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说不-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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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以说不》
我是如何走进“亲美情结”的
我出生于1964年，70年代末思想解放的年代我开始学会
关注世界，80年代我在上海念大学，那个时候讨论的空气十分
浓厚，任何一种价值都可以得到认同。很难想象许多和我一样
有着自由思想特征的中国青年——不会对美国产生浓厚的感
情。这种感情上的根深蒂固是真实的，它不一定以十分狂热的
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深沉的、持久的、甚至是温馨的状态，左
右着我们认识现实的尺度，影响着我们的追求。我记得1987年
的夏天，我在山东同一位志同道合的大学室友在困难的日子里
煎熬，我们俩都是文学青年，同样都被生活否定得很厉害。我
们守着一台效果极差的破旧黑白电视机，百无聊赖地换频道，突
然发现一家电视台正在播放美国故事片《农家女》。从今天的眼
光看，它何其的浅俗、虚伪，甚至有一种蓄意欺骗的恶意。但
那个时候，在晦暗的环境中，一部美国旧片给我们带来的欣
喜是何等的强烈！我记得我的朋友喜形于色之中说：“要讲寻根
的话，我们的根全在美国——看到美国片真亲切！”于是乎我们
一起大笑起来。这件事曾经触发了我的许多回忆，我在想：从
这句话听起来相当不知天高地厚的话中，包含着多少真切的触摸
和感受！试想：一个生长于东方大国的孩子，即使是是在他的青
春期前后，他都是年复一年地过着单调的生活。他没有其他的
办法，没有野营，没有偷食禁果的机会（也欠缺这方面的教
育），他已经到了青春期还在看连环画，并且从权威新闻机构那
里得到国际局势方面的讯息崮此他显得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比
较“早熟”。他几乎从懂事时起便经常听到一个西方大国的名字，
这个西方大国的名字就叫“美国”，小人书上坦克炮塔上标记为
“Ｕ。Ｓ。Ａ”；它的兵很怕死，每人都备有一份《投降书》，因为
这样，我们觉得美国兵比日本鬼子更具人性的温馨；它最早登
上月球，并且上拥有原子弹和氢弹，它的特务使用无声手枪；
它很厉害，但似乎并不残酷它的国家意志也不像东方国家那
样明显，它不是特别的迫害工人农民（像蒋帮），也不搞上层的
无情清洗（像苏修），是一个有喜剧色彩的活跃的国家。——即
使是在全中国都在愤怒地反美时，我们也不能通过种种类似的
印象对美国产生一种——怎么说呢？……一种隐约的好感。我
相信一整代的中国孩子都有同样的真实心迹。
就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表述过的那样：社会帝国
主义的战争威胁使我们那一代的孩子处在战争冲动之中。尼克
松访华很容易使我们在“帝”、“修”之间一边倒。有一天上课，
我的老师很神秘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和苏联打起来，美国也
要帮我们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我们本
来就不是特别恨美国（虽然知道中美之间打过朝鲜战争，但美
国后来的理智平和的签字使我们宽宥了它）。而对苏联，则是完
全不可原谅：其一，苏联的统治集团是一群暗藏在斯大林身边
的叛徒（苏联人很坏，从《列宁在1918》中发现：列宁身边的
叛徒居然如此穷凶极恶！）；其二，我们认定：从老沙皇到新沙
皇，总是亡我之心不死的，从海兰泡大屠杀到珍宝岛事件，都
说明我们同这个邪恶的帝国主义断没有朋友可做；其三，苏
联人卑鄙，从克格勃到把好端端的人送进精神病院，这些手段
都让我们看不起。林彪不是也要跑到苏联去嘛？——我们所受
的教育以及我们的直感使我们对这个北邻的由叛徒和克格勃统
了治的国家充满憎恶和警惕。……这个时候我们学唱了一首歌，
是朱逢博演唱的 ，名叫《红杉树》。
在那美丽的西湖边。
有一棵红杉树。
越过重洋，来自彼岸，
滋润着友谊雨露。
红杉树，红杉树，
你带来了美国人民的友谊，
你生长在东方美丽的国土。
啊——，愿你茁壮成长，
挺拔的红杉树！
这首歌激起了我的感动，许多老人也禁不住念叨起美国大
兵当年的好处。尽管政府公告中一再强调反对“两个超级大
国”，但我及同龄人的信念是：中美必须结盟。十几岁的我开始
对国际政治忧心如焚。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在国
际上处于攻势，并且对世界上的各种革命力量及左派力量有着
巨大的影响力。毛泽东就曾为此不安，他曾对基辛格说：我是
喜欢右派的，右派比左派好。他不喜欢勃兰特，因此他投了反
动的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一票。——回想起那个时期我的感
情同伟人何其的共鸣！我用极右的眼光看待世界上的事情。除
了朴正熙、阮文绍和蒋介石外，我认定世界一切政治势力的领
袖，只要他亲美，就必定是清醒而英明的；相反，智利的阿连
