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02-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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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彼此协调合作，但不盲目苟同。有一次，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问他，如
何方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朋友和兄弟间，能相互批评，和睦相处，这就
是士。
孔子主张通过自身修养和内心自省，完善和提高自己适应和改造环境的
能力，这样，即使身处逆境，也能求诸己而达到心理平衡，使内心世界充盈
而无忧无惧。要把仁义放在第一位，经过内心自省，如果确认自己的思想和
行为都符合仁义，没有错误，就不必有什么忧虑和恐惧。孔子常说，“君子
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孔子以忠于自己为原则，不为利诱，不因物移，始
终保持自己人格的尊严和目标的专一，并以此教育其学生，使大家能在艰苦
的生活环境中不见异思迁，不悲观气馁。具有内向型品格的孔子哲学和君子
人格，又是富于外向追求的。他把君子加强自身修养的目的分为三个层次，
他对其门生说，修养自己，使自己对待工作严肃认真还不够；修养自己使一
些人生活快乐，也不够；修养自己，使天下所有的老百姓都安居乐业，才是
君子的最高奋斗目的。具有这种救世精神和博大胸怀的人，不会为一己私利
和一家一氏的利益而闹宗派和相互勾结的。
孔子君子理想人格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因认识自我而立德、立言、
立功的朝气蓬勃的新时代的到来。孔子就是按照这种人格思想培养教育其门
生，使他们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孔子满怀“仁政德治”的理想，很想找到机会使之成为现实。在当时，
一个人的政治主张，主要是通过做官来实现，孔子很想通过“求仕”来实现
其抱负。公元前501年，孔子51岁时在鲁国做官。但不过四年，由于在立场
观点上与统治者矛盾，而孔子不愿与贵族当权者同流合污、被迫弃官出走，
开始了他艰难的访问列国诸侯的求索之路。
孔子访问诸侯列国之行的第一站是卫国。卫国是鲁国的兄弟之邦。当时
卫国政治较安定，经济也较富裕，加之孔子的高足子路的妻兄颜浊邹是有贤
名的卫国大夫，还有蘧伯玉等有贤名的人，可以相互谈论问题，所以孔子首
先选择了这里。由于孔子声望已经很高，又做过鲁国的上卿 （即大司寇），
因此卫灵公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给他二千石粮的薪水。二千石粮对于孔子
及其随行数十人的生活来说，基本上可以维持下去。但孔子来这里，其目的
主要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实现其“仁政德治”的主张和理想。而平庸的
卫灵公对孔子的所谓“仁政德治”根本不感兴趣，而是为了利用孔子这块招
牌显耀其“尊贤”的名声，以欺骗国人。孔子在卫国五年，卫灵公尽管表面
上对孔子很是尊敬，但始终没能让他参与政事。在孔子到卫国的第五年，卫
灵公死了，君位继承问题使国内动荡不安，同时引起了大国晋和齐的介入，
乱哄哄的局面迫使孔子离开卫国。
孔子离开卫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觉得自己像“丧家之犬”，也没有确立
往何处去。他们一行经过曹国，曹国没有接待；经过宋国，差点遭到杀害；
到郑国，他甚至狼狈得和弟子失散了，郑国也没有接待他们。最后在离开卫
国一年之后到达陈国，住在曾相互仰慕的贤人司城贞子家，并通过他向国君
推荐，取得了个有名无实的职位。三年后，吴国侵略陈国，孔子又不得不躲
避战乱而离开。当时，楚国有位贤名的政治家，人称叶公，孔子决定去找他，
一路上，好几天没有粮食吃，随从的弟子和其他人不免露出不满情绪，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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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很镇静，甚至继续讲学、诵诗、弹琴、歌唱不已，使大家深受感动和鼓舞，
想方设法度过难关。
在卫国，孔子的许多弟子在那里做官。卫国政局安定以后，要求孔子回
卫国的呼声很高，于是在63岁的时候，孔子从楚国回到了卫国。但是回卫国
后，当时的卫出公既没有要他为政，也没有向他问政，在此情况下，孔子就
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学和治学上。
孔子自55岁离开自己的祖国——鲁国去访问诸侯列国，在外到处奔走
了14年，历尽了千辛万苦，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结果是到处碰壁。
孔子的弟子如冉有、子贡等在鲁国做了官，孔子也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国，于
是在他年近七旬时，他终于结束了流浪生活，又回到了鲁国。
孔子为实现其“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四处碰壁，历尽坎坷，又耳闻目
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使他感到有必要确定一种使对立双方协
