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于丹-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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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第一章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真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统治者与百姓也都有着“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
所以孔子的儒家思想容易被接受,容易被确立为正统思想。
《大学》上所说的〃八条目〃则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前五项属内,后三项属外。
前五项教育个人做内圣的功夫,后三项是成就外王的事业。
前五项与后三项是连续的有机整体,“内圣”是为了“外王”,缺一不可。
然而于丹教授却将二者割裂开来,她的“处世之道”心得只是重点强调“修身养性”,只是提倡做“内圣”功夫,一点儿也不提及“外王”之事,一点儿也不提及齐家、治国、平天下。
她认为这种只强调“修身养性”的“内圣”之道“不仅仅是《论语》里面的一种道德理想,它同样适用于二十一世纪。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所享受的那种欢乐,同样是我们今天快乐的源泉。
这大概就是《论语》可以给我们今人最大的借鉴和经验所得吧。”
由此看来,于丹教授这一章的心得是对孔子〃内圣外王〃思想的腰斩,她给大众找回来半截孔子。
于丹的第四个心得是〃君子之道〃,是谈君子的。
这个内容很重要,因为儒学其实就是“君子之学”,儒家是以“君子”的理想为枢纽观念的。
于丹教授理解的君子是要达到三个标准,〃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是君子的第一个标准。
”第二个标准,她以为是“如果我们真正有一番定力,有一个宏阔的境界,即使没有达到‘无恒产而有恒心’那么高的境界,起码离君子已经不是很远了。”
于丹教授认定的君子的第三个标准,用孔子的话来讲是“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用于丹教授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坚持不同声音、不同观点的前提下,对于他人的一种宽容,一种融入。
其实这就是君子之道。”
这三条标准之外,于丹教授又说到君子的言行标准。
她说:〃《论语》中为我们描述的君子,除了要选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说话和做事的标准。”
于丹认为君子该如何做事呢?
她认为:〃一个君子不会把自己要做的事、要达到的目标先说出来;而往往是等把事都做完了,目标达到了,才淡淡地说出来。
这叫‘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
于丹教授在这儿对〃君子〃的理解,与她上一章对〃处世之道〃的理解是合拍的。
她所说的“君子”的标准,指的还是一种内心修炼,是个人的“见道”、“闻道”、“悟道”、“修道”,是返回内心的方式。
在这一章中,谈到做人标准时,于丹教授谈到〃内心〃。
她写道:大家看,孔子告诉我们的做人标准,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来“苛责”内心。
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对别人就会厚道一点。
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厚道并不是窝囊,而是他可以包容和悲悯别人很多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想问题。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13)
在谈到君子之道时,于丹教授谈到〃内心〃,她写道:一个人有了一种仁义的大胸怀,他的内心无比仁厚、宽和,所以可以忽略很多细节不计较,他的内心无比仁厚、宽合,所以可以忽略很多细节不计较,可以不纠缠于小的得失。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做到内心安静、坦然。
一个人内心没有了〃忧〃、〃惑〃、〃惧〃,自然就减少了对外界的抱怨和指责,也就增强了把握幸福的能力。
而增强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学习的终极目的。
在谈到具体做君子的方法时,于丹又提到了〃内心〃,她写道:做君子就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自己的社会定位,从身边做起,从今天做起,让自己成为内心完善的人。
因为只有你的内心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才能不被人生的起伏得失所左右。
于丹在这一章的结尾做总结时,仍然大谈〃内心〃,她写道:由此可见,〃君子〃这个《论语》中出现最多的字眼,他的道理永远是朴素的,是温暖的,是和谐的,是每一个人可以从当下做的;而那个梦想,那个目标,既是高远的,又不是遥不可及,它其实就存在于当下,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
于丹教授处处提到〃内心〃,念念不忘〃内心〃,可见她认为君子之道就是返回内心,进行修养,达到“内圣”状态。
如果只是“内转”,而无“外推”,就根本不能建立起一种人伦道德的秩序,就不会有社会意义上的人。
那么“君子”的循环链就将断裂,只能往而不返。
只有“内圣”,而无“外王”,“内圣”也就没有了意义。
孔子在《论语》中给〃君子〃下的定义是:〃修己以安百姓〃。
分明在谈君子的内修是了治国平天下的,内修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所以“君子之道”即是“仁道”,其目的不在自我“内心”解脱,而在“推己及人”,拯救天下百姓。
所以“君子之道”同时又必须由“内心”向外层层推进,不能止于“内心”自了;所以孔子的“仁”是刚性的,“弘毅进取”是儒家理想“君子”的精神,具备了刚毅的精神,“君子”就能够在“仁”的实践方面自强不息地奋勇精进。
于丹《论语》心得之五是〃交友之道〃,看到这个标题,我感到有些奇怪:为什么于丹教授将“交友之道”也列入心得之中?
因为《论语》很少谈及这个问题,就连于丹教授都说:〃其实纵观下来,《论语》里面真正专门谈论交友之道的文字并不多”。
其实《论语》真正谈到交友之道的,只有两句话:〃益者三友,损者三友。
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于丹讲解了这二句话之后,为了充实她的心得,又讲了中国古代晏婴和陶渊明的故事,还讲了西方一位国王的寓言和世界采访史上的一个著名案例。
这些故事只是为了说明:“选择一个朋友,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呢?
于丹教授告诉我们:〃结交那些快乐的,能够享受生命的,安贫乐道的朋友〃;〃结交那种有平常心的朋友。
他会帮你看开暂时的得失,超脱利益的纠缠,得到心灵的抚慰,获得精神的栖息地。”
这样的朋友在何处?
