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与血-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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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这些缘故，当其他阁僚纷纷落马之际，温体仁稳坐相位达八年之久，而且一升再升，官至少师兼太子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恩礼优渥，无与伦比。然而此人毕竟心术不正，以排斥正人君子为能事，又害怕群起而攻之，擅自规定，凡内阁公文一律不发给六部、六科，也不存录。因此，温体仁辅政八年的政绩，首推驱除异已而不露痕迹。但是在他辅政期产，民变愈来愈严重，弹劾他辅政失职的奏疏不断送到皇帝的御案上。
崇祯九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疏，向皇帝揭发温体仁的问题。这位一向刚直不阿的官员，语气尖锐地责问：频年以来，皇上恶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讦进；皇上录清节，而臣下多以曲谨容；皇上崇励精，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皇上尚综核，而臣下琐屑吹求以示察。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而至于是？臣不能为首辅温体仁不露痕迹的做法，使得刘宗周抓不住具体例证，因而显得有点泛泛而谈。温体仁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诋毁刘宗周肆意诬陷。于是皇帝下旨，将刘宗周革职为民。
温体仁的垮台温体仁的垮台（2）
崇祯十年四月，新安卫千户杨光先，为了弹劾温体仁，事先准备好棺材，然后向皇帝上疏，以死相谏，希望把温体仁拉下台。因为准备一死，所以说话无所顾忌：温体仁秉国以来，满洲铁骑两次兵临京城，“流寇”又在各省蔓延，平治之绩安在？国危于上，而不去谋求平安之策；民怨于下，而不去思考体恤之法，扶持朝廷之责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唯有引罪矢官而去，才不至于贻误国家。杨光先一个基层小官，也看到了政局的危机，但是要温体仁引咎乎职的直接证据不足。不待温体辩解，皇帝就下旨斥责杨光先“恣意乱政”，把他廷杖一顿以后，发配辽东。温体仁自以为有皇上庇护，愈发肆无忌惮，为了钳制舆论，必须对最具影响力的人下手。他怂恿前任苏州推官周之■、无聊文人陆文声诬告张溥、张采创立的复社，什么“结党恣行”，什么“把持武断”，什么“朋党蔑旨”，罪名非常吓人。其实复社不过是一个文人社团的联合体，成员的精力集中于制艺以科学考试为目的，由于其成员如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等，不断高中进士，而引人注目。温体仁之弟温育仁希望加入复社，以缓冲温体仁与复社清流之间的矛盾。张溥坚决拒绝，温育仁恼羞成怒，指使人编写《绿牡丹传奇》，讽刺复社诸君子。以后才有周之■、陆文声之流的攻击。由于提学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冯元■等正直官员主持正义，才使温体仁的阴谋未能得逞。
尔后，温体仁又把矛头对准与复社关系密切的东林巨子钱谦益。早在崇祯二年在会推阁臣侯选人时，温体仁与周延儒勾结，借口科场舞弊案，使得钱谦益“夺官闲住”，回到了家乡常熟县。钱谦益在家乡“闲住”了七年，温体仁仍不放过他。用卑劣的手法收买常熟县衙门的师爷张汉儒，诬告钱谦益在乡里作恶多端，企图置他于死地。这个张汉儒不愧师爷出身，告御状的状子写得过分厉害。《虞阳说苑》中收录了这份状子，一共开列五十八条无中生有的罪状，比如侵占地方钱粮，勒索地方大户，强占官地营造市房，霸占湖面强要渔民缴纳常把它与文坛领袖相联系，不免令人生疑。这种诬方的手法也太拙劣了。当时的钱谦益被温体仁整得狼狈不堪，罢官乡居，那里还有什么权力，可以“把持朝政”、“操生杀之权”？这个张汉儒，钱谦益自撰的《丁丑狱志》称为“奸人”，《明史》称为“常熟奸民”，然而决没有胆量向钱谦益叫板，他背后一定有后台——当时人们纷纷这样猜测。这个后台不是别人，正是权势显赫的内阁首辅温体仁。文秉《烈皇小识》、王夫之《永历实讦》都证实了这点，《明史·瞿式■传》说得最为清楚：“常熟直民张汉儒希（温）体仁指，讦（钱）谦益、（瞿）式■贪肆不法，（温）体仁之主，下法司逮治。”如此看来，钱谦益自撰《丁丑狱志》所说是可信的：“乌程（温体仁）以阁讼逐余，既大拜（引者按：指温体仁升任内阁首辅），未尝顶刻忘杀余也。邑子陈履谦负罪逃入长安（北京），召奸人张汉段、王藩与谋曰：‘杀钱（谦益）以应乌程（温体仁）之募，富贵可立致也。’（张）汉儒遂上书告余，并及瞿给事式■。”钱谦益被捕入狱，巡抚张国维、巡按路振飞连上疏皇帝，为钱谦益鸣冤。钱谦益自己在狱中也接连上了两道奏疏，在为自己声辩的同时，揭露温体仁幕后操纵的蛛丝马迹。他写道：“（温）体仁攘居揆席，虑臣姓字尚在人口，死灰或至复燃，显示风指，阴设陷井必欲杀臣而后已。”然而他的声辩得不到回音，心境低沉，在狱中写了三十首诗，借以排遣内心的抑郁，其中之一吟咏道：
