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02-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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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有惊骇同情之心。这种心情的产生，
不是为了要和这孩子的父母攀结交情，不是为了要在乡里朋友中博取名誉，
也不是厌恶这个孩子的哭声，而是不忍看到孩子痛苦危难。这种发自内心的
同情心，就是“仁者爱人”。另一方面，孟子又把这种“爱人”精神扩展到
政治上去。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同情别人之心。先王因为有同情别人的心，
这才有同情别人的政治。凭着同情别人的心去实施同情别人的政治，那么，
治理天下就像运转小物件于手掌之上一样容易。因此，他主张以“爱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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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这就是孟子的仁政学
说。
孟子的仁政学说，其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上，主张
正经界、行井田、薄税敛。他说，实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分整理田界开始。
田界划分不正确，井田的大小就不均匀，作为俸禄的田租收入也就不会公平
合理，所以暴虐的君王和贪官污吏一定要打乱正确的田间划界。田间划界正
确了，分配人民的田地，制定官吏的俸禄，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决定。二
是政治上，主张实行禅让制、尊贤使能、省刑罚，尊贤就应该像尧对舜那样，
把王位让给有贤能的人，这就是禅让。省刑罚，就是要减免刑罚。军事上，
孟子反对争霸和并战争，而主张兴仁义之师。文教上，孟子主张君主要与民
同乐，重视民众的教育。
在孔子思想中，“仁”既是一个伦理的范畴，又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孟
子用“仁”和“仁政”将伦理范畴和政治概念区别开来，这是人学理论体系
严密而完善化的一种表现。
春秋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潮，但儒学开创者孔子
并没有对这种思潮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孟子的民本主义把“以民为本”的社
会思潮推进了一步，其特点是从君民关系上大胆地论述了民为国本的激进思
想。他的脍炙人口的名句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是说，
民众最为重要，国家次一等，君比民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孟子认为，一方面，
按等级地位来说，君位是尊贵的，臣民地位是卑下的；可是，就道德意义上
来说，君对有德的臣是师事的关系，“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便谈不上随
便召唤了。孟子还认为，不仁的君主只会残害百姓，是不称职的，这种无道
之君，是可以杀掉或换掉的。
孔子在创立儒学时，曾经提出了“人”的问题，并从哲学、伦理、政治、
教育诸方面对“人”的价值作了一定的探讨，但这只是一个开始。由于孔子
主张复礼，在政治上有保守倾向，没有能够对当时流行的“以民为本”的思
想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孟子从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中，看到了百姓的
作用，并对当时流行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作了理论概括。孟子的民本主义
思想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是很少见的。道家的庄子主张“小国寡民”，“使
民复结绳而用”，基本上没有民本思想。纵横家虽然有一些民本思想，但他
们注意的只是智谋策略，而不是民心臣力。法家则是民心民力的否定派，韩
非把哀怜百姓与国家安危对立起来，以“严刑重罚”来驱使平民百姓。孟子
的民本思想成为民主思想的前奏曲。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孔子曾提出“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但并没明确指出人性的善恶。孟子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性问
题，并主张性善论。性善论的人性论，是孟子伦理道德和仁政学说的理论基
础。
孟子认为人生下来都有四种善的萌芽，他称之为“四端”，即“恻隐之
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端”的扩充和发
展就是“四德”——仁、义、礼、智。孟子说，仁义礼智，不是从外边给予
我的，而是我先天所固有，不需要人去思索它已经存在了，认为人天生就具
有仁义礼智等善性。
孟子认为，两三岁的小孩没有不知道爱他的父母尊敬他的兄长的，既然
包括孩童在内的人都有这种良能良知，说明人性是善的，孟子又从人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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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同的嗜好，耳闻声音有相同的听觉，目观颜色有相同的美感，从而得出