调发展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这就是中庸。什么是中庸？“中”，即中正，
中和；“庸”，通“用”；中庸，即以中为用。把握矛盾相互依存或相互渗
透的量的规定性，使对立双方各在一定限度内发展，从而保持统一体的和谐
与统一。
在先秦时代，各派哲学家为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曾研究过矛
盾问题。道家主张对立的相对性，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对立面之间，
无须一定的客观条件，可以反复转化。法家主张对立的绝对性，以强凌弱、
以大制小。而孔子主张中庸，保持矛盾的统一，平衡和长期稳定。下面就是
中庸思想的主要论点。
“过犹不及”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问他：“子张和子夏两个学生，哪
一个更好一些？”孔子说：“子张有些过头，而子夏显得不及。”子贡说：
“那么，子张好一些吗？”孔子说：“过犹不及。”即是说，过头和不及同
样不好，也就是说，唯无过无不及的中正是好的。过与不及都是相对于一定
的标准来说的，二者是在相反方向脱离标准的对立倾向，构成名副其实的两
端。中庸思想认为，只有把握两端，才能更好地坚持中，并且运用中。所以，
“过犹不及”的思想实际上是中庸原则的具体运用。“过犹不及”的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质与量的辩证关系，一定质是与一定的量联系在一起
的，量的过与不及都会影响质的规定性。为了保证事物具有一定的质，必须
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
无过无不及并不是折中主义。折中主义是在原则上对立的观点之间采取
的无原则的迁就态度，既承认这一个，又承认相反的另一种，没有原则性，
不管是与非。但是，无过无不及则不然，它是有原则的，此原则就是在处理
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上，都必须遵守礼。礼是仁的形式，可以作为决定中的
标准，实际上，孔子不但不搞折中主义，而且十分痛恨搞折中主义的人。对
于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到哪里都受欢迎的人，孔子称其为“乡愿”，
他说：“路过我的家门不进我家，而我不感到遗憾的人，只有乡愿！乡愿是
道德贼！”由此可见孔子对折中主义者的厌恶和痛恨。
“和而不同”在先秦时代，人们把保持矛盾对立面的和谐叫做和，将取
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叫做同。和与同是根本不问的。比如君臣关系，和是指
君臣不同看法的协调，君认为可行的，其中有不可行之处，臣指出其不可行
的地方，而使其可行的更为完善。君认为不可行的东西，其中有可行之处，
臣指出其可行的地方，而去掉其不可行的，这样就可以达到政治安定，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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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心的局面。所谓同，就是君说可以，臣附言说可行，君认为不行，臣也说
不可；取消矛盾，造成君主一言堂，结果是使君主犯政治错误，而且愈演愈
烈。孔子认为，唯有和是可取的，而同是有害的。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是说，君子坚持有原则
的和睦相处，反对无原则的苟同；小人则只喜欢无原则的苟同，而不喜爱有
原则的和睦相处。“和而不同”意味着，凡无关原则的小事，要讲协调，重
和睦，下要小题大做，闹不团结；凡是有关原则性的大问题，就要坚持原则，
不应苟同。
“尊五美，屏四恶”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张问孔子：“怎么样才可以
从政呢？”孔子回答说：“尊重五美，屏弃四恶，这样才能从政。”子张又
问：“那什么叫五美呢？”孔子答道：“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
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即为五美。”“那什么为四恶呢？”子张问，孔
子说：“不进行教育便动不动杀人，谓之虐；不说明意图便要别人做出合乎
自己心愿的成绩，谓之暴；起先懈怠不管突然限期完成，谓之贼；答应给人
钱财物却出手悭吝，叫做小气。以上即为四恶。”“惠而不费”、“劳而不
怨”，是讲经济方面的惠民政策。惠民之道，不是要政府向人民提供给养和
废除徭役，而是要从政策上保证人民从生产对象中获得利益，并把徭役放在
非农忙季节，使之不超过人民所能负担的程度，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既有物
资生活保障，而政府又不必花费财力；既能完成必需的国家公役，而又不引
起人民怨恨政府。政府才称得上“欲而不贪”，政府施仁于民而自己也得到
的好处，怎么能叫做贪呢？“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此二美是对施政
者作风的要求。孔子认为，无论人数多少、势力大小，一律不摆官架子，不
怠慢，这就是“泰而不骄”，衣冠整洁、举止庄重、使人产生敬爱之心而又
不以势压人，即为“威而不猛”。
在惩与教的关系问题上，孔子反对单纯使用惩办手段，主张把惩办同教
育结合起来。如果不是在这方面花力气，而只是发现不好就进行惩办，就是
