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游侠人-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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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经济，则位列宾师。世之饰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乐从魏、包之后乎？”这种学术思路背后的“成本计算”，上不了台面，论者一般不会涉及。对清学发展了如指掌、对儒生心思洞若烛火的刘师培，在古今文及汉宋学之争中，为了剥夺“经世之学”的道德优越感，将读书人心知肚明但又不好直接说穿的谜底，和盘托出：要之，纯汉学者，率多高隐。金石校勘之流，虽已趋奔竞，然立身行己，犹不至荡检逾闲。及工于词章者，则外饰倨傲之行，中怀鄙佞之实，酒食会同，唯利是逐。况经世之学，假高名以营利；义理之学，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视为利禄之途，高者用为利权之饵。外逞匡时化俗之谈，然实不副名，反躬自思，亦必哑然失笑（唯包世臣稍近有用）。是则托“兼爱”名，而博“为我”之实益。［28］谈“义理”者，未必都是“借道德以沽名”；讲“经世”者，更不能一概归诸“假高名以营利”。但有一点，刘师培看得很准：备受当局关注的思路、话题、领域、学科，容易获取功名利禄，因而也就更能吸引“从业人员”。选择冷门话题的，很少奔竞之徒；集合在显学旗帜下的，则不乏欺世盗名者。刘氏的这一判断，大致不差。
可“以史为鉴”者，既鉴人，也鉴己；既警世，亦自励。以汉学为根基的刘师培，之所以突然间转入“经世之学”，是否也是意识到“纯汉学者”，最多只能“伺倡优之列”？不满足于“高隐”的刘氏，于是不失时机地大谈“经济”？世人往往假定，学者之选择“议政”或“从政”，必定基于安邦治国的雄才大略与拯世济民的菩萨心肠，故道德境界无可挑剔。万一失足落马，那也是“动机”与“效果”难得统一，可以谅解。其实不一定。也有隐藏强烈的个人欲望、经过精心算计的“壮士”，借用刘师培颇为刻毒的说法，这才叫“托‘兼爱’名，而博‘为我’之实益”［29］。
一般所说的“从政”，既体现为立足民间的“抗议”，也落实为位居庙堂的“管理”，前者往往基于道德激情，后者则具有支配力与实际利益。当然，二者可以转化，比如民国初建，许多晚清志士便一转而为新朝显贵。但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当权还是反叛；“从政”从来都是最刺激、最冒险也最具浪漫色彩的事业。因为：
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力感。知道自己在影响着别人，分享着统治他们的权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里握着事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命脉，会令职业政治家超然于日常的琐细事务之上，即使正式说来他仅仅是个地位平常的人。［30］没有巨大野心与强烈激情的人，根本就不应该从政。从政者之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乃娘胎里带来的印记，可以暂时不加褒贬。韦伯设想的“为政治而生存”与“靠政治生存”，实在很难截然区分。投身政治者，其原始动机，有高尚的，可也不乏卑微，很难一概而论。将历史人物之“论政”，不加分辨地置于“论学”之上，未免神化了“政治”这一特殊志业。需知，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要求才高气盛、少年得志的读书人；“舍禄言学”、“寂寞自守”，并非易事。自清末至今；“问学”不若“问政”红火，乃大势所趋。单从“以天下为己任”来解读“舍学言政”之“大趋势”，很可能高估了中国读书人的道德境界。
刘师培之不曾像蔡元培希望的那样“委身学术”，实在是生不逢时。以刘君的才学，早二十年，不难在科举场中博取功名；晚二十年，也可成为第一流学者而备受尊崇。就在传统的“士大夫”向现代的“专家学者”过渡的中间，刘师培出场了。原来唾手可得的仕途，眼看着全成泡影；而刚刚建立的新学体系，又尚未被广泛接纳。对于像刘师培这样欲望强烈且自视甚高的文人来说，何处觅取功名，确实是个大问题。壬寅八月（1902年）赴开封乡试中举，正踌躇满志间，忽闻此科会试将延至丙午（1906）举行，于是有了关键性的1903年初上海之行；到上海不过月余，申叔先生便更弦易辙，立志“排满”了。朱维铮先生称刘氏上海之行乃“敏感到中进士入翰林的清梦快被打断了”［31］，虽属于无法实证的假设，却也不无道理。若如是，对于刘师培等近世文人学者之选择，还是具体评价好，不必过分扬“政”而抑“学”。
四、“激烈派第一人”之追求
刘师培的真正特色，其实不在于晚清文人常有的“问政”，而在于其“问政”时采取一种特别激烈的姿态，以及不断地改换门庭。
