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与血-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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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生死之谜建文帝生死之谜（2）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明人野史关于建文帝逃亡生涯的记载，并非向壁虚构。不妨将其始末简单勾勒如下。　　　　
　　　　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门失守，长吁短叹，想自杀以谢国人。翰林院编修程济说话，不如出走流亡。少监王钺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升天之前，留下一个宝匣，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众人一起赶到奉先殿左侧，看到一个红色宝匣，四周用铁皮包裹着。建文帝一见祖父的遗物，不免悲恸，立即命人打开，同时下令焚烧大内。打开宝匣后，但见里面有度牒三张，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里面还有和尚的袈裟、憎帽、僧鞋、剃刀，以及银元宝十锭。第一张“应文”度牒写着：“应文从鬼门出，其余人等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时分在神乐观的西房会合。建文帝叹道，这岂非天数！程济立即为皇上剃去头发，换上袈裟、僧帽、僧鞋。吴王教授杨应能表示愿意剃度，随帝流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说，臣名贤，无疑就是“应贤”，也剃度改装随从。当时在殿上的五六十人痛哭流涕，都表示要随从流亡。建文帝说，这么多人一起行动，势必引起怀疑，决定由九人陪他前往鬼门，在神乐观乘船至太平门。少顷，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赶来。一行二十；人开始了流亡生涯。建文帝交代，今后互相以师弟称呼，不必拘泥君臣之礼。兵部侍郎廖平建议，随从不必多，更不可多，挑选没有家室之累又有臂力五人足够，其余遥为应援。当场决定杨应能、叶希贤称为比丘，程济称为道人，这三人左右不离建文帝；其余六人往来道路，运送衣食。第一站来到吴江县的史彬家中。　　　　
　　　　此时，明成祖已经即位，革去建文帝的大臣463人，下令追夺皇帝颁赐的诰敕。吴江县丞巩德赶到史彬家中追夺诰敕时，随口问道：听说建文皇帝在你家？史彬坚决否认，巩德微笑离去。似乎是心照不宣，眼开眼闭。既然踪迹暴露，众人立即离开此地，八月十六日，建文帝与两位比丘、一位道人同行，其余人等星散。十月，来到襄阳的廖平家。获悉跟踪者也已到此，便决定前往云南。　　　　
　　　　永乐元年正月十三日，建文帝一行抵达云南永嘉寺。次年正月，建文帝经由重庆抵达襄阳。八月八日再次来到史彬家。原本决定去浙江天台，后因故改去云南。永乐四年四月，建文帝抵达西平侯沐成家，五月前往白龙山，结茅而居。这时，明成祖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淡前往西南地区，打着探寻道教宗师张三丰（即张邋遢）的幌子，其实是为了侦查建文帝下落。消息传来，建文帝决定遁迹深山。　　　　
　　　　永乐八年三月，工部尚书严震以出使安南（即今越南）的名义，至云南秘密探访建文帝踪迹。某一天，偶然在云南道中遇到建文帝，两人相对而泣。建文帝问他：你准备怎么处置我？严震回答：皇上请便，臣自有办法。夜间，严震自缢于驿站。建文帝见踪迹暴露，再次躲进白龙山。　　　　
　　　　长期的野外生活，使得他身心疲惫，颜色憔悴，面容枯槁。到了夏天，又患上痢疾，害怕被发现，不敢出山觅食、求医，狼狈到了极点。这时史彬等三人赶来，境况顿时改善。几天后，三人离别，抱头痛哭一场。建文帝交代，今后不必再来，一则道路艰险，二则关津盘查严密。　　　　
　　　　永乐十年三四月间，一直随从建文帝的杨应能、叶希贤相继病逝，建文帝收了一名弟子，赐名“应慧”。永乐十四年六月，建文帝足疾发作，程济进城觅药，才得痊愈。这使建文帝感到危机时时迫近，便口述流亡的经过，由程济笔录，写成《从亡传》，建文帝亲笔写了序言，命程济藏于山岩中。此后几年，建文帝奔走于云南、贵州、四川之间。永乐十八年十月，在程济的陪同下，建文帝登上了峨嵋山，赋诗一首，其中两句为：“登高不待东翘首，但见云从故国飞”，流露了他此时此地思念故国的复杂心情。　　　　
　　　　永乐二十一年二月，建文帝在程济陪同下，来到湖广，登章台山，赋吊古诗：“楚歌赵舞今何在？惟见寒鸦绕树啼。”六月，游汉阳，登晴川楼，又赋诗：“江波犹涌憾，林露欲翻愁。”再此流露对故国的思念。　一永乐二十二年二月，建文帝东行。十月，在旅店遇到史彬。史彬关切地问起道路起居，建文帝说：近来强饭，精爽倍常。于是同史彬下江南，回到吴江黄溪史彬的家。这时史彬的从叔祖史弘从嘉兴赶来，在客堂见到老和尚，问史彬：大师从何而来？史彬不答。史弘把史彬拉出，说：此建文皇帝也。史彬矢口否认，史弘说我曾在东宫见到过，是我的救命恩人。史彬只得如实相告。史弘顿首后，哭泣着问帝近况。建文帝说：赖各位从亡者给我衣食，得以周旋于险阻之间。二十年来，战战兢兢。今日想来，可以老终了吧！随后在史弘的陪同下，游览天台山，到宁波渡莲花洋。　匆匆间，成祖死，仁宗即位，不到一年，仁宗死，宣宗即位，十年后英宗即位。皇帝已经更换了好几个。政治环境的变换，是他再现真身的时候了。正统五年（1430年），正在广西的建文帝对程济说，我决意东行。　　　　