支撑剑舌与枪唇，
坐卧风轮又火轮。
不作中山长醉客，
除非绛市再苏人。
赭衣苴履非吾病，
厚地高天剩此身。
老去头衔更何有？
从今只合号罢民。
在当时形势下，钱谦益有自知之明，凭他一人之力，要想翻案，难乎其难，不得不托人情、通路子。他先是托他的座师孙承宗之子求援于司礼监太监曹化淳。这是因为，他曾经为前任司礼监太监王安写过碑文，而曹化淳出于王安门下，彼此之间有一点交情。曹化淳为人还算正派，得知钱谦益的冤情后，决心尽力营救。而后，钱谦益又托密友冯舒求援于冯铨。冯舒结连三天拜访，都见不到冯铨，第四天二更时分才得以会晤。冯舒刚要开口，冯铨就直截了当地说：“钱谦益的事，我都晓得了，如今己不妨，你可回去，教他安心。”
事情的转机果然出现了。温体仁得知曹化淳在插手此事，指使陈履谦捏造钱谦益“款曹击温”（拉拢曹化淳打击温体仁）的匿名揭帖，义要王藩出面自首，诬陷钱谦益出银四万两求助于曹化淳。这一下弄巧成拙，激怒了曹化淳，当即主动向皇帝请求清查此案。这样曹化淳有了奉旨清查的名义，可以无所顾忌的大力追查，终于查清陈履谦父子的罪行，把他们逮入东厂。他与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吴孟明一起，突击审讯。陈履谦招供张汉儒如何起草诬告钱谦益的状子，以及他们父子二人如何捏造“款曹击温”揭帖等情节，并且招供，所有这些都是温体仁“一手握定”。
皇帝获悉这一审讯结果，猛然省悟：“体仁有党！”他先前之所以宠信温体仁，就是因为他在朝廷中“无党”，现在看来远非如此，结党营私是他最深恶痛绝的。于是痛下决心，除掉眷顾了八年的宠臣。
此时的温体仁正在沾沾自喜，在由他拟旨逮捕钱谦益、瞿式耜之后，以为胜券在握，义一如往常那样，每每欲兴大狱之时，必定称病休假，聚集党羽策划于密室：到大局已定，才谎称病愈复出，造成他与此案无关的假象。这一次，他又如法炮制，住进了湖州会馆一面静候佳音，一面假意显示清白，向皇帝“引疾乞休”。
皇帝对温体仁结党营私有所察觉，决心除掉温体仁。因此，当温体仁一手提拔进入内阁的张至发在温体仁的“引疾乞休”奏疏上票拟好谕旨呈进时，便毫不犹豫地提起朱笔，抹去张至发的票拟，批了三个大字：“放他去！”
正在湖州会馆悠然自得吃饭的温体仁，听到“放他去”的圣旨，大惊失色，完全出乎意料，一慌张，筷子掉到了地上。
京城百姓得知这个消息，欢声雷动。这时正是崇祯十年六月，距温体仁崇祯二年六月入阁，虚度八年，十足七年。
次年，温体仁病死于家中。
崇祯皇帝接到讣闻，觉得有点可惜，特地下旨，赠与太傅头衔，谥号文忠。“崇祯皇帝遭温了”，竟至于如此，罢温体仁的官，只是由于他“有党”，并不怀疑他的“朴忠”，所以死后还要追谥“文忠公”。无怪乎明朝的遗老遗少要慨乎言之，对于温体仁这样的奸臣，皇帝始终以为他是忠臣，不亡国才怪呢！
袁崇焕与毛文龙毛文龙的功过是非（1）
毛文龙何许人也？一般读者可能会感到陌生。
确实，毛文龙在明末的历史舞台上犹如跑龙套般地一闪而过，没有给人留下甚么印象，彷佛辽东上空滑过的一颗流星，迅即消逝。不过他本人倒并非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而是明朝止式任命的驻守鸭绿江口战略要地的东江总兵，在明朝和后金（清）、朝鲜的边界地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崇祯二年他死在督师人人袁崇焕的尚方宝剑之下，由于袁崇焕的赫赫威名与耀眼光环的笼罩，毛文龙黯然失色，甚至模糊了原来的本真面目。到了历史学家笔下，毛文龙的功过是非到底应该怎样评说，似乎成了一个问题。
最早研究毛文龙的李光涛先生，早在20世界40年代就撰写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筚路蓝缕，从漫无头绪的史料中探幽索微，清理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历史的抑或是现实的？）把毛文龙作为东江总兵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对袁崇焕杀毛文龙人加赞扬：“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态度实在难以令人心悦诚服，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感情用事或许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局限，人们能够理解。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20世界80年代以来，研究袁崇焕成就卓著的阎崇年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参看阎崇年《论袁崇焕》及《袁崇焕“斩帅”辨》，均收于阎著《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用心颇为良苦，结论却过于绝对，与四十多年前李光涛先生遥相呼应，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一无是处”或“一无错处”的人和事吗？具体而言，毛文龙真的一无是处，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一无错处吗？
