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02-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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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打击是持久性的,它动摇了东汉王朝,使东汉王朝
被随之崛起的新军阀爪分。可以说,黄巾起义是造成汉王朝覆灭,继而形成
后来的“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的重要因素。
在张角于华北传播太平道时,五斗米道在巴蜀地区也广泛地传播开来。
五斗米道大体上创立于汉顺帝、汉恒帝时,其创始人为张陵,后人尊称张道
陵、张天师,因凡入道者都要交纳五斗米而得名。许多人前来投他为师,弟
子多达数万人,他立祭酒统领道民。张陵死后,其子张衡传其业,衡死,其
子张鲁又继传其业。汉献帝初平二年 (公元191年),益州牧刘焉乘天下大
乱,企图割据西南,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袭击汉中太守苏固,以断绝由长
安入蜀的道路。后来刘焉病死,其子刘璋继任益州牧,因张鲁不甚服从,刘
璋杀害了鲁母家室,激起张鲁叛变,张鲁占据了汉中,成为汉末割据巴汉的
地方军阀,他以五斗米道教民,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雄踞巴汉
达30年之久,被汉帝封为镇民中郎将。在张鲁政权保护下,汉中人民生产发
展,社会安宁,过着“民夷便乐之”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历史学家们对其
颇感兴趣。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许多农民起义是利用道教来号召和组织群众的。
如李流、李特领导的流民起义,正是依靠天师道教主范长生的资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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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由衰转兴,称雄蜀地的。东晋道士孙恩、卢循领导的反晋斗争,其部下也
99大都是信奉五斗米道的农民,共同的宗教信仰成为他们英勇斗争的精神支
柱。
魏晋以后,随着道教的逐渐官方化,道教与农民的政治联系渐趋淡薄,
但这种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而是变换了形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下层,与
民间宗教势力相结合了,其反抗精神依然强烈,对封建统治者仍构成威胁,
被统治者称为“左道”。北宋的方腊起义,元末的农民起义都与民间道教有
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于南宋时的白莲教,就是道教与佛教及摩尼教相互融合
的产物,它的信徒遍布大江南北,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宗教反叛力量。元代后
期,面对元代统治者的野蛮统治,道士韩山童、和尚彭莹玉作为北南方白莲
教的领袖,倡言“天下大乱”,利用白莲教策划和组织了反元的白莲教大起
义,在15年的时间里,横扫了元朝在大江南北的统治势力,为朱元璋最后推
翻元朝,建立明朝政权扫清了道路。白莲教的许多支派在后来的抗清及反抗
外国侵略的斗争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道教炼丹术在向长生成仙目标的追求中,以靡费大量资财及毒死许多信
徒乃至帝王为代价,后来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抛弃。但是,追求长生是道教
的教义,也是科学的目标之一。道教徒在长期的炼丹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的
经验,获得了许多化学、医学及冶金、矿物学方面的知识,其宗教实践客观
上推动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某些领域的发展。
道教在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近代化学的先驱。丹砂古代又称丹,炼丹术即是由此而来的。所谓炼
丹,主要是丹砂、铅、硫等矿石及药物的烧炼,所炼出来的金丹多是硫化汞
之类铅、汞的化合物,在制作过程中,道士们积累了许多有关化学反应的知
识,也学会了许多化学实验及化工生产的方法。如飞、升、抽、优、制点等
都是炼丹术常使用的操作方法。炼丹家们经常与丹砂和汞打交道,为此,他
们总结出了很多的经验。如葛洪云:“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
其化学反应式即是:
HgS+O2 →Hg+SO2 (1)
1
Hg+ O2 →HgO (2 )
2
(1)式即是由丹砂炼汞的反应。它在285℃时开始反应,因汞的沸点仅
为357℃,炼出来的汞继续与氧气反应,则可生成红色氧化汞,如(2)式所
示,即所谓“积变又还成丹砂”。
这种用硫和汞化合成丹砂的方法,在我国唐代就已达到了定量反应的水
平。
此外,还有关于铅的化学反应知识,砷化物的化学反应知识,炼丹家们
早在公元7世纪前就能制成铅、氧化铅和单质砷,这在化学史上是了不起的
成就。
道教炼丹家们的众多贡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火药的发明。提起火
药,几乎人人都知道它与造纸、印刷术、指南针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它经阿拉伯传入欧洲,从而制造出了枪炮,成为中世纪封建社会崩溃的原因
之一。但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火药的发明其实是炼丹术的副产品。
硫、硝、炭是制造火药的三种基本成分。道士们在炼丹过程中,常用硝
石与三黄 (硫、雄、雌黄)等为炼丹原料,极易发生燃烧和爆炸情形。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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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葛洪的 《抱朴子内篇》中记载了用硝石、玄胴肠(猪大肠)、松脂与雄
黄合炼丹药之方,这里,玄胴肠和松脂加热炭化后相当于木炭成分,雄黄则
含硫,这配方与黑火药的配方几乎完全相当。因此,在炼制过程中,各种原
料成分的比例与加热操作稍有不当,即可引起燃烧和爆炸。在唐宋两代,与
火药配方有关的资料更多。如中唐的《真元妙道要略》记载:“硝石,宜佐
诸药,多则败药。生者不可合三黄等烧,立见祸事。”正是从这些祸事中,
人们得出了原始火药的配方。以研究中国的科学和技术而闻名于世的李约瑟
先生曾这样说过:“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中,最早提到火药的,是一部题为
《真元妙道要略》的道教炼丹著作。”
2。对中国医学的影响。炼丹家们在寻求不死之药时,也导致了许多有医
学价值的发现。他们积极收集了各种疗疾单方,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养生学说。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在我国古代是一种颇有影响的价值观念,这一观念
在许多道教经典中也有具体的表述。著名道士兼医学家葛洪就曾明确指出:
为道者必须“兼修医术”。我国古代的许多医学家都是道士出身或道教信徒。
他们当中的著名人物如华佗、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
华陀是东汉末年的著名方士和医学家,他以毕生精力从事医学研究,包
括药物的运用、针灸乃至外科手术。他的医术出神入化,并以用麻沸散做麻
醉药动外科手术而创先例。 《三国志·魏书方伎传》记述了许多他治病妙手
回春的故事,其中包括救活被毒箭射伤的关羽。后来华陀因卷入策划谋杀曹
操的政治反叛而被杀害,其医书也因之散佚了。
另一位对我国古代医学做出重大贡献的是葛洪。他既是著名的炼丹家,
又是著名的道教医生。他关于用水银治皮肤病的记载,比意大利的著名外科
医生罗吉尔关于使用水银软膏的发明早了800多年,关于天花的发现也比国
外早500多年。他所著的《肘后备急方》被历代医家刻印、运用。
陶弘景作为道教学者、炼丹家,在道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他也
精于医学,他的《本草集注》将数千种植物——包括树、草、花、果、真菌,
根据其医学功能加以鉴别分类,常被后人所征引。他还增补了葛洪的《肘后
救猝方》,作《肘后百一方》。他们有力地促进了祖国医药学的发展。
初唐的孙思邈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医生和药物学家,据说他活了100多
岁,少时即有“圣童”之称,通晓百家学说,尤爱老庄。他撰有《备急千金
要方》于世,全书收方5000余个,详述救急、食疗、气功、养生、按摩等内
容,且以论带方,充分发挥了他作为道教理论家的优势。此书对后世中国医
学影响极大,而且东传日本、朝鲜等国。
道教中的科学内容是丰富的,其贡献也是多方面的。道教徒很大程度上
进行了实验科学的实践,他们将理论付诸实践,所以,“东亚的化学、矿物
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发端于道教。”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在中
国科技史上,道教的贡献要比儒教、佛教大得多。