1903年初随友人到达上海后，很快被章太炎的“排满论”所征服，同年即发表《攘书》、《中国民族志》和《中国民约精义》三书，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获取民权自由。如此敏感于时代潮流；“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不让人佩服刘君天分之高、胆识之大。应该说，这个头开得很精彩。接下来，可就不太妙了，由民族主义而无政府主义，而清廷密探，而国粹大师，而筹安会六君子……几乎每两三年必有一变，而且每一次转变都很突兀，让追摹其后的崇拜者目瞪口呆。理清这一系列转变的“内在思路”实在不易，因为“机缘凑合”的因素太多。意志不强，定力不足，易受外界影响，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更关注其思维方法，即每立一论，总喜欢推到极端。
对于理解刘师培的思维方式，有一篇短文值得重视，那便是1904年发表在《中国白话报》第六期上的《论激烈的好处》。此文署名“激烈派第一人”，可见其自我期待。而且，刘君说到做到：致信端方劝其“舍逆从顺”，加入蔡元培组织的暗杀团，参与万福华谋刺王之春事件，所有这些同年发生的事件，可以确证其“激烈派”的身份。至于是不是“第一人”，那倒不必深究，因晚清“激烈派”很多。只是如此激烈的反清义士，三年后竟献策消灭在日的“激烈派”，五年后又主动投入端方幕中，真令人不胜感慨。回过头来，细细品味刘君的“激烈论”，方才在“好处”的背面，读出很难认同的异味。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5）
《论激烈的好处》开宗明义，将亡国的危险归咎于“平和”两字，尤其反感“那一种治新学的人，看了几部《群学肄言》等书，便满嘴的说平和的好处”。这里指的是社会思潮，而并非专门针对译述《群学肄言》并主张渐进改革的严复本人。在刘君看来；“平和”的改革之所以成为主潮，就在于其两面讨好，而且没有任何危险性：天下唯这种平和党的人，又获名，又获利，又能保全身家妻子。这维新的人既说他开通，那守旧的人又不说他悖逆。他既能在守旧的面前讨好，又要在维新的面前做名，所以他所做的事业都是平稳不过的。［32］可如此瞻前顾后，根本无法将中国的改革事业向前推进。这个时候，真正需要的，是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外的“激烈派”。将“革命”与“改良”如此严重的政治路线之争，简化为“敢死”与“怕死”，实在有点漫画化。借“受难”与“牺牲”获取道德优势，作为一种打击改良派的有效策略，不只是刘师培，章太炎、黄侃等人也都有类似的论述。
即便如此，刘君的“激烈论”出现最早，阐发精到，更值得注意。在刘君看来；“激烈”的好处有三。第一点“无所顾忌”，大概没有人不同意：大约天下的人，最难的是不怕死。到了不怕死，无论什么事件，都可以做出来。所以古时候的大刺客、大游侠、大盗、大奸，都是出来拼命做事情的。但是这一种人，都是激烈派，不是平和派。［33］
第二呢？曰“实行破坏”。“天下的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故倡言破坏的激烈派，比主张建设的平和派更有价值，更有可能“做空前绝后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以论证的彻底性而言，第二点已经有些不太完满，可还说得过去。第三个好处，乃有利于“鼓动人民”。如此策略化的考虑，很可能引起今人的反感。但对于刘师培来说，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这一种著书、出版、演说的人，宗旨也要激烈。”为什么？理由很简单：“激烈方能使人感动，并发生影响。”不谈“宗旨”之是非，只讲“激烈”方能动人，虽能奏效，终非大道。起码我对刘师培的以下议论不以为然：现在的人，宗旨既然激烈，就是做一部书，说一句话也都是达于顶点的议论，共那一种平和人不同。［34］为了追求效果，不惜扭曲思路，尽量把话说满说绝；“达于顶点”，确实是雄辩家的不二法门。可对于学者或负责任的政治家来说，此乃大忌，因其很容易为追求“掌声鼓励”而放弃“基本立场”，以致令人怀疑其立说的真诚。
像刘师培这样学有渊源而又聪明绝顶，连“降表”都能写得眉飞色舞的大才子，同一件事，说正说反易如反掌，而且都能“自圆其说”。文章写得太容易了，随意挥洒才情的结果；“立说”成了纯粹的“技巧”，不再关涉“心智”与“良知”。读单篇文章，你会觉得有道理，起码也是自成一家之言。可把众多文章放在一起，你会因其立说歧异而眼花缭乱。不要说时间略有参差，即便同一时期，也都是自家文章里便已“众声喧哗”。不是作者思路不清，而是面对不同对象“应机说法”，而且“说一句话也都是达于顶点”。因此，众多掷地有声的豪言、隽语搁在一起，原先小小的裂缝，也都变得无法弥合。
