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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居里夫人-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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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黎的时候;每逢周日;他们会一起去乡下散步。乡间是皮耶熟悉的世界;自他幼年时便如此。小时候;他常会在小溪边、树林里消失无踪;完全忘怀时间的存在:“回家的时候可能已是黎明;”他写道;“满脑子的新鲜想法。”    
        散步的时候;他会捡起一枚玉黍螺或抓住一只青蛙;指点给玛丽看让他着迷不已的东西———大自然的对称形态。    
        她会谈起布洛妮亚;他则谈到雅各。雅各是他的哥哥;也是一个古怪学者;只是性情与皮耶全然不同:外向、活跃。自小;雅各就是皮耶挚爱的游戏、探险和工作上的伴侣。他后来结婚;搬出索镇;到蒙培利尔科学院去担任讲座。    
        玛丽谈起她在钢研究方面的进展;皮耶则谈他做的压电研究:不对称结晶体压缩或膨胀之后会产生电力。这是他和雅各发现的现象。两兄弟还证明了李普曼预言的反现象:这类结晶体通上电;会变形    
    ①。这项研究结果一发表;即引起当时英国物理学泰斗凯尔文爵    
    英国物理学家凯尔文爵士士(Lord Kelvin)的强烈兴趣。    
        为了能在雅各工作的矿物实验室里做这项实验;居里兄弟设计制造了两样仪器:一个压电石英静电计;用以测量微弱的电流;一个精确到百分之一毫克的磁天平。使用这样精密的器具做实验;需要很高的技巧;玛丽后来终于也训练出这样的技巧;但总不及皮耶的双手“生来灵巧”。    
        玛丽会询问皮耶正在做的研究情况如何。她必定是当时惟一能懂皮耶说些什么的女子。他会解释说他想找出物体的磁性三态———逆磁性、弱磁性和铁磁性———之间;有没有过渡状态;以及是否可能让单一物体连续呈现三种状态。    
        这是他博士论文的题材;但研究进展缓慢;实验仪器和设备都不能供他个人研究之用;而且自他25岁那年受命负责巴黎物理暨化学工业学校的工作以来;他一直是很困难地在一条走廊上做活;职责又过分繁重。这份低微的工作;他已经做了十年了。    
        也许玛丽有一点惊讶;他竟然从没想过申请一所“比较大”的学校;例如工艺技术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之类的。    
        他说他不能忍受竞争;因为竞争不符合他的做事方法、他的态度、他的人生观。生来具有征服意志的玛丽;可能因此而更仰慕    
    他;认为这是她所重视的“廉洁”品格的另一重表现。    
        皮耶·居里一生洁身自好。他避免与人起冲突;即使冲突不能避免;他也多方忍让;结果总是输的多;赢的少。    
        数学家庞加莱在皮耶身后形容他:“以鞭下之犬的姿态接受最高荣誉”。 玛丽是否同意庞加莱此种说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她恐怕是很难与一位好斗之士长久相处的吧。    
        居里医生是新教徒;但他的思想开明;从未向两个儿子灌输宗教思想———并非不重视此事;而是认为他们应有信仰自由。结果是皮耶选择了与他父亲同样的信仰。    
        他刚认识玛丽不久;便带给她一本左拉的新书《卢尔德》(Lourdes);很高兴地发现她对宗教的观念与他相同。    
        他们两人都是科学的信徒;而科学是与宗教相对的。一个科学研究者很自然地会否定神的存在;因为从物理学的方法找不到它。科学研究像是从一个钥匙孔中看出去;找出钥匙;打开门;却发现外面又是一扇锁住的门……一扇一扇;永无止尽。从事科学研究凭的是一股驱力;不是人生哲学。    
        皮耶·居里属于厌弃教会的一代;视教会为控制社会的工具。而他又比别人经历过更多的人生悲剧。    
        有个女孩;自幼便是他亲密的玩伴;在他20岁那年去世。这女孩死后;他转而将友情寄托在哥哥身上;兄弟俩亲密又融洽:“我们想法一致;不必开口便能相互了解。”他告诉玛丽。雅各结婚迁出之后;皮耶甚感寂寞。    
