姹紫嫣红牡丹亭-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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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一五五～一六一六）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是明代的大剧作家，是《牡丹亭》的作者，是写出“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样美丽凄迷情境的文豪。这种简略的认识，虽说粗浅，基本上倒是正确的。尤其是放进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民族传统都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后现代”象征符号化与经典化之际，汤显祖当然是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伟大戏剧家，堪与英国的莎士比亚（一五六 四～一六一六）相匹敌。
许多人称汤显祖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固然主要是因为各自在戏剧创作上都有伟大成就，可以媲美，但学者们同时提醒我们，还有个历史的巧合，两人都逝世于公元一六一六年。同年逝世，与他们各自在文学艺术上的贡献与地位，似乎是不相干的，但突出年代巧合，把“同年”象征化，转为文化遗产的时间符号，确实有助于巩固经典化的地位。
有趣的是，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说，显祖死在一六一七年，晚于莎士比亚一年而卒，却仍然强调“东西戏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其实，汤显祖卒于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十六日亥时，换作公历是一六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深夜，文献可证，青木正儿显然说错了。但是，青木正儿真正关注的是“同年”的象征意义，是东西方戏剧“同时”出了两位伟人，则是其他学者也都认可的现象。
赵景深在一九四六年写过一篇《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指出两人有五个相同之点：一是生卒年相同，二是同在戏曲界占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创作内容都善于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戏剧创作的清规戒律，五是剧作最能哀怨动人。徐朔方在一九六 四年也写过一篇《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九七八年才发表），指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时代相同，但具体的戏剧创作传统不同，前者依谱按律填写诗句曲词，后者则以话剧的开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笔，认为汤显祖的创作空间与难度更大。到了一九八六及八七年，徐朔方又接连两次探讨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联系剧作家与中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指出汤显祖生活的明代社会，比起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而言，要封闭落后得多，因此，汤显祖塑造出《牡丹亭》里杜丽娘这样敢于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更是难能可贵。
近年来，还有许多人在“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这个题目上大作文章，甚至对比分析《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文字技巧与剧情结构，当作比较文学专题研究。其实，说来说去，也不外乎田汉在一九五九年到江西临川拜访“汤家玉茗堂碑”所赋的诗：“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在故村。”也就是说，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旗鼓相当，杜丽娘与朱丽叶不遑相让。
玉茗堂前朝复暮——汤显祖与《牡丹亭》汤显祖的时代与文化变迁
强调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同时”，除了让我们肯定《牡丹亭》在世界文学史上的艺术价值，产生民族自豪感，对我们理解汤显祖及其创作，还有什么意义呢？有的，还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意义，而且应当从历史的横宽与纵深两方面来看。
先说“横”的，也就是十六、十七世纪的历史断面。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同时”的历史横切面，在晚明社会与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社会，都出现了商品经济蓬勃，市镇扩展，社会风
气开放，学术思想及文学艺术活泼跃动，阶级关系异动与解纽，以及财富累积与贫富悬殊共存的现象。这样的社会充满新的憧憬与挫折，拓展了思维与感情伸延的空间，给人模拟人生与展现想像的戏剧提供了“美丽的新世界”。
明代社会发展到嘉靖（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间，承平已久，是最专制横暴的皇权，因皇帝之荒嬉而徒具其表，高压集权的政治制度逐渐松驰，出现了类似“解严”的社会开放心理。学术思想因王阳明学派对心性及人生意义的探索，使人深一层认识与肯定个人主体的意义，出现了个人信念与官方意识形态冲突的危机，甚至爆发出李卓吾那种对三纲五常的质疑。在高压皇权与意识形态逐渐松绑的气候下，中国东南半壁及沿交通干线（特别是大运河）地区，商品经济高速发展，“一些人先富起来”，造就了消费文化，也刺激了戏曲文娱的急速发展。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从嘉靖到万历（一五七三～一六二）年间，士大夫文人大量参与戏曲创作，不自觉或半自觉地，把社会变动的意识冲突与能量，以及激发出来的憧憬与挫折，带进了戏剧这个人生处境的想像空间。汤显祖的伟大成就，正在于他以生花妙笔展现了社会与文化意识的变迁，凸显了个人主体对人生意义的认知，指出追求幸福就要执著不懈，锲而不舍，虽九死而不悔。
