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是靠不住的(近距离看美国之二)-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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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官当下去，就必须尽可能地公事公办。　
　　　　所以，在如此关键时刻当上新任司法部长的理查德森，明明知道独立检察官对尼克　
松来讲可谓性命悠关。可是，他在任命这个哈佛法学教授考克斯担任此职的时候，甚至　
连问都没有问过尼克松一声。一副秉公办理的架式。　
　　　　独立检察官考克斯就更是不信邪了。他本来就是一个法学教授，一上任又从司法部　
长那里要来了绝对独立的调查起诉权。所以他刚开始工作的劲头，就让尼克松们大呼　
“不好”。考克斯在国会公开听证会开始一个月后，就对新闻界发表讲话，说他正在考　
虑要求法庭出传票传总统出庭作证。作为学者，他还甚至还对新闻界谈到他正在研究的　
一个法学学术问题，就是一个总统在受到弹劾之前能否被起诉。　
　　　　这番话让尼克松们一听就“毛”了。当时黑格就对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森说过，总　
统要考克斯“走人”。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独立检察官的任命权，是在理论上一直　
很难解决的一个悖论式的缺陷。任命权和解职权是一对双胞胎，任命权解决不好，独立　
检察官的生存就有问题。　
　　　　黑格的非正式“传令”当时被司法部长顶了一顶，暂时也就过去了。一方面，当时　
尼克松们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国会听证会上，至于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他的话虽然讲得难　
听，但是，他还处在调查阶段，还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出来。另一方面，独立检察官本身　
也是一个敏感话题，不到万不得已，尼克松也没有必要为了他再掀起新闻界新的一波攻　
击浪潮。发生在行政系统内的这个对抗就这么搁下了。　
　　　　可是，当独立检察官考克斯把要求尼克松总统交出录音带的一刻起，这个对抗马上　
就凸现了出来。此后，考克斯不断受到来自总统方向的告诫。让他明白，自己这个职位　
是在总统所统领的行政分支之下的。也就是说，他应该是隶属于并且服从于总统的。只　
有在总统认为合适的情况下才可以接触总统的材料。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自以为可以凌　
驾于总统之上。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则又一次感到了压力，要他管不了考克斯就干脆把考　
克斯给解雇了。　
　　　　独立检察官眼看着和自己理论上的“上司”就得短兵相接了。　
　　　　然而，考克斯对这场短兵相接一点儿也不犯怯。他稳稳当当地按司法程序一步一步　
地走。他先从法官西里卡那里获准得到了一张传票。通知尼克松，由总统本人或者他的　
下属官员，带着九次谈话的录音带到庭候审。那天下午，考克斯就带着一名警官，居然　
动真格的，硬是跑到白宫给总统送传票去了。一切过程就像是到一个普通美国公民家里　
去送法庭传票一样，唯一的不同，是警官在进白宫之前，把枪留在了门卫室。　
　　　　尼克松拒绝了。他说，他尽管怀有对法庭的最高尊重，但是拒绝这样的要求。因为　
这种要求与总统的宪法地位不相符，总统不从属于法庭的强迫性程序。法官西里卡收到　
这封来自总统的抗拒信，又下了一个命令，要求尼克松提供录音带不能交出来作为证据　
的理由。　
　　　　你看到这里，必定要问了。尼克松的抗拒是不是真有道理呢？美国总统的宪法地位　
是不是应该在法庭的强迫性程序之外呢？这个问题是问在点子上了。事实上，谁也不知　
道。也就是说，这次罕见的美国总统的刑事犯罪，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次美国历史上的　
宪法危机。　
　　　　应该说，美国总统当然也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美国的总统基本上是定义在一个　
非常实际的执行主管的位子上的，而不象其他的许多总统制国家，它们的总统都多多少　
少地具有更大的国家象征的意义。美国人在对待他们总统的问题上，还是十分符合他们　
一贯的务实作风。　
　　　　但是，总统与平民毕竟不是完全相同的。既然是全美国人民选出来的这么一个总统，　
处理与总统有关的事情也就必须特别慎重，因此美国宪法对于弹劾总统也规定了一套特　
定的程序。在美国历史上，就有过一个总统被国会众院提议弹劾，但是因为参院投票达　
不到宪法规定的票数而弹劾失败的。因此，在尼克松之前，还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被真正　
弹劾成功过。美国宪法确实赋予总统一些特权，但是，大家确实也没有遇到过尼克松这　
样的情况。　
　　　　因为，美国宪法给总统犯罪也设定了一些有效的制约，例如弹劾，但是弹劾是在立　
法分支的程序里的。宪法并没有对尼克松这样的情况作详尽的规定。也就是当一个总统　
涉嫌刑事重罪，在立法和司法从两个方向逼近的时候，立法分支的弹劾还没有开始，司　
法却抢先走在了前面。　
　　　　当司法程序要求一个总统服从正常司法程序的时候，司法是否对总统也有对普通美　