    他曾在日记中写下对女人的看法。他说:才华出众的女子甚为罕见。因此;我们若违反本性;全心专注于工作上;疏远了周围的人;我们就违抗了女人。    
    做母亲的;亟盼得到儿女的爱;即使因此妨碍儿女的智力发展也在所不惜。做情妇的;希望拥有爱人;宁可牺牲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换取一小时的爱情。    
    这种对抗是不公平的;因为女人有很正当的理由:为了美满生活和符合人性;她们极力拉我们回去。    
    他是否经常进行这样的对抗;与什么样的人对抗;我们不得而知;也不重要。总之;年届35;他仍然单身;一心追求崇高的事物;追求理论物理的堂奥。他很快看出玛丽·斯克洛道斯卡是能够与他共赴旅程的惟一人选。    
    玛丽方面;显然花了比较长久的时间;才说服自己放弃单身生活———虽说对方是皮耶·居里。她下决心比较难;不过一旦决定;便不反悔。


第一部  屈辱第六章(2)

    1894年艳夏之际;她拿到文凭;必须要决定是回到自幼生长、热爱的祖国波兰;还是留下来追求她真正隶属的国度———科学。皮耶·居里说过:“你命定属于科学。”做科学;就是纯研究。    
    在当时;法国科学界是瞧不起“发明家”的。新发明如电报、电话、电唱机、白炽灯、打字机和麦克风等;全是美国首先研制出来的;法国科学家鄙之为“方便而已”。    
    当时杰出的化学家贝特洛(Marcelin Berthelot)曾经这样预测公元2000年的世界:    
    到那时候;世界上不再有农业;不再有牧场;也不再有农夫。由于化学的进展;人类已不需要开垦土地以谋生活。煤矿或其他的矿业也消失了;自然就不再有矿工罢工这回事。燃料问题也因化学与物理学的携手并进而不复存在。    
    没有海关、没有保护主义、没有战争;人类不再心心念念着划分彼此的疆界。有了使用化学燃料的飞机;所有的疆界都成为过时之物。由是;社会主义的梦想几乎已经实现;只要有人能发明一种心灵的化学物质;永久改变人的品德;就像化学品改变物质的属性那样!    
    他宣称化学长足进步之后;粮食可以药片形式制造;不必看天吃饭;无虞丰年荒年。他又说:“根本问题是找出永不枯竭的能源;可以毫不费力地重复使用。”他虽未预见20世纪的能源是瓦斯;倒是明确预言了21世纪的能源是太阳能。    
    他这场演说引起了一些骚动;但贝特洛那一代极少有人像他这样;把科学的进展和社会的转变连在一起想。那时候绝大多数科学家根本不考虑今天我们所谓的科技这回事;他们认为那是工程师的事。在他们看来;科学研究的目标只有一个:推进知识的领域。这种态度衍伸到极致;便成为一种美学;而且贵族气息浓厚。法国科学界直至20世纪仍持此态度;流风且及于英国。    
    史诺(C。P。Snow)曾描述:“(英国)剑桥的年轻研究员;很自豪于他们所做的科学研究完全没有实际用途。好像他们愈是确定研究不实用;愈是感到高人一等。”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毒气成为武器;政府动员科学家为国效力;这态度才改变。在那以前;医学研究是惟一既重理论又重实际的科学。可是就连这领域;巴斯德也定下了一条金律:“鼓励不实用的科学研究;因为理论方面的进步往往来自此种研究;结果是实用价值自在其中。”    
    玛丽衷心相信不为实质利益而做的研究价值。在她的内心世界里;“非关名利”总是一项不能舍弃的要求。    
    她的爱国心也许有时会被事业心遮盖;但仍很强烈。因此在7月底;玛丽回去波兰;留下皮耶·居里在巴黎。    
    像许多内省型的人一样;皮耶发现用纸笔表达感情要比用言词容易得多。他和玛丽信件往来;谈话方式与面谈迥然不同。玛丽在后来献给皮耶的刻板无趣的书中;提到两人之间“开始形成的情感”———她从不写下“爱”这个字。她只说:“1894年夏天;皮耶·居里给我写了些信;我很欢喜。”    
    这些沉稳内敛的信透露了很多皮耶自己;也让我们得以窥见玛丽的一些面貌;还顺便带出了时代背景。若是当时已有国际长途电话;皮耶也许不写信;今天我们便无从了解他了。       
    玛丽先写信给他;他立即回信:1894年8月10日    
    再没有比接到你的信更让我高兴的了。原先担心会有两个月没你的消息;我因此极端怏怏不乐———我的意思是说很高兴收到你的信。    
