我来北京之后，那令我神往已久的诸多名胜古迹，由远隔千里变为近在咫尺。我可以随时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前往揽胜：去领略故宫的恢宏、天坛的奇巧、颐和园的秀丽、长城的雄伟，或是去感受一下四合院的古风遗韵。除了有许多古迹可供游览之外，那层峦叠嶂般的建筑群、交错盘桓的立交桥、装修或豪华或别致的商店餐馆，甚至连那名称奇特、设计新颖的种种招牌，均是可供观赏的风景。初来这古老而又现代的都市，真可谓目之所及，皆感新奇。浏览市容，只是认识这座城市的外表，而长时间的居住，则使我渐渐了解它的内容。我曾在某杂志社打了5个月的工，时间虽短，但我却因此能够以记者的身份出入一些国家部委机关和星级宾馆。我为找一个藏身之所，走进过许多地处城乡结合部的村庄。我为改变环境，或改善居住条件，曾多次迁址，住过狭小的平房、幽静的独院和环境优美的生活小区。这些经历使我得以了解都市不同的社会层面。
虽然每当寻找藏身之所时，都会使我真切地体验到漂泊的苦涩，但不断变换住处，则可以使我保持对生活的新鲜感，甚至可以从中体味到某种诗意。我初来北京时，住在清华大学附近一个叫“前八家”的村子里，向全国报刊投稿。每天中午前后，身穿绿装的邮递员便会在院门外按响自行车铃，高喊：“来信了！”这时我便闻声而出，从他手中领取信件或汇款单。后来我向一位女诗人讲述这段生活经历时，她说：“这种生活，似乎可以帮助我们想象沈从文、丁玲所处的时代。”我曾在远郊一个叫“东三旗”的村子里租住过一所农家院，小院建于几十年前，房屋虽已破陋，但院内多树木花草，清晨可闻群鸟鸣啭，傍晚可见鸽子归巢。木格窗上糊着窗纸，房东老太睡的还是几十年前的土炕，村里不少人家的屋檐下，挂着一束束玉米棒、大蒜头和红辣椒……，这一切，我以前只能从小说中读到。在此居住，使我得以重温久违的乡村生活。
漂泊者所能感受到的另一种乐趣，是与旧友新知的交往。当我在五道口的一间民房里，与20多年未见的少年时代的朋友韩金吾回忆儿时的趣事时，当我在前八家的一个餐馆里与阔别多年的老同学吴大蚌共叙同窗之情时，其喜悦的心情是在家乡所无法体会的。“他乡遇故知”之所以被视为人生四大喜之一，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乡”与“故知”这两个特定的条件往往难以共具之故。生活环境在不断改变，新朋友也在不断增加，今天遇到一位操“皖普”口音的老乡，明天遇到一位为了共同目标闯京城的同行，两人叙一叙以往的经历，说一说现在的情况，于是便成朋友，正所谓：“同是天涯漂泊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至于那些神交已久的文友，相逢之际，更是一见如故，开口多为肺腑之言，所谈话题无所不包。其中乐趣，为久居故乡者所不能享。
漂泊异乡的人，有的是出于被迫，有的是出于一种选择。无论是出于被迫，还是出于选择，漂泊者无不怀着一种希望，那就是希望漂泊会给他带来机遇，希望在经历一番漂泊的艰辛之后，过上优于以往的生活。而漂泊异乡的孤独与无助，对大多数漂泊者来说，只是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因为漂泊者在异乡生活一久，其感受也会如在故乡：有朋友、有亲人、有家庭、有事业，有一个人应有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基础。漂泊的生活可以磨炼一个的意志，锻炼一个的生存能力，可以使多愁者变得乐观，使柔弱者变得坚强。我相信，一个曾饱尝漂泊之苦的人，是不会轻易被困难和挫折吓倒的。
说“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亦作“随寓而安”，旧版《辞海》对该词的解释含有贬义：“剥削阶级所提倡的一种消极处世的态度。处在各种环境中都要安然自得，满足现状。”后一句的解释，尚较贴近该词的本意，称其为“消极的处世态度”；不免有失偏颇；而将这种处世态度扣上“剥削阶级”的帽子，更是大失其当。
平时，不少人爱用“随遇而安”一词来批评他人或自嘲，以至使其成了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同义词。我年轻时，对此词并无深解，于活了一把年纪之后，细细品味这四个字，觉得不但含义颇深，而且包含着两层意思。“随遇”者，顺随境遇也，“安”者，一可理解为听天由命，安于现状；二可理解为心灵不为不如意之境遇所扰，无论于何种处境，均能保持一种平和安然的心态，并继续坚持自己的追求。