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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权与血-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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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云:‘世蕃罪恶贯盈,固宜速殛,以在辇下(京师),恐震惊皇帝,欲俟外遣,戮为齑 粉矣。’    
    (蓝道行)密以告(徐)阶,(徐)阶恐稍迟则(皇上)圣意解,半夜即遣人邀御史邹应 龙具疏,劾嵩父子。诘朝上之。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狱,‘(遣)戍之。擢应龙五品京职。    
    (皇)上虽退嵩,而怜其和良承意,虑后无当者,忽忽不乐,手谕(徐)阶欲传嗣,令 拟诏。(徐)阶极言不可,而吏部、礼部奏迁(邹)应龙通政参议,报可矣。忽有旨切责二 部臣,以邹应龙为邪物,不宜转官。(徐)阶恐为应龙累,力为关说,应龙得无恙。”    
    你看,徐阶买通蓝道行,在扶乩时让“神仙”说出“贤者辅臣阶、尚书博,不肖者嵩父 子”,并且连夜派人要邹应龙起草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此后又害怕邹应龙透露其中关节, 连累自己,多方为邹应龙关说,使之平安无事。    
    一波已平,一波又起。严嵩虽然罢官,不过是“致仕”(致仕即退休,并非余秋雨所谓 “达到做官”)而已,并未伤筋动骨。他的儿子严世蕃遣戍雷州,也只是官样文章,虚应故 事而已,还没有到雷州,就中途返回老家,威风依旧。他的同党罗龙文也从遣戍的地方逃回, 与严世蕃计议如何翻盘。袁州府的官员获悉此事后,立即把严府“聚众练兵谋反”的迹象报 告了巡江御史林润。林润作为言官,一向敢于直言,先前曾弹劾严嵩的党羽鄢懋卿,害怕严 世蕃东山再起,遭到报复。马上上报朝廷:严世蕃、罗龙文“蔑视国法”,“有负险不臣之志”, 而且还有“通倭”迹象。皇帝对于严氏父子贪赃枉法还可以容忍,对于谋反绝对难以容忍, 立即下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来京审问。    
    严世蕃余威犹在,居然买通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员,在定罪书上写进 弹劾严嵩父子的沈炼、杨继盛,以便激怒皇帝,得以死里逃生。三法司官员把严世蕃的定罪 书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定,果然强调处死严世蕃为沈炼、杨继盛抵命。徐阶深知皇上脾性, 这种写法必然触怒皇上,是“彰上过”——彰显皇上的过错,因为处理沈炼、杨继盛都是以皇帝圣旨名义发出的,为沈炼、杨继盛翻案,就意味着皇帝以前的圣旨是错误的,那样不但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反而会祸及林润及其他弹劾严氏父子的官员。经过徐阶修改的三法司判决书,强调的重点是与皇帝毫无关系的罪状:“谋反”、“通倭”。上面如此写道:严世蕃与罗龙文一起诅咒朝廷,构煽狂谋,招集亡命之徒几千人,操练兵法,妄图谋反,并且准备“外投日本”云云。平心而论,严世蕃咎由自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谋反”、“通倭”却是不实之词。这不是真正意义的弹劾与审案,而是在耍弄权术。    
    果然皇帝对于严世蕃“谋反”、“通倭”十分震’惊,下旨:仅凭林润的揭发,还不足以昭示后世,必须核实。徐阶再度代替三法司起草答疏,以肯定的语气回答皇帝,“谋反”、“通倭”证据确凿。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皇帝降旨:批准三法司的拟议,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斩首,抄家,黜革严嵩及其孙子为平民。    
    儿子斩首、孙子充军、家产被抄,严嵩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一年之后命归黄泉。    
    严嵩、严世蕃恶贯满盈,他们的下场是罪有应得。值得深思的是,为何义正词严的弹劾不但无法奏效,而且适得其反;为何充满阴谋与权术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几年以后,官员们在撰写《明世宗实录》时,就表示了异议:严世蕃凭借其父的威势,“盗弄威福”,“浊乱朝政”,完全可以用“奸党”罪处死,而林润的奏疏说他“谋逆”,三法司的拟议说他“谋叛”,“悉非正法”。所谓“悉非正法”云云,就是没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一种非法手段处死本该处死的罪犯。看来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仅仅指责林润、三法司是不够的,关键依然在于皇帝。徐阶深知皇帝的心态,耍弄权术,把握的原则就是不能“彰上过”,既要处死严世蕃,又不能彰显长期宠信严嵩、严世蕃父子的皇帝的过错。而“谋反”、“通倭”这样的罪状,是在皇帝决定严世蕃充军之后发生的,皇帝当然毫不知情,与先前宠信严氏父子毫无关系,因此一举成功。当时的史家不可能洞悉其中的奥妙,或者即使洞悉奥妙,也不敢直白地说出来,毕竟圣贤是主张为尊者讳的。    
    同样是弹劾严嵩,各色人等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显然,邹应龙、林润、徐阶的人品,是无法与沈炼、杨继盛相提并论的。


顾宪成与东林书院顾宪成与东林书院(1)

    游览无锡美景的人们,往往流连于太湖周边,以及惠山、锡山一带的风光,很少有人 会想到去看一下曾经声名远扬的东林书院。它的旧址,至今依然保留在无锡繁华市区东面一 条僻静的小巷里,被周围现代化建筑包围着,显得逼仄而孤立,早已没有了当年绿树成荫、 弦歌满堂的意蕴。我曾经三次光临这里,发思古之幽情,缅怀晚明史上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 岁月。    