　　　　建文帝有文才，流亡中经常诗兴大发，最著名的一首就是：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在贵州金竺的罗永庵，曾在墙壁题诗，其一曰：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还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渗。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其二曰：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南来瘴岭千层回，北望天门万历遥。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唯有群鸟早晚期。人们常说，诗言志。从这些诗中，不难体味到一位流亡皇帝的心灵呼声。巧得很，同寓所的一名和尚，窃得建文帝的诗稿，跑到思恩知州岑瑛那里，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是建文皇帝！岑瑛大为惊骇，马上报告藩司。藩司下令把和尚与建文帝一并逮捕，飞章报告朝廷。当朝皇帝下诏：械入京师。皇帝命御史在宫廷中审讯，那和尚称：年九十余，且死，想葬于祖父陵墓旁。御史说：建文君生于洪武十年，距正统五年，当六十四岁，何得了九十岁？后来查实得知，这和尚名叫杨应祥，钧州白沙里人。报告皇帝后，判处死刑，下锦衣卫监狱关押。建文帝此时把实情告诉了御史，御史秘密上报皇帝，皇帝派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探望虚实。建文帝见到吴亮，脱口而出：你难道不是吴亮？吴亮说：不是。建文帝纠正道：我有一天在便殿就餐，吃子鹅，一片肉掉到地上，你手里拿着壶，爬在地上把它吃掉了。还说不是你！吴亮伏地大哭。他知道建文帝左脚趾有黑子，查看后果然，想不到几十年后能够见面，痛哭不能仰视。于是，皇帝下令把建文帝迎入宫中西内养老，宫中人都叫他“老佛”，寿终正寝后，葬于西山，不封不树。因为很难给他一个名分，所以成为一座无名墓。　　　　
　　　　以上是野史根据传闻描绘的一段失落的史事，建文帝之谜在几十年以后，终于有了一个真相大白的结果。　　　　
　　　　由于建文时期的档案史料已被销毁，《明成祖实录》又充满谎言，　已经难以核实其正确性究竟有多少。因此清代学者颇多怀疑，例如万斯同在《明史稿·史例议》中就说：“明代野史之失实，无有如建文逊国一事。”朱彝尊在在明史馆时，为此写信给总裁，谈《明史》的建文帝纪的写法，对野史表示怀疑此文收在《暴书亭集》中，可以参看。乾隆时正式出版的《明史》，卷四惠帝纪，在写了建文帝焚死之后，又加上“由地道出亡”一段文章，依然是一团迷雾。因此现在要确切考证建文帝的下落，犹如雾里探花，那只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我以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勤政之君偏亡国勤政之君偏亡国（1）

　　　　今又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也是一个令人难以释怀的年代。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后半夜，即十九日的子时（凌晨），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在闯王李自成的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由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同，来到煤山（景山），在寿星亭附近的一棵大树下自缢明朝灭亡。那一年正好是甲申年，这一事件被史家称为甲申之变。　　　　
　　　　今年又是一个甲申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即2004年5月7日，恰好是整整三百六十周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淮北农民的儿子，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料到，他的后代、明朝第十六代皇帝朱由检竟然会被陕北农民的儿子李自成逼上了死路。紫禁城的国号由大明变成了大顺。然而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在紫禁城的日子短暂得如同昙花一现，四十天以后的四月三十日，李自成从北京仓惶撤退。五月三日，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进入紫禁城。短短的一个多月，国号由大明改为大顺又改为大清。虽然南方有南明小朝廷．在苟延残喘，但已经改变不了改朝换代的事实，这一年就是清朝的顺治元年了。　　　　
　　　　对于一个甲申，史家们应该是有话可说的。或者从李自成的角度，或者从朱由检的角度，或者从多尔衮的角度，都有话可说。我只想说说崇祯之死。　　　　
　　　　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死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享年二十五岁（虚岁）。他的死意味着明朝的覆亡，明朝的遗老遗少们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中有的人阖家自尽，或自缢，或投井，或自焚，义无反顾地表达不事二主的忠君之心；有的人为了延续明朝的国祚而多方奔走：有的人改换门庭，走上归顺新朝的坦途。因此各色人等对崇祯之死的看法，不可能是清一色的。　　　　　
　　　　当清朝定鼎之后，金戈铁马声渐渐消散，人们以冷静理智的思考回顾这段历史时，对已故的崇祯皇帝的盖棺论定，还是颇有一点历史主义倾向的。　　　　
　　　　康熙初年，协助浙江学政谷应泰编写《明史纪事本末》的张岱，以崇祯一朝的邸报为基础写成了崇祯朝纪传体史书《石匮书后集》，他对崇祯这位亡国之君是赞誉有加的：　　　　
