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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当年游侠人-第11章

小说: 当年游侠人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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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刘义庆来为记述耳。撇开具体人事之是非,就像章太炎所说的,暂时将黄氏的举措理解为“与实事无与也”;那么,其“意气用事”之可笑与可爱,方才表露无遗。这也是章氏虽屡次表示对黄氏“侮同类”而不“排异己”的不满,但都一笑置之;反过来,还很欣赏这种无是非得失、而且不讲策略的“意气用事”。     
    三     
    可这仍然不足以尽季刚先生。就像不循礼法而又事亲极孝一样,季刚先生为人狂傲,治学却极谨慎。《蕲春黄氏文存》附有《黄先生语录》百余则,虽非季刚先生的直接著述,但多在弟子的回忆文章中出现过,大致可信:“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汉学之所以可畏者,在不放松一字”;“凡研究学问,阙助则支离,好奇则失正,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这些论学之语,出自“当年游侠人”之口,总显得有点不协调。季刚先生以名士风流著称,论学时却又如此谨慎,绝无一般名士之不求甚解与不能服善的习气。     
    很容易将此等学风归之于清儒家法,这自然不错,只是失之浮泛。《复许仁书》中,黄氏对清学有相当严厉的批评,可仍然强调治经“以笃守师说为宜”。下面这段话,不见得为人所理解:与其创新说以正前文,不若守旧闻而乏奇识。大抵少年锐气,无往不形独到。董理旧文,则无事乎此。侃六七年前每事好为新说,自事仪征而后,乃恍然于所尚之非,而已驷不及舌矣。     
《当年游侠人》 第四部分“当年游侠人”(3)   
    如此褒扬“守旧”而贬斥“创新”,实在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学术潮流。黄氏再三陈述“笃守一经”的必要性,正是针对时人之“好为傀异”。私下里,季刚先生也有“先须专主一家”、“继须兼通众家”之类的说法(《黄先生语录》),但在公开场合,季刚先生更愿意标榜其“说经独本汉唐传注正义”。对于黄氏此等抵抗流俗之苦心,章太炎在《中央大学文艺丛刊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序》中有所披露。     
    就像章太炎所说的,季刚先生“性虽倜异,其为学一本师法,不敢失尺寸”。提及小学必称太炎师,提及经学则是仪征刘申叔。黄侃之师从刘师培,本身便是近代学界的一大雅事。1919年,时年三十四、任北大教授已六年、学业上卓然成家的黄季刚先生,正式拜只比自己长两岁、而且已有十几年交谊的刘师培为师,理由是经学不如对方。拜师当年,刘君即去世,季刚先生仍谨守师礼,动辄称先师如何如何。谨守师礼与突破师说,二者并不矛盾,也就是前引章太炎所说的,名为师徒;“转相启发者多矣”。     
    最能体现季刚先生“扎硬寨打死仗”之治学风格者,莫过于点书。季刚先生讥笑世人读书不细,只愿“煞书头”,而不肯一字一句读通读透。引一段1928年5月3日日记,已见季刚先生的读书方法: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已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遍数。     
    如此读书,实在说不上潇洒。章太炎《菿汉闲话》称“学者虽聪慧绝人,其始必以愚自处”,举的例子便是黄季刚。不过,据太炎先生称,一旦“昭然如披云雾见青天”,便该“智愚杂用,无所不可”。而季刚先生似乎更愿意始终“以愚自处”,因其去世前一月,仍在点《唐骈文钞》。世人皆知季刚先生狂傲,没想到他读书时竟如此如履薄冰。《与徐行可书》对此有个解释:“常人每自尊大,至于吾辈,见事略多,辄自谓比之古人,曾无其足垢之一屑。前路遥远,我劳如何乎?”关键在于见事略多与前路遥远,故多有敬畏之心,无暇自尊自大。     
    对学问多有敬畏之心,季刚先生于是不敢轻言著述。尝言五十后当著书,可惜年仅及五十而殁。就在季刚先生去世的第二天,章太炎致书吴承仕,感慨其得意门生“身后著述无传,亦由闭距太严之过,真可为太息者也”。撰写墓志铭时,太炎先生仍念念不忘这一点。“著述无传”云云,固是夸大其辞,但季刚先生由于落笔过分矜持,未尽其才,却是学界所一致公认的。只是黄氏之学术成就,与其谨严的治学风格密切相关,太炎先生赞赏的“以愚自处”的另一面,正是其讥讽的“不肯轻著书”。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也。     
    辛亥革命后折节诗书且后来大有成就者正不少。由“当年游侠人”自觉且自愿转为“今日穷途士”,除了“乐道”故而只好“安贫”外,还有生活方式及精神气度的改变。各人情况不同,调整的策略也迥异。比如,熊十力依然故我,在其述学文字中仍意气风发,颇具大侠精神;陈垣则以儒雅博学见称于世,为人治学均平正通达。只有黄侃——还可以加上其师章太炎、同门周树人,都是为人狂狷,而治学则格外谨严。     
    既是名士风流,又能苦读诗书,这实在是新鲜事。记得梁简文帝有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句话在道学家眼中,自是大逆不道。于是,历代文人颇有以之为靶子者。假如不把“放荡”单纯理解为风流韵事,我不觉得此话有多大的弊病。其实,借文章故作放荡,制造许多真假艳遇,此乃引起公众注意的不二法门。只是这千古文人的小秘诀,本来不该说破。     
    “当年游侠人” 当年游侠人至于学者,可就不一样了,总不能把论文当小说写,穿插几百首自鸣得意的情诗。学术著作如也“放荡”起来,读者可就无所适从了——不管此“放荡”是真是假,是“风流倜傥”,还是“天马行空”。     
    或许这话可以倒过来。对学者而言,立身不妨“放荡”,著述且须“谨重”。这里的“放荡”,必须加引号,主要指的不是“艳遇”,而是像黄侃那样的“行止不甚就绳墨”。对于受大侠精神感召、愿意“远游负俗”的学者,这一策略并非不可行。     
    1995年7月13日午后     
    (原刊《读书》199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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