    东林书院是顾宪成和他的朋友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建立的,距今(2004年)正好400周年, 内心的呼唤促使我写这篇文章,来纪念顾宪成与东林书院。    
    一无锡有两个东林书院:城南东林书院与城东东林书院    
    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常州府无锡县人,万历四年在考举人的乡 试中名列第一,四年后,以二甲二名进士,出任户部主事。初涉官场就锋芒毕露,对内阁首 辅张居正有所微词,写信给内阁次辅申时行,怂恿他出来“匡救”。当张居正病重时,举朝 若狂,纷纷设立道场为之祈祷,顾宪成看不惯这种阿谀行为,从不参与。同僚为他捏把汗, 在讨好张居正的慰问信上代他签了一个名。他得知后,立即骑马赶去,抹去了自己的名字。 这种秉性,在官场显得格格不入。万历二十二年,已经出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的顾宪成,因 讨论“三王并封”(明神宗不愿把长子立为太子,宣布长子与另外两个儿子同时封王),以及 会推内阁大臣的事宜,与当权者意见不合,被革职为民,回到家乡无锡。他的弟弟顾允成、 朋友高攀龙也先后脱离官场回到无锡。他们把恼人的政治抛到一边,相与讲求学问,显出前 所未有的洒脱。既然在政坛难以施展,还是静下心来做学问吧!    
    仰慕顾氏道德学问的士子们纷纷前来求教。万历二十五年,顾氏兄弟建造了“同人堂”, 与士子们讲习学问。由于地方太小,不能满足需要,顾宪成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讲学场所,有 意恢复宋儒杨时在无锡城东创办的东林书院。杨时是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师事 二程,精研孔孟之道。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程门立雪”典故,就是此公求师心切的佳话。他 以“龙图阁直学士”衔告老致仕,在无锡创办书院,以著述讲学为事。因杨时别名龟山,又 名龟山书院;后人建道南祠奉祀杨时,又名道南书院。    
    顾宪成常对高攀龙说:“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无讲习之所乎?”他多次 凭吊杨时书院的废墟,叹道:“其在斯乎!”那意思是说,理想的讲学场所就在这里。时机终 于出现了,万历三十年,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恢复常州龙城书院成功,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 得到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同意,修缮了杨龟山先生祠,又和志同道合者募捐出资重建精舍, 这就是以后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    
    需要说明的是,在顾宪成之前,已经有人欲兴复东林书院。那是明代成化年间无锡人 邵宝,希望恢复杨时的东林书院。高攀龙后来给顾宪成写传记时,回顾东林书院的历史时说: 无锡原来就有东林书院,宋代杨龟山先生在那里阐述伊洛之学,后来书院停办,那里成了僧 舍。成化年间“邵庄公图修复之,不果”。邵庄公就是邵宝,邵宝“图修复之,不果”云云, 出于大名鼎鼎的高攀龙之口,是有权威性的。但是身为无锡人的高攀龙只说对了一半,邵宝 恢复杨时书院虽未成功,却在别处创建了一所东林书院。关于此事,连无锡东林书院旧址的 陈列说明,都不明就里,因此值得一说。    
    康熙《东林书院志》的编者严彀,第一个对此做了辨析,写了一篇《两东林辨》,说无 锡有两个东林书院,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南,城东者为“东林本”,城南者为“东林支”。 成化年间邵宝欲恢复杨时书院未果,就在城南锡伯渎畔另外新建一个东林书院。关于这一点, 王守仁:(即王阳明)写的《城南东林书院记》是最有力的佐证。阳明先生死于嘉靖七年(1528年),比顾宪成创建东林书院早了76年,故他所说的是另一个东林书院,即在城南锡伯渎畔的东林书院,顾宪成创建的东林书院则在城东弓河畔。王阳明在那篇文章中写道:“东林书院者,宋杨龟山先生讲学之所也。龟山殁,其地化为僧区,而其学亦遂沦入于佛老、训诂、词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间,今少司徒泉斋邵先生始与举子复讲学于期间。先生既仕,而址复荒,属于邑之华氏。华氏,先生门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让其地为书院,用昭先生之迹,而复龟山先生之旧……书院在锡伯渎之上,东望梅村二十里。”可见顾宪成创建的东林书院,与邵宝的东林书院毫不相干。有意思的是,由于顾宪成的东林书院声名显赫,遂使曾经有过的城南东林书院销声匿迹,以致无人知晓,现今无锡东林书院旧址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自身历史沿革的解说词中,没有一句话提及此事。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有鉴于此,我想告诉读者诸君,无锡城南锡伯渎畔曾经出现过一个东林书院,而本文所说的东林书院,则位于城东弓河畔,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更不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二从《东林书院志》看东林书院的本来面目    
    由于顾宪成与其他在东林书院讲学的诸君子学问博大精深,东林书院创建后,声誉日隆,成为东南地区的学术圣地。康熙《东林书院志》写道:“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顾宪成希望把这一盛况载入史册,嘱托刘元珍编撰《东林志》万历四十二年,《东林志》完稿,可惜顾宪成已于两年前去世,刘元珍只得请高攀龙为该书作序。令人遗憾的是,刘元珍英年早逝,《东林志》没有出版。清初,无锡人严彀在刘元珍《东林志》稿本的基础上,编成《东林书院志》,于康熙八年(1669年)出版。这是关于东林书院的第一本志书,由上卷、下卷及附录组成,虽然保留了不少珍贵资料,但失之简略。    