　　　　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乃竟以萑苻（原意为泽，引申为盗贼出没之处）剧贼，遂至陨身。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呕血，思与我先帝同日死之之为愈也。　　　　
　　　　看得出来，这位陶庵先生对崇祯是颇有好评的，但他也并不是一味推崇，还指出了“先帝”的两大失误。其一就是把宫中的内帑看作“千年必不可拔之基”，不允许人臣动用，于是“日事居积，日事节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贷”，终于导致九边军十数年无饷可领，无衣可穿，何以羁縻天下！其二就是过于刚愎自用，“焦于求治，刻于理财，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番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一言以蔽之，叫做“枉却此十七年之励精”！　　　　
　　　　陶庵所说是言之成理的，比如他批评崇祯不准动用内帑银两用于军饷，以致军队士气不振，就是突出的事实。据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记载，李自成从宫中搜出的金银是惊人的：“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如此庞大的积储，何至于发不出军饷！许重熙还说：“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刮，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怅。”他不好意思批评“先帝”吝惜，只能假定他并不知道内帑的家底，不过无论如何总是令他感到怅惘的事。　康熙年间蜚声文坛的全祖望，写了一篇《明庄烈帝论》，其基调就是：庄烈帝（即崇祯）并非亡国之君，但也不能推卸亡国的责任。他说：“庄烈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他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不能辞其咎：一是听任宦官干政，二是拒绝与清朝议和。他分析道：“大明之所以亡者，非以流贼也，力屈于东，是以祸蔓于西。”他的意思是，如果当时能够与清朝议和，抽出身来全力对付李自成和张献忠，以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这三员大帅的精兵，用于东征（与清朝作战）虽然不足，用于西征（与李自成张献忠作战）却绰绰有余。那样的话，其结果就不一样了：“再假之数年，而西方晏然，李、张之首枭矣。”　这是明末历史最值得探讨的话题，也是最难以展开的话题，简而言之，就是“攘外”与“安内”究竟谁先谁后的问题。因为“攘外必先安内”是人们熟知的一个敏感话题，讳莫如深，史家或避而不谈，或反其道而行之。然而在一个正常的清明的社会，秉笔直书是史家的天职，不存在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的问题。　仔细考察明末的历史，就会发现，对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崇祯皇帝而言，安内与攘外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正如《流寇长编》的作者在自叙中所说：“京陵迫于边塞，才动风尘便成人恐，而敌兵岁至，寇锋日竞，守外则失内，击内则失外，其欲款外以专内者，举朝谯呵，使不得毕其语。”大臣们并非不知道“攘外”与“安内”两线作战决不是上策，但谁都不敢提倡与清军议和，全力对付“安内”战场。　崇祯十年，这个僵局被杨嗣昌打破了。正在家乡披麻戴孝“守制”的他，被皇帝夺情起复，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兵部尚。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触及这个敏感话题，在《犬马十年遇主疏》中提出摆脱内外交困的三人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杨嗣昌把“必安内方可攘外”，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反映了他的胆识。在此之前兵科给事中颜继祖也提出过“灭奴先灭寇”的主张，但失之空洞，没有引起崇祯皇帝的重视。杨嗣昌却分析得头头是道，无怪乎崇祯皇帝要拍案叫绝：“恨用卿晚！”　“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政治准则。张居正早在隆庆二年的《陈六事疏》中提到“固邦本”时，就明确地说：“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人们决不会以此谴责张居正大节有亏。杨嗣昌此时此地慎重其事提出“必安内方可攘外”，当然并不是重复张居正的套话，而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满洲武装两次突破长城要塞南下所构成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孰先孰后，是无法回避的重大战略抉择。几天以后，他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再次展开分析：窃以为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容忽视。所以臣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