才思枯竭者一旦投机取巧，很容易因捉襟见肘而备受指责。才学丰厚者则不一样，说圆说扁都有学理依据，除非你做“诛心之论”，否则只能承认各有宗旨。举个例，1907年，正热衷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撰写了《人类均力说》，称实现“均力主义”的社会，年逾二十者统一排工：二十一岁筑路，二十二岁开矿伐木，二十三至二十六岁筑室，二十七至三十岁制造铁器、陶器及杂物，三十一岁至三十六岁纺织及制衣，三十七至四十岁蒸饪，四十一至四十五岁运输货物，四十六至五十岁为工技师及医师。五十岁后呢？一律从事教育工作。不必追问三十制陶、四十蒸饪、五十任教的理由，乌托邦的魅力，并不因具体设计的不合理而该被肆意嘲笑。我不满意的是，刘师培在设计理想社会的同时，还要卖弄其熟读经书的长处：至于有妨学业，则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通一经，而伊尹躬耕，傅说版筑，均学为王佐，非工事无妨学业之证乎？［35］“古之学者耕且养”，这没错；可以此论证学术不必专门钻研，这像四代传经、家学渊源的人说的吗？
刘师培论学，历来祖述戴东原，在很多诗文里表示过无比景仰之心。1905年的《读书随笔·孔门论学之旨》称：若夫汉儒说经，稽古二字，释以三万言，则博而不约（近世经学家亦蹈此失）；陆王末流，自矜顿悟，束书不观，则约而不博。博而且约，其唯朱紫阳、戴东原乎？［36］同年，刘还撰写了《东原学案序》和包括戴震在内的《六儒颂》；1906年，意犹未尽的刘师培，又有《戴震传》问世；1907年发表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和《近代汉学变迁论》等文，随处可见对于东原学问的高度赞赏。同年10月间出版的《天义报》第八、九、十卷合册上，申叔发表《非六子论》，转而清算“顾黄王颜江戴”等“近世巨儒”：昔读其书，辄心仪其说，以为救民以言，莫六子若。由今观之，则乱政败俗蠹民，亦莫若六子。［37］为什么一夜之间，戴震等原本有大功于世的“巨儒”，一滑而为“乱政败俗蠹民”的罪人，理由很简单，申叔已经改信无政府主义，故：凡旧说之涉及人治者，稍加采择，无一不足以殃民。而近世学士所交称者，则为六子之书，故明著其弊，以醒群迷，使无识之流，不得托前人之说之（以）自饰。即他说之近于六子者，亦可援此证彼，以阐其非。［38］这是典型的刘氏笔法，尽弃前学与投诚新说，二者相得益彰。由顶礼膜拜到肆意讥讽，只是一念之差。日后还会把话说回来，可眼下只好拿“前学”当垫脚石了——以大批判开路，表明改换门庭确实出于真心。
尹炎武在批评刘师培“虽渊静好书，而心实内热”时，称其：“时乃尽弃所学，以诡随流俗，以致晚节末路，不能自脱，伤哉！”［39］这话大致在理，可必须略作修正：刘君之不时“尽弃所学”，不是追随流俗，而是希望走在时代前面。上升下降、左冲右突、南转北向，刘君的变化速度极快，不只一步到位，而且有所发挥，真的是“矫枉过正”。过于追求戏剧性效果，这与其说是现代政治家的思路，不如说更像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游士。可惜，晚清虽也是社会大转折时代，毕竟不同于处士横议、立谈可取卿相的先秦。不断地“脑筋急转弯”，一步错，步步错，真不知错过了多少好时光。
在我看来，这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局面，与申叔先生过于迷信“激烈”的效用有关。清末民初，乃风云激荡的时代，志士之“激烈”，其实是常态。若章太炎，其激烈的程度，比刘师培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章太炎从民族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再到文化保守主义，每一步也都走得很彻底，可时人及后人对于章的“激烈”与“转弯”并不反感，就因为确信所有这些，均出自章的独立思考。凝视这些时高时低、忽左忽右的蹒跚脚步，也令人肃然起敬。当然，这与章太炎始终坚守民间立场，不以“激烈”取“功名”有关。
严格说来，真正的“激烈”，只适合于永远的反对派，就像章太炎之守护精神，盯住信仰之火，只管“信念伦理”，而不问能否实现。既想表现“激烈”的姿态，又觊觎官府特供的功名利禄，可就麻烦了。知行完全合一很难，但也不能弄成自家缺什么，便故意提倡什么。一边跟清廷眉来眼去，一边大谈无政府主义，总让人对学者的尊严与诚意产生怀疑。
力求激烈的思维方式，加上出人头地的欲望和博取功名利禄的渴求，三者搅和在一起，难免一再摔跤。刘师培的大起大落以及连续急转弯，缘于其将“激烈”当作手段。为激烈而激烈者，一旦时局变迁，再不可能从“激烈”得到好处时，很容易变得比此前的左派还左、右派还右。看多了袖子一甩，又成了另一副模样的“变脸”，反而怀念起“顽固派”之不肯见风使舵。执著于自己的理想，不屑于为了追求效果而“说一句话也都是达于顶点的议论”，那样的学人，不管主张革命还是提倡改良，都值得信赖——至于同不同意其观点，则是另一回事。
1999年1月21日于京北西三旗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6）
附记
很早就开始注意刘师培了，不只是因申叔先生与北大有特殊因缘，更因其生命历程体现了近代中国学人的追求与陷阱。可限于学力与资料，一直不敢动笔。50年代以后，刘氏的著作极少重印，除了《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再就是《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收入其《古书疑义举例补》。大约十年前，我盯上了琉璃厂中国书店机关服务部里那套1936年版的《刘申叔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