    东林书院于天启五年(1625年)被毁,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重建,高廷珍等文人为了重现东林书院昔日的辉煌,编成洋洋二十二卷的《东林书院志》,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出版。光绪七年(1881年)又出版了重刻本。 以上就是目前所见的三种《东林书院志》,是深入细致了解东林书院的第一手史料。    
    笔者细细拜读这些志书,所获得的印象,与先前学术界流行的说法颇有出入。一言以蔽之,以往学术界把一个以讲习儒家经典为宗旨的学校,误解为一个议论政治的讲坛,甚至误解为一个“党”——“东林党”。这当然是几十年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留下的烙印,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今天 新认识东林书院,必须以历史事实本身来说明历史,才能揭示真相。


顾宪成与东林书院顾宪成与东林书院(2)

    东林书院的宗旨是什么呢?顾宪成说:“书院以广友朋之丽泽,则学脉系焉”,继承正统学脉是责无旁贷的。他对于风靡一时的王阳明心学颇多微词,意欲拨乱反正,推崇朱熹理学。在他的《泾皋藏稿》中多次谈到,王阳明倡言:“求诸心而得,虽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非也;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亦不敢以为是也。”他给予这样的评价;“阳明得力处在此,其未尽处亦在此”:“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因此他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开宗明义便明确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制订了四要、二惑、九损(或九益)。其要点就在于“尊经”——尊重儒家经典。他解释道:“经,常道也”,“孔子表彰六经,程朱表彰四书”,就是为了“为天下留此常道”。而目前文人厌恶平淡,追求新奇,结果腹空而心高,目空千古,“一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结果孔子的一腔苦心,程朱的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从中不难看出,顾宪成创办书院的宗旨,在于正本清源,使士子们了解孔孟以来的儒学正统,不为异端邪说所迷惑。    
    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在书院的讲义,《东林书院志》中称为“东林商语”、“东林论学语”。 由此可以看到,东林书院的日常功课,以及他们的议论焦点,并不在政治,而在学术。它的 影响巨大的讲会,即每月一次小会(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大会(春季或秋季),以往 人们多误解为政治性集会,其实不然。    
    这些讲会到底议论什么呢?这在《东林书院志》记载的“东林会约”中有明确规定:“每 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 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很显然,大家聚集在一起,是读四书, 谈体会。顾宪成为他的弟弟顾允成写的小传中说:“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讲于 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    
    你看,轰动全国的东林讲会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朝政,而是 书生气十足地在研讨四书中的某一章,从孔孟一直谈到程朱。这种规矩,即使在顾宪成去世 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吴觐华继续坚持,在“东林会约”中再三强调:“东林之教原本程 朱,以穷理致知”,对于儒家经典,必须“积年累岁立会讲诵”。    
    其缘由是容易理解的。顾宪成诸君子罢官下野,对于政坛的纷争久已厌倦,回归乡里, 以创办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不问政治,似乎已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万历三十六年 (1608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接到圣旨:“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立即写 了辞呈,其理由除了“目昏眼花,老态尽见”之外,特别强调他早已不问政治:“入山唯恐 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这是顾宪成当时心态的真是实 写照,他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早已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了。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如 此描述自己:“予抱疴泾曲,日坐卧斗室中,酬应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一 个桃花源中人,办书院,把研讨四书五经作为唯一寄托,而偏偏被后人误解为“讽议朝政, 裁量人物”,与事实真相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他推辞南京光禄寺少卿的第二年,给挚友李三才的信中,再一次说明推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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