    希望你尽量呼吸新鲜空气;十月份回到我们身边。我这方面;大概不会出门旅行;我会留在国内;整天坐在窗前;或徘徊于花园中。    
    我们说好了至少要做很好的朋友的;对不对?希望你没有改变心意!口头的承诺没有约束力量;这类事有时非你我所能控制。我不敢相信能够终生与你靠近;一起做梦;做你的爱国之梦、我们的博爱之梦和科学之梦;但是;那一定是很美的事。    
    在这些梦想当中;我相信只有最后一项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我们无权无势;没法改变社会现况;而且纵然有权;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若是随意做去;则完全没法确定是否反而弊多于利;因为可能反而减缓了原本自然会有的发展。而在科学方面;我们的确可以做点事———这块土地比较坚实;每一项新发现;不管多么微不足道;都确实是我们的贡献。    
    每件事都彼此相关……我们固然要做好朋友;可是你如果离开法国达一年之久;这份友谊可就真的是柏拉图式的了———两个人长久不见面;怎么做朋友?你是不是还是留在我身边比较好呢?我知道这样问你会生气;我再不跟你谈这件事了。况且我深觉自己配不上你;在每一方面都是……    
    我曾想请你在赴福雷堡(Freiburg)游玩之时;让我碰巧遇见你。但是你只打算在那儿待一天;不是吗?那一天你当然是要与    
    我们的朋友考瓦斯基一家相聚的口罗。    
        你忠诚的 P·居里    
        你若肯回信;保证你会在10月间回来;我会非常高兴。信件请直接寄到索镇萨布隆路13号;皮耶·居里收;我会比较快收到。    
        四天之后:    
        现在太迟了;我后悔没去……。你相信宿命吗?还记得四旬节那天;我忽然在人群中找不到你的踪影?我觉得我们的友谊可能会突然中断;完全不是出于我们任何一人的意愿。我并非宿命论者;只是我们的个性很可能导致这样的结局。我不知道如何在适当时机采取行动。    
        不过;这样也许对你好;因为我实在没理由把你留在法国;远离你的祖国和家人;却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给你;换取你这样的牺牲。    
        你说你全然自由;我觉得这么想有点冒失。再怎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感情的奴隶;受我们所爱之人的偏见左右;同时因为要谋生;不免变成机器上的一枚齿轮;诸如此类。    
        最痛苦的是对社会的一些偏见让步。至于让步多少;要看我们自认坚强或软弱而定。让步太少;我们会被扫荡;让步太多;我们会变得鄙贱;唾弃自己。以我而言;十年前坚守的许多原则现在已经放弃。十年前我认为做每一件事都得贯彻到底;决不向社会环境低头。我穿着蓝色衬衫;与工人一般无二……    
    最后;你也看得出来;我变成老头子了。在9月份寄出的另一封信里;他长篇累牍地向她谈论哥哥雅各。她的回信内容不详;但他接信之后甚感忧虑;劝她“急速于十月间回到巴黎;否则我会非常苦恼”。    
    显然玛丽再度与她在地下大学的朋友联系上了;从皮耶的回信看来;她一定是在信上情绪激动地谈到社会上普遍的不公平现象;认为默然接受这些现象未免太过自私;她有责任努力改变这状况。皮耶答复说:    
    如果说有人打算用自己的头颅撞击石墙;企图把石墙撞倒;你会怎么想?这意图的背后一定有些很美的感情;但这行为是愚蠢而荒谬的。我相信有些问题需要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不是眼前可以片面解决的。人一旦走进一条死胡同;可能自误误人。我认为公理正义不属于这世界;惟有最强大或最方便的体制才能广泛推行。人可以装扮整齐;出去工作;而其生活却是极度贫穷:这样的表里不一也许令人厌恶;但却必然会继续存在。    
    你对自私的看法令我惊讶。我20岁上遭逢变故;一位青梅竹马的朋友惨死(这事我一直没勇气告诉你);我日思夜想;折磨自己;发誓从此要过苦行僧的生活;决心不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不再考虑我自己或整个人类的事。自那以后;我常自问:这种对人生的断念;是否仅是想让自己遗忘?    