国公民一样的权力？总统是否真有特权拒绝服从强制性的司法程序？　
　　　　暂时，独立检察官考克斯和法官西里卡，象征着美国法律的一方，和尼克松总统，　
象征着美国政府权力执行机构的一方，就在这宪法的路口，僵持住了。这真是十分惊险　
的一刻。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谁说了算呢？在美国的逻辑下，答案是不难找到的，最终应该　
是美国人民说了算。法庭因此召开了一个公开的历史性的法庭会议。在这个会上，法官　
西里卡决定，让大陪审团，也就是在司法程序中一向象征着美国人民的那些普通陪审员，　
公开表达他们的意愿。这是整个“水门事件”中最庄严的一刻。　
　　　　这二十三名由随机抽样的方式，被偶然招到这个案子中作为陪审员的普通美国人，　
代表美国人民站了起来。法官西里卡按规矩一个接一个地分别向每一个陪审员提出一个　
相同的问题，“你是否要求总统对拒绝交出证据提供理由？”　
　　　　所有的陪审员都依次回答：“是的。”　
　　　　尼克松总统再怎么办呢？等我的下一次的信再向你介绍。我们已经接近故事的结局　
了，但是，依然惊心动魄。也许这是一个规律，要一个权势人物放弃手中的权力，总是　
困难的。权势越大，越困难。　
　　　　今天就写到这儿了。　　　
　　　　　　　　　　　　　　祝　
　　　　　　　　好！　
　　　　　　　　　　　　　　　　　　　　　　　　　　　　　　　　　　　　　　　　　　　　　　　　　　　　　　　　　　林达　　　　　　
谁给罚出了局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你说尽管早已知道了尼克松因“水门案件”而下台的结局，但是，对于　
这事件所引发的制约权力的“收银机”运作过程，还是非常感兴趣。你在等着我讲完这　
个故事。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样，整个事件最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这个美国“收银　
机”。一旦按下第一个启动按钮，它的各个部件就互动地一步推一步地在向前走，在一　
个出问题的部位绕上一道又一道的蛛网，然后逐渐解决。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机制也是　
很新鲜的一个玩意儿。你已经看到了，司法和立法两大部分正在对“水门事件”进行最　
后的冲刺。这时，作为另一道外部保险机制的新闻界，正以他们习惯的操作方式，进行　
无孔不入的全方位调查。你几乎可以把他们称作是一支“野战军”。首先，他们没有任　
何特权，他们无法迫使任何人告诉他们任何与案情有关的内容，除非被采访者自己愿意　
这样做。　
　　　　新闻界也无法把任何他们感兴趣的采访对象召来，因为在他们手里，既没有法庭也　
没有听证会这样的有效手段。确实有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这一类的好事，可是，这　
个主动权是掌握在他们的采访对象的手里的。是别人有话要说，把他们给招了去，而不　
是相反。但就连这样的机会对于他们都是重要的，他们会在这样的时刻，急急地抓紧每　
一分种提出问题，可是，人家不仅常常以“无可奉告”一口回绝，甚至可以一甩手拔腿　
就走了。你也不能如法庭国会那样给他定个什么“藐视罪”。因此，看上去新闻界是最　
没有“实权”的一支结构外的“野战部队”。　
　　　　然而，在美国没有一个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在内，敢于把新闻界不放在眼里。因为　
这支“野战军”有不计其数的具有良好职业训练的记者队伍，而且他们习惯于独立作战，　
几乎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因为凡是不具备一定新闻素质的，都早已被淘汰了。这些记　
者虽然没有什么特权相助，可是，他们在职业正义感和新闻业的竞争等等动因的驱使下，　
会把一个常人的能量发挥到极限。发掘出天晓得是从哪里挖出来的内幕新闻。再说，他　
们一个记者一个智慧，对于他们没有什么禁区和局限，他们能找出什么就找什么，别看　
有些东西看上去只不过是鸡零狗碎，但是，没准这些记者的共同努力凑在一起，就能拼　
出一张“先遣图”来。　
　　　　这一次，就是在尼克松“水门案”的紧要关头，新闻界又一次全面出击，造成了意　
外的效果。首先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开展了对尼克松减税问题的调查报导。这是　
尼克松曾经把自己当副总统时的私人文件捐出，换取了五十万美元的减税。这家报纸还　
报导了尼克松曾经花了公众的一千七百万美元，用来装修和警卫他在加利弗尼亚和佛罗　
里达的私人住宅。这虽然与“水门案”无关，但是对于尼克松的信誉是一个惨重的打击。　
　　　　同时，“华尔街日报”又雪上加霜，对尼克松的副总统阿格钮受贿以及偷漏收入税　
的情况进行了报导。这在美国民众中又引起一阵强烈反应。在司法部检察官对一系列证　
据的调查之下，副总统阿格钮很快看清，如果他顽抗下去，也将面临无法逃避的弹劾，　
他最好的出路，只能是以辞职认罪交换宽大处理。于是，他很快放弃了挣扎，仅仅在　
“华尔街日报”向公众披露的两个月后，他就向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交了一封辞职信。　
然后来到一个联邦地区法院，以认罪交换了“三年徒刑缓期执行以及一万美元罚款”的　
宽大处理。　
　　　　尼克松的录音带问题还在僵持。但是，尼克松从大陪审团的宣告中，已经知道自己　
面临触犯众怒的危险。他无法忽视站在那23名普通陪审员身后的全体美国人民。因此，　
在8月15日他又一次在电视里发表声明的时候，提到录音带时再也没有过去那种持“行政　