德是个政治侏儒，诗达是可耻的克格勃特务，几内亚的
塞古·杜尔不可救药，埃及的纳赛尔可悲可叹，我尤其痛恨印
度的英迪拉·甘地夫人（这个女人不但亲苏，而且反华），更让
我感到惊心动魄的是：我自信中国拥有巨大威望的非洲，也出
现了反华的喧嚣，埃塞俄比来革命以后，其政府机关报《非洲
号角》出现了攻击中国的言论。第三世界的每一次政变都使我
疑惑：是不是苏联搞的？南也门的教训足以使人感到社会帝国
主义的阴险：鲁巴伊总统的特使飞到北也门，面呈北也门总统
加什米，当特使打开皮包时炸弹爆炸了，加什米当场丧命。几
乎全体的阿拉伯国家同南也门断绝了外交关系。几天后，米格
飞机轰炸南也门总统府，亲华而友善的鲁巴伊总统被政变部队
绑在椅子上用炸弹炸死。一箭双雕，两个国家落入了苏联的势
力范围，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七十年代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
义在全球高唱凯歌的时代，我以巨大的同情及善意看着美国的
失败，我还以厌恶的心情看待一切的反美歇斯底里——总而言
之，我认为这些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表现。少年的我心底的
恐惧通过一部戏剧传达出来了，看起来中国人人心相通。那部
戏剧的名字好像叫《丛林战鼓》什么的，70年代末在北京上演，
讲的是黑非洲某国解放阵线的参谋长，无意当中获取了一份苏
联意欲在非洲扩张的计划，在他不顾漂亮的苏联女间谍千方百
计的阴谋而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他被暗杀了。我相信所有的中
国观众都和我一样的扼腕叹息：要是记者招待会能如期发布就
好了。我以无比的痛心看着第三世界：苦难的人们，你们都干
了些什么呀？签定友好条约、接受苏古教官、占领美国使馆、杀
害美国志愿人员……孰敌孰友，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就不明
就里呢？
毫无疑问，柬埔寨及阿富汗事件加深了我对美国的信赖。
我鼓掌，和美国人、中国人一起抵制莫期科奥运会。
我欢呼，罗马尼亚人和中国人毅然参加洛杉矶奥运会。
这一切的触摸自然成为大学时代我全身心感受美国的基
石。二十几岁的教授、英俊的总统、热烈的选举、高超的电影、
从海明威到菲茨杰拉德等等……大国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我
们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主要是精神生活，细想起来，无一
不和美国有关。插一句：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渐渐进入美国
体内的时候，没有办法深思熟虑，这一点我不愿多做宏议。当
时有一点事实不容否定，绝大多数学生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决定
自己的价值观的（这一点今天也很昭显：比如海湾战争）。因为
美国的悲也好喜也好对人类都有特别强烈的代表意义，“挑战
者”坠毁的典型悲剧使我们隐入痛楚和昏迷。我极端崇拜里根，
我的辅导员对我说：“里根很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总
统之一。”那一年，里根到了上海，天哪，真让我们倾倒。他参
观一家电视机厂，突然，他摆脱随从，走到工作台上，礼貌地
向女工提出请求，然后熟练地帮助她操练电镀板，我猜那位女
工一定会想：“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当时我们同室室友
的心情就是：恨不得让这样一个人来领导我们，“永恒之女神，
领导我们走”。
八十年代全国处在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深化时期，一切过去
的价值都在重新估量：从民主政治观到大学学制，从商品经济
到恋爱观，呼啦啦一下子，只有美国、美国，还是美国，能给
有着自由特征的学生们，以惊喜的观照。我此时想做一点正论：
文化教了我比较直捷简单对待事物的方式，比起中国长辈们教
我们的要实惠痛快得多。开朗和自信心的表现，恰是羔羊般的
我们所需要的。以上是其一。其二：我们的国家媒体，大多数
国际新闻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老妈妈英国广播公司购
得，这就决定了我们接受世界事务必然受一种限制；而且何况
又是：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我们应该去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国家，也注定了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是新闻头版的内容。我
的意思不是说客观导致了我们的错误（或者叫价值上的迷茫），
我认为一个人应该用深厚的态度看待历史：对于自己的闪光面
与阴暗面都应如此。不能轻率地说：“啊，我要同昨天告别。”昨