人心对于理义也有相同的喜悦；说理义使我心喜悦，如同牛羊猪狗肉使我可
口一样。
孟子力排众议而提出了性善论，在当时与告子有一次激烈的争论。在告
子看来，人性好比急流水，从东方开口便问东流，从西方开口便流向西。人
没有善不善的定性，犹如水的没有东流、西流的定性一样。孟子反驳说，水
诚然没有东流、西流的定向，难道也没有向上或向下的定向吗？人性的善良，
正好象水性的向下流。人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下流的。当然，拍水使它
跳起来，可以高过额角；戽水使它倒流，可以引出高山。这难道是水的本性
吗？形势使它如此的。人之可以使他做坏事，本性的改变也正像这样。
人之所以有道德、智慧、技术和知识，经常是由于他处于患难之中。只
有那些孤立之臣、庶孽之子，由于他们时常提高警惕，考虑患害也深，所以
才能通情达理。因此可以说，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而安逸快乐足以使人
死亡。这段推论闪烁着孟子辩证思维的光辉。
辩证思维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重要贡献。孟子通过辩证思维，阐述了事
物的矛盾性及矛盾的转化。孟子认为，事物的大小、好坏、美丑，人的有为
和无为、忧患和安乐、生与死、知识上的博与约，等等，都是矛盾的表现，
矛盾的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矛盾的双方还有主次之分，比如，对于人来说，
志是主要的，是气之帅；气是次要的，是体之充；但对于腿瘸者，气反而影
响了其心志。这就既看到了矛盾主要方面对次要方面的决定作用，又看到次
要方面对主要方面的反作用。正因为如此，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
化的。有一次，孟子与齐宣公讨论狩猎场的大小问题。齐宣王问：“周文王
的狩猎场纵横70里，有这回事吗？”孟子答说：“是这样。”齐宣王说：“既
然是这佯，你说周文王的狩猎场大吗？”孟子说：“我认为还是很小。”齐
宣公不解地问：“寡人的狩猎场才只有方圆40里地，你却认为很大，这是为
什么呢？”孟子回答说：“文王的狩猎场能与老百姓共享，所以虽方圆大，
而百姓仍嫌其太小；而宣王的狩猎场方圆虽小，却不但不与民共享，而且像
陷阱一样坑害百姓。百姓怎么不厌其大呢？”
矛盾双方的转化需有客观条件，这种客观条件是可以创造的。孟子谈到
楚子说齐语的例子。一个齐国人教他，却有许多楚国人打扰，纵使每天鞭打
他，逼他说齐国话，那也是办不到的；而假若带他到齐国的闹市住上几年，
纵是每天鞭打他，逼他说楚国话，却也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客观条件不
仅重要，而且可以创造。在这里，孟子是重视主观能动性的。但是，人的主
观能动性的发挥是以客观条件为前提的。他举“拔苗助长”的例子，来说明
忽视客观条件导致的结果。
孟子通过辩证思维，还认识到了事物量变和质变的区别。在一定范围
内，事物量变不会引起质的变化。他谈了一个现在众所周知的“五十步笑百
步”的例子。战鼓咚咚一响，枪尖刀锋相接触，就抛下盔甲拖着兵器向后逃
跑。有的一口气跑了一百步停住脚，有的一口气跑了五十步停住脚，那些跑
五十步的竟然耻笑跑了一百步的，说他们胆子太小，这行吗？当然不行。因
为跑了五十步的同样是逃跑。二者虽有量的区别，却没有质的不同。但孟子
并没有否认量变的重要性，相反地他认为质变必须以量的积累为前提。比如
说，仁胜不仁，正像水可以灭火一样。如今行仁义的人，好象用一杯水来救
一车柴的火；火不能被熄灭，但能说水不能灭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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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把握量变和质变的界限呢？孟子认为关键是“执中”而有
“权”。这种思维方式是从孔子那里继承来的，孟子又发展了它。孟子说，
掌握“中”的人应该教育熏陶那些没有掌握“中”的人，有才能的人应该教
育熏陶那些没有才能的人，故而人人都喜欢有个好父兄。相反地，如果掌握
“中”者不去教育熏陶没掌握“中”者，有才能者不去教育熏陶没有才能者，
那么，所谓好与不好，他们中间的距离也就相近得难以用分寸来计量了。简
单地说，如果不“执中”而教，那好与不好就没有什么标准了。前面在介绍
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时，谈到孔子提出了“权”的概念。如果说“中”是原则
性，“权”则是灵活性。只有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才是辩证的思维。
中国封建社会延绵几千年，封建制度发展水平高，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灿
烂的中国封建文化，而其中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不仅
对中国现代文化，而且对其他众多亚洲国家现代文明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以
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今日世界，儒家思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成为人们研究的
热点。由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东亚
儒家资本主义”的提法为众多学者接受，其特点是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本思
想，以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准则，以高产乃是为善的劳动道德观念。任