    在贵国;信件是否受到检查?我很怀疑。以后写信顶好不要    
    引人误解。虽然我们所谈纯属理论;但我怕会给你惹麻烦。    
        若你愿意;可以写信给我;寄到萨布隆路13号。    
        你忠实的友人    
        他的前一封信未获回音;因此他在此信末尾附语提及;说上一封信“也没什么特别的内容”:“我只是问你是否愿意与我合租一间公寓。房子在莫飞塔路上;窗口看出去是花园;可以分隔成两个互不干扰的单元。”这还不算什么特别的内容?    
        不过;从这几行附语中也可看出;他很了解玛丽极重独立自主;而轻视传统礼俗。9月17日;他得到玛丽将会归来的保证:“你终于要回巴黎来了;这让我非常快乐。我很希望我们至少能做分不开的朋友;你同意吧?”    
        在另一段话里;他说溜了嘴:“如果你是法国人;很容易找到教中学或师范学校的工作。你喜不喜欢这种工作?”她若嫁给法国人;便入了法国籍。    
        这次;皮耶在信尾的署名是“你非常忠诚的友人”;之后还有附语:“我把你的照片拿给哥哥看;我没有做错吧?他说你很好看;他还说:‘她看起来很坚毅;甚至有点顽固。’”    
        她实在是顽固之极呀!    
        皮耶也许认为分租一间公寓这主意不错;但是玛丽有些迟疑。她回巴黎之后;知道布洛妮亚已在城堡路租了一层公寓作为执业的诊所;里面有一间房是留给她的;她不必分担房租。节俭成性的    
    她;整天窝在梭尔邦的实验室里;做她的物理实验。与皮耶的关系没有进展。    
        于是那老父口中“温驯的骡子”告诉她;如果她不嫁给他是因为波兰的缘故;他愿意跟她去波兰。他又向布洛妮亚发动攻势;请求她在妹妹面前代为说项。他并且劝说玛丽去会见他的双亲。    
        自称为“可怜的外国人”的她;早年虽在凯希米·佐洛斯基的父母面前饱受心灵创伤;倒没有拒绝再试一次。皮耶固然已经是36岁的单身汉;却对父母依恋甚深。他曾经对她说:“他们很了不起。”一旦相见;他们立刻就喜欢了儿子深爱着的这个外国女子。    
        法国的民族性中;有其温和可亲的一面;居里一家多少代表了这一层面;让玛丽很感愉快。当然;后来她也发觉了法国的另一面;不那么温和可亲的面貌。    
        居里医生曾参与1848年的暴动;下巴上受过枪伤;至今弹痕宛然。1870年左右;巴黎实行公社制度期间;他担任救护车驾驶;带着两个年少的儿子;到处寻觅受伤的人。他也许更喜欢做研究;但为了生活不得不放弃。这些年来他在索镇执业;与老妻住在四周绿意盎然的舒适房屋内;过着单纯的生活。家里是典型中产阶级的布置;藏书甚多;瓶插的玫瑰是自家花园里剪下的;每逢周日;邻居会来访;一起打球或下棋;享受老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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