虐政、暴政和贼人之行。孔子要求把教育置于首位，显然包涵一个思想前提，
即承认公布法律的必要性。各国司法现象中层出不穷的法律制裁和社会犯罪
使他强烈感到，不仅要反对严刑苛法和滥用刑法，还要加强法令、法律方面
的教育，以免除民众因不知法而招致的灾难。
五美全是从两面立论，把每一个问题的利与弊都联系起来，兴其利而防
其弊，以防弊为兴利所应掌握的度，这就是孔子所要求的中。而四恶中，在
惩与教的问题上，联结两端，以教育为惩治之前提，以惩治济教育之所不及，
二者互为补充而取其中。这充分表现出，孔子力图用中庸之道去探讨一条切
实可行的治国方针。尊五美、屏四恶就是中庸思想在治理国家中的应用，它
的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教育、道德和领导作风等诸多方面，实际上是一篇
施政大纲。
儒家学说的基本特征是：以《诗》、《书》、《易》、《礼》、《乐》、
《春秋》的思想为育人的内容，崇仁厉义序人论为儒家的思想中心，培养君
子人格，成为贤人圣人为儒家育人的最高理想；把仁的思想扩大到政治上，
实行德治，重民生，行教化，旨在维护以等级制度和纲常秩序为核心内容的
封建社会。儒家各学派虽有其共同的特征，自从孔子制立儒家学说后，儒家
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而且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
孟子（公元前385年～前304年），名轲，鲁国邹邑（今山东邹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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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孟轲幼年
丧父，家庭贫困，孟母特别重视对孟轲的教育。据说，孟轲幼年的时候，他
家住在坟墓旁边，小孟轲做游戏就学埋葬死人，孟母惟恐这样下去对孟轲产
生不良影响，就把家迁到集市附近去住。小孟轲在集市旁边，又去学商贩叫
卖。孟母感到这不是教育孩子的环境，又把家迁到学校旁边，使孟轲从小就
学习礼仪。这就是有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小孟轲有些贪玩，读书不努
力，孟母问他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小孟轲借口说，我的东西弄丢了，我去找
东西去了。孟母听了很生气，就用刀子把织机上正在织的布割断，小孟轲又
惊又怕地说：“为什么要割断布呢？”孟母说：“要你读书，增长知识，就
是要你成名。现在你不读书而去玩耍，就像我割断机上的布一样。现在学习
不努力，将来就只有干点勤杂劳累的活了。”孟母的严格教育使小孟轲养成
了用心读书的好习惯，“断机教子”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
孟轲稍大以后，从学于孔子的嫡孙子思。孟轲通《五经》，尤长于《诗》、
《书》、《春秋》。孟轲是孔子的崇拜者，一生的出处进退也与孔子相似。
壮年以后从事教学，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访问各国，是游士阶层中很有名
望的人物，经常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所到之处，国王都以宾客
相待。他曾任齐国卿相，但无职守，后来因为不赞成攻打燕国，与齐宣王意
见不一致而辞去卿位，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实际成就。晚年时候，他退居讲学，
与弟子万章等人著有《孟子》七篇。该书在北宋以后被列为封建大夫必读的
经典，而孟子则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如果说孔子的思想为“人学”的奠基，那么孟子的思想则是“人学”的
发展。他的仁政学说和民本主义，意味着“人”的初步发现，其理论基础是
性善论，并蕴含着不少的辩证思维。 （“人学”指探讨有关人的价值，人的
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的思想学说。）
孔子“人学”的核心范畴是“仁”，其基本含义：一是“爱人”，二是
“复礼”。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孔子“人学”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也讲“礼”，但他所讲的“礼”在一般情况下是指聘辞受等的礼仪
而言，没有维护奴隶制度之意。实际上，他对周礼关于等级身份关系的种种
规定是很不满意的，孟母死时，他埋葬母亲用了很好的棺木。有个弟子以请
教的口气批评他说，棺木似乎太好了，暗示按等级身份，其母亲不该有这等
待遇。孟子回答说：“上古对于棺椁的尺寸没有一定的规炬，到了中古，才
规定棺木厚七寸，椁的厚度以相称为准。从天子到老百姓，讲究棺椁，不仅
是为着美观，而是这样才尽了弟子之心。为法制所限，不能用上等木料，当
然不称心；能用上上等木料，没有财力，也还是不称心。既能用上上等木料
又能买得起，古人都这样做了，我为什么不这样呢？”
孟子将孔子“爱人”与“仁”引深到人心中去，他说，“爱人”就是一
种“不忍人之心”，即不忍看到别人困苦危难之心。他打比喻说，如果突然
看见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有惊骇同情之心。这种心情的产生，
不是为了要和这孩子的父母攀结交情，不是为了要在乡里朋友中博取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