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杂文集_全集-第1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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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大卫儿被捕。他前年暑假回港，曾经在兰桂坊藏有20克“冰”被捕拘留，还是我替他奔走，才撤销了控罪。但这次在他的宝马跑车行李厢藏了20公斤4号海洛英，约值港元1000万。我才猛然想到，他不过是一个理工学院学生，竟然开一架宝马跑车，而我竟然从来没有问。
很多事情已经急剧改变，而我竟然不晓得。
我带同律师去警署看他，他见到我，只是大哭。好像他小时替猫洗澡让猫吃了杀虫药死去一样，只是大哭“爹地”。
他还是我的大卫儿，安琪儿，宝贝。苹果眼睛，高大骨架，眼底带绿而且惶然，多么像我。
“爹地，救我。”他什么时候从一个机械工程学生变成一个要赚大钱的犯罪分子，我竟然不晓得。是不是在我醉酒打架的时候呢，在我黎明与陌生女子做爱的时候，在我进马场看马的时候，在我放枪的时候，殴打疑犯的时候？还是在整个香港都惶恐不安的时候？“爹地，快弄我出去！”他以为他不过偷吃了邻家的苹果呢。
我全身都发热，不得不跳起来，紧紧地抓着铁栏道：“你还想我怎样，你狗娘养的！”
一拳地打在墙上：“你还想我怎么样？”
站在林桂宽大的办公室门口便感到了难堪，无法再向前踏一步。有人在里面，正在应他：“yes sir。”顿时我进退两难，林桂已经听到了动静：“外面请进。”
又低声道：“你先出去。”对方又应：“yes sir。”见着我，原来是重案组马督察，向我招呼：good morning sir。
我道明来意。林桂还是十分矫健结实，双目锋利如刀，手背犹有刀痕，是一次与我被银行劫匪袭击所受的伤。他沉吟半晌，方道：“伊云思。这不是打劫、伤害他人身体等等。即使我肯，其他人都不会肯。”他长叹一口气，站起来，立在窗前，成了影子。外面有军装警员在步操，多么熟悉，令人心安的声音：att…ent…ion。eyesfront——那时我们还年轻。
“况且，律政署已经决定起诉。”或许因为热，他缓缓地脱了外衣，隐现了结实均匀的肌肉，紧紧地收缩，又放松，才道：“伊云思。现在真的不比从前了。英国人的势力没落了。他们日子不多了，犯不着冒险讨好其他人。华人又不成气候，所以，律政署那边，很难。”我低声道：“我可以用钱。”
他转过身，和往日一样眉目端好：“你要钱，我可以借你。但……”他的脸容仍然令我心动。我爱他不比爱大卫儿少。“伊云思，你还是不要冒险了。早日回去吧。留在这里，看着你熟悉的人与事，一点一点地失去形状，我不知是败坏还是新生，但眼看着这一切，也不免难堪。我才41岁，移民养老又太早，没办法。但你不一样，你回去，比较安乐。”我忽然见到大卫儿捧着我的心，一刀一刀地刺下去。
“何必呢。世界不会停下来。这几年来，你老多了。我担保现在和你跑长途，你一定赛不过我呢。”如此一来，我失去大卫儿，我又失去他了。
“谢谢。”我说，“我明白了。”不如怎的，我很渴望有一顶帽，好好的，保护我自己。来到香港以后，因为热，也因为容易，我已经忘记爱尔兰冷酷而又艰难的冬天了。
大卫儿上庭后我便递了提早退休的申请。拿着过百万港元的退休金，可以在德布连开一个香烟报纸店，或许设一个加油站来经营。在香港，任何事物都以高速演变。我递上退休申请才没一星期，没有警员再给我买烟或递烟灰缸了。他们甚至取消了每天送到我办公室的报纸。
我后来去过精神病羁留中心探过陈路远。虽然数名医生都检定陈路远精神正常，他们还是将他放在精神病羁留中心，比较安全。我去看他，或许是跟他说再见的，虽然他不会明白。他头发剪得很短，精精瘦瘦，惩教人员说他从不讲话，独自在囚室里读大英百科全书，晚上拉提琴：“重重复复，很沉闷的音乐。是不是叫做巴赫的？”口袋里永远带着一幅全家合照，还有一只牧羊犬，等等。陈路远不会跟你说话的了，好心的惩教小伙子解释，好像有义务让我不要太失望。
陈路远见着我，像儿子见到父亲，很高兴而又有点拘谨，安安分分地坐着。我亦无话可说，只是送他几张镭射唱片、一个耳筒镭射唱机，一只小喇叭，像向他取口供那天用的那一套。“试试听。”这次播的是韩德尔。他的音乐像一只冰凉的手，让我们慌张火热的心灵，得到安慰。二人并无言语，只在音乐里默默接近。