于丹教授回答说:〃并不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而在现实生活之中。
所谓'小隐隐于野,而大隐隐于市’,只有那些修炼不够的小隐士才会躲到这个山那个山,很做作地修座别墅;真正的大隐是不离红尘的,他可能就生活在闹市之中,每天做着跟大家毫无二致的事情,但他的心中却自有一方从容宁静的田园。”
这些快乐的朋友的快乐从何而来?
于丹教授告诉我们:〃生活中真正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它有时跟外在的物质生活不见得有紧密的联系。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14)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物质极其贫匮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真正快乐的力量,也就来自于心灵的富足,来自一种教养”。
怎样能交到如此快乐的朋友?
于丹教授回答:〃自己修身养性,是交到好朋友的前提;而交到好朋友,等于给自己打开了一个最友善的世界,能够让自己的人生具有光彩。”
经过这一再的追问,我们全明白了。
原来于丹教授还是向我们宣讲了〃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她告诉我们:只要能够很好地修身养性,我们就能交上能够享受生命的,安贫乐道的朋友,我们和这些朋友的心中有一方从容宁静的田园,所以因心灵的富足,我们体验着生活中真正的快光——心灵的快乐。
于丹教授的第六个心得是理想之道。
这一章她用大篇幅,谈论了对《论语·先进》中一个段落《待坐》。
《论语》中的原文是这样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
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
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 对曰:〃非日能之,愿学焉。
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
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
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喂然叹日:“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唯求则非邦也与?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
〃〃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
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这是于丹教授在本书中引用的最长的一段原文。
是介绍孔子跟他的弟子们畅谈理想的。
子路的理想是管理一个拥有一千乘兵的中等国家,管理三年后,人民振奋并且明白了什么是道义;冉求的理想是管理一个方圆不过六七十里的小国家,三年内让百姓丰衣足食;公西赤的理想是进行祭祀或者同外国会盟的时候,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司仪;曾皙的理想是在暮春时节,换上春服,约上五六个青年和六七个少年,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坛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归来。
孔夫子长长叹了一声说:〃我赞誉曾点的志向。”
孔夫子为什么独称赞曾点的理想?
我以为曾点的理想是以人生意义为起点的,起点很高,他能够投入自然的怀抱,顺其自然顺从天意,按照天人合一的道,把握到生命的最基础的真实,对于生命内在的追求有完满的解答,既代表了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又不脱离尘俗世界的平常心,是一种真正开敞的生命观,正是孔子追求的儒家的理想。
这种理想能体现人自己生命内在本具的价值,自强不息,不断创造更丰富的价值。
是“内修”与“外治”两个程序的体认。
〃内修〃与〃外治〃是一个理想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缺一不可,二者为一,是一个辩证的有机体。
这和“内圣”与“外王”的相互关系是一样的,“内圣”正是为发能够“外王”。
然而,〃内治〃与〃外治〃两个程序的混淆一直是我国儒学的一大问题,至今并没有在学术上得以彻底的澄清。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15)
这种混淆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明显了,宋、明理学的内倾性格更加深了一般人对儒教的误解。
于丹教授在讲解理想之道时,也对于〃内治〃与〃外治〃进行了混淆。
于丹教授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
而《论语》中孔子与他的学生们谈到理想时,并不认为志向越高远就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
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
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
于丹的这段话,是自相矛盾的。
她承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
可是她却要强调说:“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
还说:“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
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
于丹教授显然片面夸大了〃内治〃的重要性,而忽略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外治〃的作用。
于丹还写道:〃你的内心越淡定,越从容,你就越会舍弃那些激烈的、宏阔的、张扬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静的、内心的声音。”
这显然是将〃内治〃与〃外治〃对立起来。
殊不知没有〃外治〃,也就没有内心修养的动因。
〃内修〃与〃外治〃是一个完整的苹果的两个面儿,丢掉了半个苹果,还能有一个完好的苹果吗?
也许于丹教授也觉得有意割裂〃内治〃与〃外治〃的言语,暴露出实用主义的功利目的,很容易会被懂《论语》的读书人提出质疑。
所以她笔锋一转,又写道:“孔子强调一个人的内心修养,决不是放弃对社会的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为了说明如何〃为社会服务〃,于丹引用《论语·子路》中的一段话,指出士的标准有三,一是“不辱君命”;二是“不辱祖先和父母兄弟”;三是“言必信,行必果”。
她认为这三件事就是在“为社会做事”。
于丹教授在这儿指的〃士〃就是知识分子。
于丹教授指的〃为社会做事的'士'〃,是指的旧的意义上理解的“士”。
孔子的思想并不像于丹教授说的那么简单,孔子的思想非常丰富和复杂。
同一本《论语》并不是孔子在同一时期的言论,而是各个时期言论的集合。
孔子的思想不是从始至终一直不变的,也是在变化之中的。
孔夫子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是在于对旧传统文化的突破,对自己旧有观念的突破。
这是哲学上的突破,也是超越的突破。
这些“突破”当然都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
例如孔子虽然因尊重三代相传的礼乐而只是“述而不作”,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礼乐缺少内在生命的僵死的形式深恶痛绝。
礼乐是孔子思想中的传统部分,“仁”则是孔子的创新部分。
孔子是在《论语·子路》中谈到了“士”的最高标准。
但他当时所指的“士”与《说文解字》上写的原始意义上的“士”是相同的,那就是:“士,事也”。
这个定义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