特权”力争的强词夺理，而完全是透着和美国人民商讨，试图取得谅解的低姿态。　
　　　　尼克松在这次电视声明中向公众表示道歉，他直视着摄像机说，“我很遗憾这一切　
的发生”。并且，尼克松第一次表示，国会参院对有关他的指控进行调查，“我没有意　
见”。在录音带的问题上，他竭力试图取得民众的同情，把话都说到了这样的份上，他　
把自己和助手之间的谈话录音，比作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私房话，因此要求大家允许他　
将录音带持为己有。当然，尼克松抱着最后的希望，希望能够守住这条最致命的防线。　
　　　　这时，几乎已经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在美国，所有的人都知道，遇到这样重大的　
“宪法性”问题。如果双方不让步的话，那么，就只有等待了。等待什么呢？等待持有　
宪法解释权的最高法院出来给出一个判决。但是，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这实在不是一个　
普通的宪法解释问题，这已经是一个宪法危机。　
　　　　正因为如此，尼克松总统新任的宪法顾问才发表了一番他的法理性的思考。这位宪　
法顾问也是来自一个大学的法学教授。根据他对宪法的理解，同样是根据权力划分的原　
则，他觉得，如果司法分支强制这个国家的总统，将会毁了美国的总统地位，即毁了行　
政分支的宪法地位，从而动摇美国的国家制度。那么，如果检察官要坚持强制总统服从　
法律程序，如何解决这个僵局呢？他认为如果总统决定不服从法律，法庭能做的就是解　
散检方，也就是法庭不接受对总统的指控。　
　　　　同样来自大学法学讲坛的独立检察官考克斯，听了这番法理推论之后，他发表了一　
个短短的声明。只有尼克松总统明白这个声明沉甸甸的份量。考克斯说，总统所永远不　
能解散，不能中止的是大陪审团。因为大陪审团代表人民，人民有权得到每个人的证据。　
　　　　尽管大家知道，此事是必闹到最高法院不可的。但是，按照司法程序，还是必须由　
地方法院先判决，然后再一级级上诉。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防止一场宪法危机真正发生，　
不论是法官西里卡还是上诉法院，都尽可能地作了局部让步的努力，使得变通的方式有　
可能被尼克松所接受。　
　　　　这些变通的方法，主要是如何尽量缩小录音带的审听范围，甚至如何由第三方审听　
录音带，再将其变为可由法庭审阅的书面记录，等等。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被尼克松　
所接收。这时，尼克松的周围又有了一批象宪法顾问，“水门事件”顾问等等这样的新　
任顾问。尼克松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也基本上是参考他们的意见为自己的决策依据。看　
来，不论尼克松的口气是硬是软，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新顾问们给他制定的基本上还是　
“顶”的方针。　
　　　　尼克松的新任宪法顾问的观点就十分典型。身为一个总统的宪法顾问，他的立足点　
似乎并不在于维护宪法，而是在强行维护合众国总统的权威。他在递交给法庭的声明中　
说，“将美国总统办公室拆成碎片，是一个太高的代价，即使是为水门案件，也付不起　
这个代价。”　
　　　　他的意思很清楚，总统再错，也是总统。哪怕总统犯有刑事重罪，也不能“总统与　
庶民同罪”。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美国朋友们却常常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个宪法　
危机把美国人从面对一个抽象的理念，逼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至少大家都看到　
了，哪怕是民选的总统，也不能保证就不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如果总统终于成功地站　
到了宪法之上，那么，专制对于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也不是一个　
遥远的别人家里的故事了。　
　　　　尼克松在他的新顾问们的推动下，终于在最后的时刻，作出了一个利用职权与法律　
顽抗的大动作。这使得他被弹劾的命运再也不可逆转。尽管尼克松在避免被弹劾的问题　
上，可谓费尽了心机。　
　　　　当尼克松的副总统被迫以辞职交换法律宽大的时候，尼克松处心积虑地挑选了众议　
员福特作为副总统的替任。在一般人眼里，福特不象是一个做总统的人材。尼克松之所　
以在当时挑选了福特，就是为了使国会在考虑弹劾的时候有所顾虑。因为一旦尼克松被　
弹劾成功，他的副总统就将顶上来做完这个总统任期。　
　　　　如果福特比较软弱，看上去不能胜任总统职务，也就意味着美国将有一段时间出现　
“总统危机”。那时，美国对内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事务执行者，对外也将缺少一　
个决断的外交事务领导人。这对于美国当时的情况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从外部形势　
来看，还处在冷战的危险期。从内部来说，美国刚刚经历了六十年代的动荡和转变，急　
需一个安定的环境完成社会过渡。所以，尼克松作出这样的副总统安排，就是希望国会　
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