我忽然明白耳聋的贝多芬。音乐是孤独者的言语。
播了半套的《弥赛亚》，我必须离去了。离去前陈路远跟我握手，仍然温暖，而且诚恳。我跟他说：“小心照顾身体。谁知道呢，外头这样乱，说不定会闹出巴士底监狱事件呢，又或者，如果他们肯放你，那一定是九七之后很多年的事。到时世界不认得你，你自然也不认得这世界。这多好，像重生。”他听得我这样说，也不禁笑了。我又道：“这家伙，好好的。”
不知怎的，去看过他便好像了断我在香港的牵挂。林桂后来借我20万。不为别的，只为了大卫儿的保释金。我在会所酒吧碰到他，还没有开口，他已经写好支票给我，道：“慢慢再还给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一生从未为金钱担忧，第一次受到窘逼，也第一次感到金钱的沉重与痛楚。当夜林桂喝得特别多，不停的讲粗话，that mother fucker，this fat asshole，一直到凌晨2时酒吧关门，他才摇摇摆摆地要去开车。在会所门口，海风吹来，铜锣湾避风塘的游艇晃动，一天的霓虹光管，竟夜不灭。
他忽然紧紧地抱着我，道：“伊云思，你老了，而且软弱。我心目中的你总是高大强壮。多么残酷。”我推开他，道：“你醉了。走吧。”他笑了，踏着碎步道：“我走了。我们不会再见面。我记得你，因为你从前教会我很多事。将来我老了，其实我也会像你一样。但我记得的你，永远年轻、勇敢、强壮，像我记得我自己。”
他便啪啪的消失在停车场的某处，开门，闭门，亮了灯，轰的便远去了。
他还喜欢开快车。我已把车子卖了，便踱步到对面怡东酒店截计程车。
很久以后都会记得那一晚的心情。
平复以后，恐怖都变成了滑稽，爱玉和我其后便玩血塘游戏：浅浅的放一缸暖水，开一支红酒，玩纸牌，轮的罚倒酒，让一缸水变成血，在其中做爱。爱玉肚子大，像血蜘蛛。又扮演总督察与谋杀犯。法官与建筑师。我穿着爱玉的睡袍，爱玉穿我的西装，预备给婴儿的娃娃充当谋杀犯。冬天来了，我们便忙得不亦乐乎。冬天死人特多，我忙着送院，爱玉忙送葬，回家来忙张罗婴儿的床被、玩具、教育基金。
爱玉生产那天碰到了那个洋总督察，衣服有点旧，胡子长着，夹点白，正在“不准吸烟”的牌子下抽烟。我招他：“认得我吗？就是一家5口谋杀案那个。”
四周转来了目光。我嘻嘻地笑了。他竟然说：“是呀，就是你。”我也不管，乘机点起烟来。“好吗？又有人死了吗？”他只摇摇头，没有作答。我只好乱扯：“我太太进院了。早产，有细菌感染。孩子可能会痴呆呢。”他只答：“哦。”便默默地大力抽烟。医院员工还是来了，慢一点，总会来。也不多说，只指示“不得吸烟，违者罚500元”的告示牌。我也就扯着督察，在医院外的草地站一站，晒太阳。
“这怎办？”他忽然问。
“他们不会罚我们款的，我认得他。”我说。
“不，这你们怎办，如果生了痴呆孩子。”
“也好呀，也很可爱呢。”
他叉点了第二支烟。我在看树上两只麻雀交谈。
“我儿子。贩毒。弃保潜逃。在机场被捕，加控罪不得保释。自杀了。”
我精神一振：“死了吗？”
他又摇摇头。我自然很失望，只好应道：“也好。生存也不错。死就更好。”
他苦笑道：“真奇怪。”
我偷偷摘了身后一朵玫瑰，用我的小把戏，“我变”地变在手中，送了给他：“鬼佬，干吗愁眉苦脸。你儿子要贩毒，要逃，要自杀，也实在无可阻挡呀！”他奇道：“你这个奇怪有意思的小伙子。这样你说我应该怎办？”我答：“没怎办。
怎样怎办呢，玫瑰花不种也不收，也没怎办。这样办，办下去。“说得一塌胡涂，搞得洋人老皱眉。医院员工又远远地向我们走来了。我低头看，原来我们踏在”请勿践踏，违者罚500元“的草地上。我扯洋人：”走吧。多说无益。“他就也不多说，低头说句再见，便双手插着袋走了。在耀眼的冬日阳光里，分外显得他骨架的高大，像木偶。
我们的孩子果真是个痴呆孩子，不大哭。爱玉和我还是喜欢得不得了，夫妻轮班，午夜和孩子玩，哄他，抱他，亲他：生命真是好。午夜我还是闪着蓝灯通街跑，将伤者送上生命或死亡的道路。吾妻爱玉，听见有死人还是兴高采烈，又为死人设计了缀羊皮或人造皮革的西装大衣。痴呆孩子快乐地生长，脸孔粉红，只是不会转脸，整天很专注地看着一个人，一件事，将来是一个专注生活的孩子。
城市有火灾有什么政制争论，有人移民又有人惶惑。然而我和爱玉还会好好地生活的：隔壁房东很快粉了喜气洋洋的粉红漆，园里种了一大丛新的玫瑰与茉莉，又种了一株白兰花树。又住进了一个家庭，男的喜欢煮吃而女的在剪草，修理电器。