前者之“安”，或许可以称之为“消极处世”，而后者之“安”，则需要一种良好的心理调节能力、甚至需要一种超脱、豁达的胸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庄子有言：“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庄子·大宗师》）真人者，道家心目中的圣人也，而若在任何处境中都能做到睡觉时不做梦，醒来时无忧愁，饮食不求精美，呼吸均匀深沉，就要能够随遇而安。这种“安”，当然是心灵之安，而非安于现状之安了。这种心灵之安，不仅可以使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而且可以使人乐观处世，长葆青春。苏轼的友人王定国有一歌女，名叫柔奴，眉目娟丽，善于应对，其家世代居住京师，后王定国迁官岭南，柔奴随之，多年后，复随王定国还京。苏轼拜访王定国时见到柔奴，问她：“岭南的风土应该不好吧？”不料柔奴却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闻之，心有所感，遂填词一首，这首词的后半阙是：“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苏轼看来，偏远荒凉的岭南不是一个好地方，但柔奴却能像生活在故乡京城一样处之安然。从岭南归来的柔奴，看上去似乎比以前更加年轻，笑容仿佛带着岭南梅花的馨香，这便是随遇而安，并且是心灵之安的结果了。倘若柔奴到了岭南，时觉自己身处异乡，对那里的环境处处感到不适应，当她万里归来之后，恐怕就不会是“年愈少”，她的笑容，也可能带着漂泊的风霜，而不是岭南的梅香了。
“此心安处是吾乡”，直到今天，仍然被无数漂泊者当作自况、自慰之语。多少“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人，因能随遇而安，故而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均能安之若素。能安之若素，方可心无烦忧，一心做自己应做或爱做之事。抗日战争期间，世居北平，生活优裕的梁实秋先生，为避兵燹，南迁重庆，在城郊租住陋室两间，这两间临时居所其陋如何，先生在《雅舍》一文中有所描述，不仅是“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而且夜晚鼠子猖獗，夏夜聚蚊成雷，但这并不妨碍梁公安然，怡然，潜心写他的文章，并将自己在这陋室中的精神产品，冠以《雅舍小品》之名。我的学问才华自不敢与梁公相比，但若论随遇而安，似乎尚值一提。我客居北京六年，七迁其家，虽然后三年半租住了一套条件尚可的两居室，前两年半却住过七平方米的斗室、破陋不堪的农家院，且一度以鬼为邻（门前屋后皆有坟墓，附近数十米便是坟场），但每次迁入“新居”，睡时难免有梦，醒来却无忧烦，于张罗必备家用，整理生活杂物之后，便架起电脑，读书写作，或曰“开张营业”。而所写文章，或剑拔弩张，嬉笑怒骂，或幽默闲适，平和恬淡，有匕首投枪，亦有风花雪月，随想随写，不拘一格。何故？只因心境不为环境所扰也。“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梁公在《雅舍》中之夫子自道，正合我心。
第二辑 品味人生简单地活着
1997年末，一张凤阳至北京的火车票，使我几乎抛弃了原先拥有的一切，并与我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割断了联系。我的生活从此变得十分简单，我从此开始十分简单地活着。
我来北京时携带的全部行李，是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箱衣物和一箱书籍，两个箱子的剩余空间里，塞着一些生活和文化用品。在我的贴身衣袋里，有我的全部积蓄——4000元钱，如果说我是一棵树，这一切便是此树在移植时所带上的可供暂时存活的泥土了。由于我打算在北京以写作为业，所带的东西中，用于工作的要比用于生活的为多。成千上万的外地人，只是背着一只旅行包，揣着一点可供暂时活命的钱，便来到京城，一试运气。比起他们，我已算是富有的了。
对于来京的前景，我颇为自信，但自信并不等于现实，将来究竟如何，尚属未知。因此我只能拈量着自己囊中的盘缠，租一间可供藏身的住房。我来京第一次租的房子仅有七平方米，摆上一张床和一张三屉桌，便没有多少剩余的空间。为了切菜并放餐具茶杯、油盐酱醋等物，我从房东那时找来一只破木箱，在上面架上一块木板，当作“桌子”。但当我开始做饭时，才发现这张“桌子”承受不了刀俎之重，若是用力稍大，便有垮塌之虞。于是我干脆停伙，每日骑着自行车到大约一华里之外的林业大学食堂里解决肚子问题。如此一来，我的生活便简化到和大学生或打工者同等的地步。当然，后来我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租住了一套两居室，但我的生活并未因住房条件的改善而变得复杂起来。这使我发现，人对物质的基本需求，其实十分有限。
