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说不-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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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比人急”的情况下，田中角荣终于排除干扰，来北京谋求
邦交正常化。
一个很小的插曲很能说明日本当时的“暖昧”心理，在联
合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员国的席位而必须驱逐台湾这
一问题上，日本的立场与大多数国家相反，但当这个问题已经
解决以后，他们却时不我待地到北京来与周恩来碰杯。这种婢
女地位与自主意识的顶撞而呈现出来的古怪、无措的行止从另
一个角度解释了日本国的尴尬和政策上的茫然。他们往往直到
最后一分钟才能确定对策。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被提上日常议案之后，日本国内仍有不
少政治家对日本与“中华民国”的关系将置于何种框架内而争
论不休。在他们看来，抛弃蒋介石从道义上讲会使日本蒙羞。因
为正是蒋介石先生在战后“成全”了日本，使日本在中国大陆
的几百万被俘将士顺利地回到了日本而没有被遣送到西伯利
亚，并且也是蒋介石放弃了中国的一些权利，才得以使日本既
保留了天皇制又免遭像德国那样被分占的局面。蒋总统中正阁
下对日本可算是恩重如山。
于是，在田中访问中国之前，日本内阁却先派出一名叫椎
名的特使前往台北去解释日本方面的意图。但椎名这个角色显
然是滑稽的和不堪负担的。解释什么？怎么解释？或者是道歉
加谢罪。这如同一对将要离婚的夫妇之间司空见惯的种种晴景：
另外的爱情对现存的婚姻产生了严历的挑战，但离异又被旧情
（一日夫妻百日恩）和彼此相连的利益所困扰，而且还将面临某
种（可能是自身的）道德的控诉——如何使自己偿愿但又不会
在道德上失分、在利益上蒙受太多的损失，这个问题要处理好
确实不大容易。椎名在赴台之前也对自己的使命懵懵懂懂：“就
这么一张机票让我去？让我说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时候
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给他布置任务，连“相机行事”这种话都
没有授于他。由此可见日本当时的局面是多么混乱，政客们似
乎全都对现实和后果失去了感知力和判断力。
如果按照日本的一厢情愿，既要实现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
又想保持与台湾在外交上“以往的状况”。这显然是一种不可能
实现的婚同。周恩来知道日本这一想法后，在人民大会堂以
少有的愤怒的口吻说：“这是怎么回事？日本到底想干什么？”一
个当头棒喝又使日本人救火似地赶到北京来解释。其情其状现
在想起来也让人既好笑又为其感到可悲。
我们可以说，中国为了实现与日本的邦交正常化，其胸怀
的宽广是日本许多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这毕竟是一个给中国
乃至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国家。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前辈
的宽容精神及超越怨恨的恕道情怀为之感叹。日本人不是没有
看到这一点。他们看到了，而且也承认了，但是，他们在感激
之余为了释放自己的负罪感，却作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中国之
所以如此宽囿日本，是出于他们“大中华”思想的谋略考虑，而
且还隐含着跨世纪的野心。意思就是：之所以不与你纠缠于历
史，是因为中国要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现实环境，以谋日后
称王称霸。这就使我们想起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寓言，在对待
日本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的处理上，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
悲的。
１。如果中国当初不放弃对日索赔……
我们能够理解周恩来总理当时的考虑，把日本国内的好战
者与日本国民分开。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面向示来的考虑。我
记得周恩来当时说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坚持要日本赔偿战争损
失，那么这笔负担也会转嫁到日本人民头上。但是，做恶的是
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整个日本人民其实也
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赞同周恩
来（其实也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呀，我们中国应该有这样
的大国气度，赔偿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两国能世世代代友好下
去，不要再发生以前那种伤害我们的事了；况且，如果真的使
战争赔款成为日本人民的巨大负担，那我们用这笔钱时心里不
是也不好受吗？为了中日友好，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这种
朴素的情感和只有中国人才有的推己及人的思维，很遗憾却没
有得到整个日本民族的尊敬和理解。
如果我们当初不放弃战争赔偿呢？
或者说，在处理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时，是否可以把这个
问题先搁置起来，留待时机成熟时再结算呢？
这种问题的提出并非出于中国人的狭隘和出尔反尔，因为