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儒家思想有其保守的一面，亦有其积极的一面，我
们相信，通过扬弃，古老的儒家思想将为人类幸福谱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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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的著成
兵法是我国古代的军事思想，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各阶级、各
集团及军事家和军事论著对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中国历史上相传
最早的战争是神农伐斧燧之战，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间，没有哪一个朝代没
有战争。国家由战争兴立，亦由战争败亡，历史在不断向前发展，朝代也在
战争中交替。
没有不用谋略的战争。自古以来，长于理性思维的中华民族对关系国之
存亡大计的战争问题不断进行反思、探讨、研究，以期求得正确对待战争的
态度和方法。春秋战国时期，正处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随着社会动荡变革，战争频繁，诸侯兼并，军事实践与理论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智勇兼备的军事家。他们总结战争经验与教训，将其
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著书立说，兵书、论著不断涌现。
在这个群雄竞争、人材辈出的光辉时代，产生了举世闻名的军事理论著
作——《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内容丰富，成就辉煌，是前人为我们留
下的宝贵的军事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期吴国名将孙武所著。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
齐国乐安 （今山东博兴北）人。生卒年月不详，约活动在公元前6世纪末至
公元前5世纪初。他是齐国陈氏的后裔，祖父陈书，字子占，是齐国的大夫，
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采邑于乐安。
孙武所处的时代正是晋、楚两强百年争霸的晚期，军事战争延绵不断，
烽烟四起，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我国古代战略已经达到日趋成熟的阶段，战
术运用也日益巧妙灵活。在这样复杂、纷繁而丰富多彩的战争历程中，造就
了许多具有机巧权谋的卿相和英明果断的君主，军事思想蓬勃发展。他们所
做的富国强兵的策略，料敌制胜的谋划，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孙武不断
地对以往战争经验进行总结和积累，逐步编纂完成他不朽的著作。后来孙武
因齐国内乱而出奔到吴国，经吴重臣伍子胥推荐，以兵法十三篇呈献给吴王
阖闾。吴王读后大喜过望，而又对孙武为将之才将信将疑，遂命令孙武率宫
女180人持戟操演，并以两位吴王宠姬分任队长。孙武三令五申军纪军法，
而美女们操演时却嘻嘻哈哈，置若罔闻。孙武遂斩杀两位违反军令的吴王宠
姬，杀一儆百，严明了号令，将宫女操演齐整。吴王虽然痛失两位美女，龙
颜不悦，但也明白孙武确实善能用兵，便用他为将。
孙武在吴国几十年戎马生涯中，为吴国的崛起和兼并战争的胜利立下了
赫赫战功。当时的形势是，晋、楚争霸战争延绵不断，双方都损失重大而又
不能彻底打垮对方。晋的地理位置不好，北方有少数民族戎狄骚扰，西方有
新崛起的秦虎视眈眈，东边有老牌强国齐与之抗衡，南面就是雄心勃勃的劲
敌楚国。晋国总是陷于多面作战、腹背受敌的境地，感到力不从心，疲于应
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楚国的近邻吴逐渐兴起于苏、皖，当时各强国均忙
于争霸中原，对此无暇顾及。晋国审时度势，采取了联吴制楚的遏制战略，
在楚的后院腹地埋下钉子。孙武和伍子胥一起辅助吴王制定实施自强其力，
待机而动，分兵轮番侵扰楚后方的战略，使楚“一岁七奔命”，劳民伤财，
国力损耗。更使楚国以为吴只是进行小规模的系列搔扰，不会对楚的根本有
所动摇，于是依赖有大别山之险峻，对吴不作积极戒备。公元前506年，吴
王采纳孙武等的建议，率部实行深远的战略迂回，出其不意，秘密绕过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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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沿淮河西进，迅速通过楚国北部的大隧（力里关，在今河南武胜关东），
直辕 （武胜关，今湖北、河南交界处的京广铁路上），冥陇（平清关，在武
胜关西）三个要隘，直趋汉水。千里跃进，直插楚国腹地，在柏举 （今湖北
汉川县北）以3万精锐之师击败楚20万大军，接着连续五战五捷，一举攻入
楚国首都郢（今湖北江陵县东南之郢县故城）。楚这个长期雄踞江汉逐鹿中
原的头等大国因此而失去了争霸力量。吴王阖闾以一个小小的吴国，西破强
楚，北上中原，威震齐鲁，称霸一时。
孙武所著的兵法，在《汉书·艺文志》中称为《吴孙子兵法》，共八十
二篇，图九卷。但《史记》中明确说共十三篇，而流传至今的也是十三篇。
后人对此颇多考证。甚至有人对《孙子兵法》是否为孙武所著和兵法的真伪
产生怀疑。1977年山东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孙子兵法》使其真相大白。在竹
简中除兵法十三篇以外，还有几篇保存下来，经研究考证，多系孙子后学所
著。说明孙武见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