这只是物质生活的简化。我的生活内容，也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程度。
我每天除了解决一日三餐之外，就是写作与读书，当然还要将写出的文章打印出来，寄给报刊，或通过网络发给编辑。无论是写作、读书，还是寄稿，都使我感到快乐，写作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娱悦，读书则有休闲的性质，而寄稿，则仿佛农人播种，收获的希望令我对这种有些单调的工作乐此不疲。客居异乡，邻居与我素不相识，因此虽早相见、晚相望，鸡犬之声可闻，却从不往来。在北京，我虽有一些文友、老乡、同学，但由于城市地盘广大，大家相距颇远，除了偶有聚会，平时很少有人来访。这就使我可以避免应酬的麻烦。
在家乡时，我虽属一羊九牧中的“一羊”，但毕竟有公职在身，因此免不了要上班、要开会、要听一言堂主的聒噪。现在，我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不受任何人的管束，因此再也不用去那不得不去的会场，听高坐于主席台上的人重复那些不知说过多少遍的套话、空话、大话；再也不用参加那些提而不议，议而不决，东拉西扯，废话成堆的会议；再也不用硬着头皮去见那些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的庸官俗吏；再也不用看势利眼媚上欺下、奴才摇尾乞怜的丑态；总之，在家乡的单位上班时的种种令我感到厌烦的事，而今一律免做，种种不愿见到的场面、不愿见到的人，而今一律免见。耳目清净，何其乐哉！
简单地活着，使我不为物欲所累，不为俗事所扰。不为物欲所累，则心不烦；不为俗事所扰，则身不疲。想忙则忙，想闲则闲，欲游则游，欲息则息，动静行止，皆随己意，从而可以保持平和之心态，乐观处世，笑对人生也。
旧居
我乃一芥平民，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自然不可能享有修缮保护、立碑挂牌以供人瞻仰的殊荣。何况我现在已是四海为家，以前居住最久的房子，也不属我所有，即使我将来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伟大起来，那房子也不能定为我的旧居。否则就可能引起产权纠纷。不过还算幸运，前妻恤老怜贫，不忍让我象《天仙配》中的董永那样弄得“上无片瓦遮身体”，同意将房子借我居住，使我在未离开家乡凤阳之前，暂时有一个藏身之所。如今，我已来北京，这借住的房子便成了我的旧居，名誉上的旧居。
无论是华宅还是陋室，长时间无人居住，那外表和内部都会让离去已久的归人睹之顿生凄凉之感。
我的旧居位于一幢宿舍楼的三楼，门牌上的号码是“文昌街1…10号”。我曾拟下《家住文昌街》的散文题目，但由于我的文运始终不昌，故一直未将这一题目敷衍成篇。旧居门前虽不能象平房小院那样变得绿苔满阶，杂草丛生，让狡兔或虫鸟作为它们的宿营地，但终有其可用之处，我上次回去，门前的走廊已被邻人用于养鸭，水泥地上覆着一层厚厚的鸭粪，即不悦目，也不悦鼻。门口有被风旋集来的树叶、纸屑和一层浮土，忠于职守的防盗门无声挺立，门上纱罩的网眼已几乎被灰尘塞平，门把手上竟被顽皮的孩子涂上了一层泥。我开了门，闻到一种无人居住的空房所特有的霉味，家具上满是灰尘，厨房的墙角，已有蜘蛛在那里殷勤地结网。
旧居给我的最初印象，只能使我的心情变得有些灰暗。以后的几天里，我才发现，旧居中的家具、衣物、书籍，以及种种生活用品，都可以成为意识的跳板，让我的记忆通过它们回到以往的生活中去。
置身于书房，看着那些一如既往地立在书橱里的藏书，不禁想起以往那些以书为伴的日日夜夜。我已记不清哪些书中有我用红蓝两色铅笔做过标记，以及我在书页的空白处随手写下的心得、感想与置疑。多少年来，我对这些书一直保持着深深的爱恋，我将生命中的一部分时光给了它们，而它们也给了与我的付出相应的知识。当我在北京的临时寓所里无书可读，或写文章需查找引文的出处之时，我就想起了它们。但想不到这些陪伴我多年的书，如今竟会与我长久的分居，而分居的原因，则是由于我漂泊异乡，没有一个固定的寓所。写字台上的一切都保持着我以往读书写作时的原样，我只要坐在台前，就能将中断了的时光连接起来，找到我离家之前的感觉。这张写字台曾伴我度过17个春秋，我因写作而不断移动的右臂，已将桌沿的右边磨出了一片明显的印痕。我已记不清自己坐在写字台前读过多少书，但我却可以大致回忆起自己在这张写字台上写下的文章，回忆起写作时的苦乐。
作为“生活区”的客厅与卧室，让我忆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