现在有很多事实证明，我们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并没有换得日本
人对我们真正友好起来。换种说法，日本的友好是有限的，自
救性的，他们对中国人并没有那种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所谓
“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所生发出来的自然而炽烈的感情。
基实，在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国际社会已经对日本战争
罪行给受害国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规定了赔偿份额，其中因
为中国在所有国家中因受害时间最长、受害范围最广、受害程
度最深而被裁定的获得的赔偿最多。但是赔偿份额的确定并没
有真正反映出我们遭受损失的实际情况。
是否可以这样说，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我
们国家之所以现在仍与西方有很大差距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
原因。
问题往往会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国际关系的变动而越来越明
晰。不错，作恶的是军国主义，而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是，
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
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优越论造成集体幻觉，军国主
义又怎能那么顺利地开动战争机器呢？“暖昧的过程”使日本去
侵略别国更多的是一种文学论调。而中国人把军国主义和国民
分开只是为了使日本能更快地摆脱战败和耻辱带给整个民族的
那种绝望和悲愤，能够重塑国家形象，并通过邦交正常化使两
国携手在亚洲开辟一个新纪元。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宽容之
树却结出了酸涩、变异的果实。
我们是否弄懂了这一点：当我们不愿把负担放到日本人民
头上时，我们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空前的苦难却也没有了补偿
的希望，我们的前辈的滴血的心灵却无法寻求哪怕是象征性的
安慰，我们所取得的胜利除了赶走侵略者这一点之外，已经没
有其他东西可以充填了。
我们如果当初不放弃战争赔偿，那么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将
会大大加快；人民的生活也将比现在更美好、富足。而且，把
所欠的债务予以讨回，既天经地义又有使作孽者的反省有了一
个更为容易进入的点。
如果我们不放弃战争赔偿，那么，今天在日本对华贷款一
事上就变得简单多了。即使我们不放弃也不追索（但是要计算
利息），日本还能动辄以冻结这笔贷款来要挟中国吗？他们不可
能从这样的角度考虑：对华贷款具有某种补偿性质的——这
一点双方都心知肚明——如果把这个问题与要求中国放弃核试
验等同起来考虑就是一种卑劣行径，是一种在国际政治中最令
人讨厌的行为。
尽管以上的一切都是假设，在我们放弃了那么多权利的时
候，我们只能保留这种“假设”的权利了。
２。日本总是把背朝向中国
自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之后，双方度过了一段回
想起来非常温馨的时期。而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出于对下个世
纪两国也能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考虑，亲自倡仪中日青年加
深交流，其高潮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三千日本青年来到中国与中
国青年联欢。由此可见，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超越了意识
形态的桎梏，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放眼世界未来和确定中国
的轨迹。三千青年来中国，其形式可能有点矫情，但决没有虚
情假意。
当时，我尚在上海华东师大做老师。在日本青年即将到达
上海之前，我们像迎接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重大节日那样，打扫
校园，采拮鲜花，并且学习速成日语，以便见面时能用简单的
日语与人家交谈，使其不至拘谨、不适。学校的话剧团在赶排
主题为日中友好的话剧，当时我的学生宋强还在剧中扮演了一
个曾在侵华战争中强奸中国妇女、但战后却一直致力中日友好
的日本老人。他演得特别投入，台下经常听到抑制不住的抽泣
声。但从此以后当他走在校园里时，所有女生都远远绕开他走，
令其十分苦恼。操场上的草皮也被精心修剪，栏杆油漆一新——
因为将要在那里举行一个中日青年大联欢晚会……
一切都如过眼烟云！
一切的一切！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付出的激情已经消解
在冰冷的现实中。日本一次次地把背朝向了中国。
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对中国人民的人权进行过
大规模蹂躏和剥夺的国家，有什么资格来奢谈人权，来指责中
国的人权善状况。众所周知，近处来，日本国内的不少政要总是
逮住时机就翻侵略亚洲的案。比如，教科书上的所谓“进入中
国”，你们难道是坐民航客机来的吗？比如，在一张图片上，一
个日本士兵用刺刀挑起一个中国婴儿举向空中——从没有听到
日本国内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啊，真残忍，真羞耻啊。”听
到的反而是：“南京大屠杀？有三十万人吗？这是不是为了仇日
而采取的宣传伎俩？”更有甚者，他们居然还想在《纽约时报》
上发布广告，要为自己洗清冤屈。
虽然日本政府迫于亚洲各国的压力而如是再三地使一些