天你怎么能够“告别”得了？！因为它都是你的一部分。我要讲
一件事情，说明即使是我最陷进“美国情结”的时候，我还是
有所感悟——或者叫忏悔吧。
好像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八六年的样子。住在我上铺
的是上海市的学联主席，浙江上虞人，姓吕。我们特别喜欢讨
论中东问题，那时候以色列把巴解组织赶出了黎巴嫩。这件事
无论是战略战术上都具有传奇色彩，倾向谁，不倾向谁，前面
我已经说过了，我肯定有着自己一贯的尺度。有一天，老吕兴
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有一个巴勒斯坦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要
来上海，我们学校有几个名额，他已经为我安排了一个名额。不
过老吕告诫我：一定不能冒失，所有的问题应该由巴勒斯坦学
生先谈。包括他们巴解的内部派别斗争也不能问。我答应了，尽
管我心里有看法，但我是个学生，我应该守纪律，尢其是在国
际交往方面的。
且不说我们和他们交流了什么。我事后有一种启发，我们
自以为是“信念”的东西在第一手材料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我们原本的最基本最朴素的东西到哪里去了？我突然发现我们
平素的似乎很“上进”的东西其实是很势利的。一个失去了家
园的民族，在为自己的基本权力战斗着。而在中国某大学的一
处沙龙里，一群太平犬却在奢谈着“以色列的英雄”和山姆大
叔的“世界责任”。虚假的精神繁荣使我们失掉了真诚，我们貌
似闯将，肆无忌惮地否认着官方的价值，以可鄙的态度看待弱
小民族的斗争，以毫不掩饰的势利态度欢呼美国，难道这就是
成熟？这就是证明我们这一代人有出息的表现？我悄悄地为自
己一呸。
再认识：亲美的心理瘟疫何以漫延
对上一个题目我可以理出一个基本线索：我（或可以加
“们”）的亲美有一个真诚感受到功利感受的过程。我在末尾讲
了一个插曲：我同巴勒斯坦学生代表团的交流，以及它给我带
来的诗意般的冲击——我也必须说，它是真实的，但不一定是
可靠的。暨然在十分钟之内可以摧毁十年的信念，那么十分钟
之内树立的信念也可能在一秒钟内被再摧毁一次。
李鹏总理曾在八年前很诙谐地回答过一个外国记者的提
问。外国记者问的是这一届政治局中有许多都是留学生。那
么这种构成会不会对中国外交的倾向性产生影响，意思是说：会
不会产生所谓的“亲苏派”？李总理回答：留苏人员在领导层中
的比重是历史形成的，因为五．六十年代只能去苏联和其他东
欧国家学习。记者的推衍是说不通的。假如照记者的逻辑，我
们现在大量的青年人在美国学习，将来的领导层是不是就要形
成一个“亲美派”呢？——当时全场哄堂大笑。
李总理的话是非常明确的，表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信心。
同时他也道出了一个事实：现在我们国家留美学生的比重相当
大，他们回国以后势必成为我国未来干部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我对以上事实没有丝毫的担心，我夫人就想出去，我
亦不反对她去。对于有智知的人，能够长见识的人，对真理能
有感悟能力的人，势必能够成为国家栋梁的人，不必要有什么
担心。我所要说的是：宽泛而无孔不入的美国印记，在我们自
身心理上造成的瘟疫，倒是值得好好说上两句的。
首先我想提到一本杂志，名叫《读者》，我指的是中国大陆
出版的原名《读者文摘》现因知识产权原因改名为《读者》的
这一本。我知道中国《读者》同美国《读者文摘》不能等同，我
也知道《读者》选用国内的作品比重较大，我更知道《读者》的
追求及其民主性。但是对《读者》杂志的看法，九十年代初，朋
友们和我就很长时间地议过。《读者》实质就是一处小小资产阶
级的精神乐园（注意：原文如此，我在小资产阶级前面又加了
一个“小”）。我冠之“小小资产阶级”不是借意识形态之刀来
砍人，因为即使在西方，“资产阶级”在社会学意义上也是一个
批判概念。为什么这样说《读者》？《读者》跟“亲美的心理瘟
疫”有什么联系？这么说吧，《读者》能够从最大程度上满足文
化水平一般但又不安于现状的小人物们的虚荣心，她使得“小
小资产阶级”们通过一些个难度不大的哲理（美学）破译使人
获得一种智力上升的错觉，一种逃避现实的快感。我又回到最
初的例子美国电影《农家女》上面，我当年“寻根”时，最激
赏的一段国会演说辞，大意是这样的：
在俺的老家，有一位医生，人们管他叫张医生。张
医生给人治病，治好感冒别人就送给他一块馍，治好
偏头痛别人就送他一把大葱，有时什么也没有，张医
生也不说啥，他明白村子的人都挺穷。村里人找张医
生挺好找的，张医生就在门前挂了块匾。上写：
张医生 楼上
可天有不测风云，医生也有得病的时候，终于，张
医生一病不起。下葬那天，村里人商议着给张医生凑
钱立块碑，可是他们实在没钱。于是乎他们把那块匾
插在张医生的坟头，来来往往的过客都能看到这样一
行字：
张医生 楼上
今天，一位总统死了。他的国际联盟的理想虽然
没有实现，但历史会给他刻一块碑，上写：
伍德罗·威尔逊 楼上
活脱脱的一副《读者》文风，隽永而通俗，热情而克制，甜
蜜而不流汁，微酸而不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