不妨看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毛文龙，浙江杭州人，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摆测字摊，替人看相谋生。以后浪迹江湖，来到山海关外边塞，度过二十多年行伍生涯；天启元年被友人引荐给辽东巡抚千化贞，成为标下游击。后金（清）攻陷辽阳，他从海道遁回，乘虚占据鸭绿江边的镇江堡，升任副总兵。镇江堡被后金（清）攻陷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皮岛也称东江，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地理位置居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二州的中间，号称孔道。在后金窥视辽东的形势下这个地区对于明朝是极具战略价值的。毛文龙登岛后，披荆斩棘，筹备器用，召集流民，通行商贾，南货绸布，北货参貂，挂号抽税，不过几年皮岛就称为东江雄镇。
天启三年，毛文龙与部下计议：辽东要地唯金州（即金州卫，今金县）南通旅顺口，北至三年坝，西通广宁，东可收复大地。如果占据此城，陆路可以遏制后金（清）骑兵，水路可以前往登州运粮。使率部将张盘等攻下金州，命张盘驻守金州，自己仍、退回皮岛，互为犄角之势。由于此战告捷，朝廷晋升毛文龙为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确认并扩大他发镇皮岛的事权。
当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努尔哈赤军队的功劳，从《明熹宗实录》可以看到，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灭奴（按：指努尔哈赤）不足，牵奴则有余：工科给事中杨所修的估价更为具体：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掖间撩动而牵制之：奴未出老巢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因此大启皇帝在渝旨中多次称赞他：多方牵制，使奴狼狈而不敢两顾。
毛文龙以明朝封疆大吏的身份，在皇太极继位后与之多次联系，相约和好，以维持边界安定。由于他的这种独特地位与作用，崇祯皇帝即位后，继承先帝对他的优容方针。
然而朝廷中也有一些大臣以为毛文龙拥兵跋扈，千方百计对他加以掣肘。毛文龙对于自己势处孤立，动遭掣肘，向皇帝表示不满。崇祯皇帝对他劝慰有加：毛文龙本以义勇简任东江，数年苦心，朕所洞鉴，人言何足置辩！户部以为毛文龙虚冒军饷，派员前往核实，意欲裁减军饷。毛文龙上疏皇上，认为这是把皮岛一地兵员作为他辖境诸岛兵员总数，太过于昧良心。崇祯皇帝也不同意户部这种做法，在给毛文龙的批复中说，毛文龙辖境，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不能与内地一概而论。他鼓励毛文龙乘机奋勇，著有显效，谁得以糜饷为借口！显然，皇帝不赞成以糜费军饷的口实对毛文龙进行钳制，而主张对远在海外孤军奋战的毛文龙采取特殊政策，不妨在军饷方面稍许宽松一点，以激励其奋勇报国之心。平心而论，虚冒军饷是当时边防各镇的普遍流弊，并非毛文龙所独有。何况，毛文龙为了应付皮岛等岛屿以及金州驻军的开支，除了朝廷固定军饷外，还从经商收入中每月拿出白银十万两尽充军饷。因此崇祯皇帝所说“准得以糜饷为借口”是言之有理的。
但是，崇祯元年新任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袁崇焕却不如此看问题。袁崇焕以钦差大臣出镇行边督师，毛文龙毫无疑问在他的节制之下，他早就听说毛文龙在海外多年，势如割据，不受节制。在离京前，他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定辽东事宜时，并不把收复失地摆在首要地位，而是明确主张“先从东江做起”，集中精力对付毛文龙，所采取的的基本态度又是非常冷酷的：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作为钦差督师的下马威，首先在经济来源上卡住毛文龙，迫使他就范。在这种背景下，他中严海禁：不许登州一船出海，凡运往东江（皮岛）的物资装备，一概由宁远近海的觉华岛（今菊花岛）经由旅顺口转运至东江；而先前由天津所运的粮料，也改由觉华岛起运，必须经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这一举措不仅控制了毛文龙粮饷装备的供给渠道，而且切断了他海上贸易的命脉，无疑给毛文龙致命一击。
毛文龙只得向皇帝申诉：自从受到几十份奏疏诽谤以来，早已心如死灰，只因圣恩未报，才力疾以做未完之事，这是臣的愚忠，并非栖栖恋位。谁知袁督师封锁登州沿岸，不许一船出海，以致客船畏法不敢前来，故而部下士兵慌忙说：是拦喉切我一刀。
“拦喉切我一刀”，道出了毛文龙对袁崇焕的看法。崇祯皇帝对此没有表态，他有他的难处，当他任命袁崇焕为督师时，已经授予他尚方宝剑，可以全权处置蓟辽及登莱天津一切事宜，当然包括东江在内。毛文龙见皇上没有表态，再上一疏，倾诉他孤撑海外的苦衷：责臣虚冒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