“胡说八道”的高官引咎辞职。但是，让我们往深处想一想吧：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前赴后继者？
这显然是一幕戏，一幕早已排演好了的戏。也许现在主宰
日本那些政治家心灵的信念就是：过去的历史是人创造的，那
么人也就能改变——更确切地说——改写过去的历史。
比如，把“侵略”改成“进入”。总之，日本军队到过中国。
进入的方式可以“暖昧”一点。
比如，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上就到底杀了多少人来回纠缠，反
正死者不会开口说话，也没有资料确切、细致的记载。而且，时
间越推移对日本越有利。
比如，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人对于亡灵的正常的追
思方式，如果中国就此说三道四就冒犯了日本人民的感情。
这就是日本对于中国人民的人权的态度。
联系到在第六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日本追随美国支持对
中国的人权状况“采取行动”，就更显得滑天下之大稽了。
这一点，作为同是战败国的德国，对待战争的反省就显得
比日本要深刻和真诚得多。一份资料说，战后多年后，德国共
付出几十亿马克来主动赔偿那些被他们国家侵略和带来痛苦的
国家；他们对以色列的赔偿更为巨大。这不失为减轻德国人心
灵债务的方江之一。
在德国，如果为法西斯招魂，法律将予以严惩。
当勃兰特总理访问波兰时，他当着全世界的面向二战中牺
牲的波兰人的在天之灵下跪。这一举动并没有使他的信誉遭损，
反而使其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没有一个日本首相到中国的土地上下跪过，没有一个日本
政治家到中国来，用一种令我们感动的方式来为我们死去的同
包祈祷过。
但他们可以在靖国神社，对着战犯的牌位下跪——因为，那
是些“为国捐躯”的人。
所以，由此得出结论，就是日本的人权观其实也是“暖
昧”的。他们并不真正尊重人权。他们尊重的只是西方的价值
观，只是西方的对华战略。正象他们当初要与中国邦交正常化
那样，因为美国人已经走在了前面，不然，日本决不敢越雷池
一步。
其实，即使在实现正常化时，日本人的考虑也是很实际很
有“眼光”的：中国将是个多么巨大的市场啊，如果按六亿人
口算，每人买一双日本产的鞋子，那就是六亿双哪！
即使从市场的角度考虑，日本对于西方和对于中国的态度
也是两样的。一位赴美留学人员说，日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比
出口到中国的在质量上要好多了。这位叫张广群（《第三只眼
睛看美国》）的留学生在书中说：日本是一流的产品输出欧美，
二流的产品自己使用，三流产品销往中国。丰田公司的
“Camery”及日产公司的“Maxima”这两种型号的车是专在欧美
出售的。而北京满大街跑的“皇冠”、“蓝鸟”、“公爵”之类的
车则是专门为中国生产的。由此可见，从汽车的销售策略上，我
们可以一窥日本这个民族的奇怪的文化心理，亦能映照出日本
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所遵循的不成文的原则：面向欧美，背朝
亚洲。而且，日本对自身的“处身性”也极其暖昧和苦恼——
无论亚洲还是欧美，都没有真正地对它予以认同。
３。日本应该韬光养晦
不可否认，战后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
国家都无与伦比的奇迹。对于整个亚洲来说，日本所带来的冲
击是巨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亚洲现阶段飞速发展的经济，
日本也起到一种催化剂作用。
但我们同时也发现，当人们提起日本时，除了对它的国土
有所确认外，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个经济体而不是一个国
家。如果作为一个国家，日本似乎还有致命的结构性缺陷。
二战以后，日本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它首先被
作为一种对抗共产主义火种的工具而被美国加以利用了。在日
本的军国主义思潮及二战后的“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一个
巨大的空洞——就是说，这种过渡是突兀的、被外来势力强行
附加的。在美国的精心持和喂养调教之下，日本长成了一个
奇怪的形态：它有着肥硕的身体，但脑袋很小；日本的面容上
是那种力图把桀傲不驯和狂深深隐藏起来的谦恭。可以说，虽
然战后五十年日本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拥有了足以傲世的
高新技术和外汇储备。但是，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依然是痛苦的
和不被明确的理念所支撑的。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日
本人几乎个个都是工作狂，有很多人甚至恳求老板能让其留下
来加班，但下班后，日本男却很少有直接回家的，他们总是
想到酒馆去喝一气，对着卡拉ＯＫ吼几嗓子，然后才神智迷糊
地往家走。在接受西化时，日本并没有把西方人文精神的精髓
与自身的血液融汇在一起——他们只接受了表面的东西。正因
为如此，这样一个民族如果被一个邪恶的诱因所激发，必然还
会干出使世界骇然的事情来。
说得率直一点，日本想在亚洲坐正龙头老大的位置而且拓
展生存空间之梦想从来就没有彻底湮灭过。现在，端倪的显露
足以让我们警惕起来。
比如，现在日本国内有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已经在为二战
中自己的行为而小声辩护：
“我们当初只是为了让亚洲从西方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
而实现共存共苛才这么做的，只是出于一种无法推脱的义务上
的考虑。”
我们只能把这种话语理解为“造势”，它和“进入中国”等
语汇一样，都是日本殚精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