我们总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满希望，关怀，温柔，爱。因为希望原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犹如上帝之于空气与光，说有，便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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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丰子恺
．t．xt．．小．说．天．堂．
回想四个月以前，我犹似押送囚犯，突然地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从上海的租寓中拖出，载上火车，送回乡间，关进低小的平屋中。自己仍回到上海的租界中，独居了四个月。
这举动究竟出于甚么旨意，本于甚么计划，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也不相信。其实旨意与计划，都是虚空的，自骗自扰的，实际于人生有甚么利益呢？只赢得世故尘劳，做弄几番欢愁的感情，增加心头的创痕罢了！
当时我独自回到上海，走进空寂的租寓，心中不绝地浮起这两句《楞严经》文：“十方虚空在汝心中，犹如白云点太清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
晚上整理房室，把剩在灶间里的篮钵、器皿、余薪、余米，以及其他三年来寓居中所用的家常零星物件，尽行送给来帮我做短工的邻近的小店里的儿子。只有四双破旧的小孩子的鞋子（不知为甚么缘故），我不送掉，拿来整齐地摆在自己的床下，而且后来看到的时候常常感到一种无名的愉快。直到好几天之后，邻居的友人过来闲谈，说起这床下的小鞋子阴气迫人，我方始悟到自己的痴态，就把它们拿掉了。
朋友们说我关心儿女。我对于儿女的确关心，在独居中更常有悬念的时候。但我自以为这关心与悬念中，除了本能以外，似乎尚含有一种更强的加味。所以我往往不顾自己的画技与文笔的拙陋，动辄描摹。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孩子们，最年长的不过九岁，所以我对于儿女的关心与悬念中，有一部分是对于孩子们——普天下的孩子们——的关心与悬念。他们成人以后我对他们怎样？现在自己也不能晓得，但可推知其一定与现在不同，因为不复含有那种加味了。
回想过去四个月的悠闲宁静的独居生活，在我也颇觉得可恋，又可感谢。然而一旦回到故乡的平屋里，被围在一群儿女的中间的时候，我又不禁自伤了。因为我那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
有一个炎夏的下午，我回到家中了。第二天的傍晚，我领了四个孩子——九岁的阿宝、七岁的软软、五岁的瞻瞻、三岁的阿韦——到小院中的槐荫下，坐在地上吃西瓜。夕暮的紫色中，炎阳的红味渐渐消减，凉夜的青味渐渐加浓起来。微风吹动孩子们的细丝一般的头发，身体上汗气已经全消，百感畅快的时候，孩子们似乎已经充溢着生的欢喜，非发泄不可了。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的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象花猫偷食时候的“ｎｇａｍｎｇａｍ”的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瞻瞻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姊姊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瞻瞻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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