道教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择其一二加以评述,
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人们的深入研究。时至今日,道教已今非昔比,甚至已
经衰落,但其影响早已渗透到我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至于中国人的性格和
民族精神已深深地刻上道教的烙印。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仍
可见到道教影响的痕迹,近几年来,国外学术界非常重视道教的研究,把它
当作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钥匙,道教的一些思想资料也引起了中外科学
家、思想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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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在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文化战线上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
烁、人才辈出的伟大时代。这一历史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
鸣、百花齐放的盛况空前的局面,在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
端。春秋战国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
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与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也随之大批兴起,出现了
如临淄、安邑、邯郸、咸阳、定陶等繁华的大都市。伴随着地主阶级的产生,
大量的奴隶获得解放,而成为耕种私田的农民,或者成为小块土地私有者,
也就是自耕农。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社会上对立的两大基本阶级。尽管
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奴隶也还大量存在着,官营手工业作坊私家的奴隶仍然
没有获得解放,但是在农业生产中已经不使用奴隶了。个体工匠和商人在城
市和乡镇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当时的社会阶级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
春秋战国社会,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士”阶层的大量涌现
与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那么“士”这一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所办的。
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
夏商周三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
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例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
记载:“受法于司徒”,也就是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
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周礼》明确规定,那时
的学校只允许“国之贵族子弟学焉。”普通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
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
入各诸侯国,有些则流落民间。《论语》卷十八《微子》记载流落民间的“太
师”、“乐师”、“鼓师”、“少师”等都是“王官”,是专门为王室服务
的。在动乱中,他们分别逃到齐、楚、蔡、秦等国;有的人居于黄河或汉水
之滨,有的则处于海边。因而他们就把本来属于官府的文化传播到民间。正
如孔子向郯子学官之后对旁人说:“‘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
还有另一种使王官散入民间的途径,例如,《吕氏春秋》卷二《当染》记载,
鲁惠公使宰让请周平王派史角到鲁国传授“郊庙之礼”,史角被鲁惠公留在
鲁国,“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也就是史角及其后代便定居于鲁国,成
为墨子的老师。他是西周末年周王室掌管“郊庙之礼”的史官,他被留在鲁
国以后,经数代相传,“郊庙之礼”并没失传,可是,他的后代已经不是周
王室的史官了,于是“郊庙之礼”便流传于民间。
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私人办学之风开始兴起来了。入学条
件也比西周时期大为改观,如孔子所办的私立学校招收的对象则不分高低贵
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脩”(即一串干肉)作为学费,就可被接收。
这样一来,就大大地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就迅速地多了
起来。这些人就是“士”。
“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
官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记载,中牟的地方官壬登(原文误为王登)
在一天之内推荐两位学问渊博的人 (即“士”)当上了中大夫,而且赏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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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宅。因此,中牟的人纷纷抛弃自己耕种的田地,出卖了房屋与园圃,“而
随文学者邑之半”。也就是说改学文学的人竟多达中牟人数的一半。由此可
见,当时弃农为“士”的人数不少。虽然“士”的来源还有多种途径,而私
人办学的发达,则是最主要的。
“士”阶层的活跃,还和当时社会上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
关系。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
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他们还需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
从而形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尊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
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
招来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大贵族“四公
子”也就是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
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还有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有“食客三千”。
这些食客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士”。
春秋战国诸侯、大夫、贵族的“养士”之风,使“士”受到重视,既使
他们生活有了保障,又使其学术活动有了方便的条件。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
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取得卿相的地位,如吴起、商鞅等。这就鼓励了“士”
阶层的活跃和大大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
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可是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
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
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
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因为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
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
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