再说“纵”的，即是由十六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四百年来的历史文化变迁。从全球的宏观角度言之，就是西方的兴起、茁壮与拓展，建构“世界系统”的霸业，掌控了全世界经济政治命脉与文化发展方向的历程。在文化领域方面，四百年前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各地都展开了知识阶层主导的“白话文运动”，戏剧也从宗教性的道德教化剧转成反映社会变动与人生处境的“新话剧”。英国的莎士比亚、西班牙的洛佩，德？维加（一五六二～一六三五）与卡尔德隆（一六～一六八一）、法国的莫里哀（一六二二～一六七三），都在进行文体的探索与创造，参与了文化变迁与转型的过程，重新审视个人命运的意义，直接导向现代人关注的世俗处境。从意识思维的脉络来看，这些三四百年前欧洲剧作家的创作，与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及人生处境，息息相关，也容易产生发自心灵深处的共鸣。
反观中国近四百年的发展，情况大不相同。晚明出现的学术思想及文化艺术开放局面，到了清朝底定江山之后，就渐次萎缩。一方面是康雍乾三代的励精图治，建立了大清帝国的宏图伟业，赫赫武功踵事以文华，强干弱枝，重本抑末，巩固中央集权而压制自发的商品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则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解放，重整阶级关系道德秩序，造成保守封闭的社会氛围。
在文学与戏剧发展方面，清初的蓬勃只是延续晚明的累积的能量，不再有草根性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从文体变革的角度来看，明清传奇与小说呈现的文白糅杂，并没有衍生成文艺精英所首肯的主流：晚明雅俗交流产生的社会能量与文化反思，不但得不到茁长的空间，还日渐边缘化，只剩低俗消闲的作用。即使我们接受周作人的说法，把新文学的源头上溯到晚明，清代的发展也只不过是涓滴细流，不绝如缕而已。中国的“白话文运动”，要等到清末民初，西风东渐之后，社会的主要能量已经忧积成反传统的洪流，才以结合西方现代文明的姿态出现，要把中国文化传统（包括戏曲）一举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明清以传统文人心态创作的戏曲，在思想感情上都令现代中国人感到格格不入，主要是因为，这四百年的历史文化距离，不是单纯的四百年，还包括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化面临的天翻地覆变化，学习的是西方，打倒的是自己的文化传统。看到戏曲的优美曲词，完全不知所云，倒是续起莎士比亚的白话译本，感到心灵的贴近。西方歌剧的歌词听不懂，也不问是意大利文、德文，还是法文，先赞美咬字吐音无懈可击，自惭学力不足；昆曲听不懂，就怪曲词艰涩，拖腔莫名其妙，质问为何不改成老妪都解的流行歌曲。其实，问题不单是出在时代的隔阂、文化传统自身的萎缩与后来的断裂，也出在我们自己对待优秀传统的态度上。
那么，汤显祖及《牡丹亭》有什么现代意义？能带给我们什么文化启示呢？
玉茗堂前朝复暮——汤显祖与《牡丹亭》汤显祖人生的启示
汤显祖青年时期就声名鹊起，十四岁（虚岁）入县学，二十一岁中举，是令人瞩目的青年才俊。他的人生规划与成长过程，和传统世家或富家的子弟差不多，读圣贤书，科举入仕，光宗耀祖。同时他从十三岁开始，就随阳明学的泰州学派大师罗汝芳学习心性之学，探索人生意义与道德真正理，奠定了自我本身的道德规矩，影响了他后来的出处进退及做人处事的方式。他于一五七一年（二十二岁）及一五七四年（二十五岁）两次赴京会试，虽然未中进士，但仍是意气风发，于二十六岁那年出版诗集《红泉逸草》，不减成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一五七七年，汤显祖第三次进京会试，面临了他一生副业前途的最大抉择。此时的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为了安排自己儿子及第，企图罗致一批青年才俊，纳入“自己人”的小圈子，以便巩固日后的统治架构，也为儿子的政治前途建立后援基础，更为迫切的是，张居正身为首相，子弟高中科举，难免瓜田李下，让人怀疑有营私舞弊之嫌。结纳前来赶考的天下名士，一来显示自己礼贤下士，二来可把应考的精英收在自己旗下，三来又能陪衬出自己儿子这一榜都是高才士，让天下人无话可说。张居正罗致的就有汤显祖及其好友沈懋学，显祖拒绝了邀请，而沈懋学则成了相府贵客。放榜的结果是，显祖名落孙山，沈懋学状元及第张居正的次子嗣修榜眼，一甲第二名。这段经历，对汤显祖当然是打击，但同时也是重要的人生启示。为了维护自己的主体尊严，难免要付出沉重代价，尝到苦果。
又过了三年，到了一五八年，汤显祖四度进京会试。张居正的三儿懋修也参加这次会试，又来邀请显祖了，而且一再到旅邸来拜访。张府再三垂青，礼数不可谓薄，然而显祖却“报谒不遇”，避开接触的机会。根据邹迪光的《汤义仍先生传》，张府再次罗致，“复啖以巍甲”，而汤显祖不但不应，还说了“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这样的话，标榜了自己人格的清高。这一次放榜，显祖仍旧落第，张懋修以一甲一名赐进士及第，独占鳌头，荣登状元高位。张居正的长子敬修也榜上有名，同登进士之列。
张家第二代在三年之间，一门三进士，还包括了一名榜眼，一名状元。当时人慑于张居正的威势，众口紧固。有记载说，出现了匿名揭帖，是首打油诗：“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作探花郎。”楚邦，指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标举六郎，是因为张居正四子、五子，一个袭阴，一为武职，都已飞黄腾达，只剩老六了。
然而，当张居正在一五八二年死后，一年之间张氏便遭抄家惨祸，第二代的功名全遭剥夺，舆论也就不留情面了。《万历野获编》说：“今上庚辰（一五八）科状元张橘修为首揆江陵公子。人谓乃父手撰策问，因以进呈。后被劾削籍，人皆云然。”汤显祖在张家遭殃之时，即一五八三年阴历三月，中了进士。次月，万历皇帝就派员查抄了张家，敲骨吸髓，逼得老大张敬修上吊而死，也引得显祖感叹：“假令予以依附起，不以依附败乎！”
政治的翻云覆雨，官场的拉帮结派，斗争的倾轧陷害，人情的冷暖炎凉，给汤显祖极大的刺激与教训，使他做出了坚守一生的选择：为了保存自我人格的纯净，“不如掩门自贞”。他“掩门自贞”的方式，就是任无关紧要的闲职，先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南京詹事府主簿，继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共八年之久，闭门读书，同时从事诗文的创作。
到了一五九一年，他对官场的龌龊贪黩再也看不下去，忍无可忍，打开了虚掩的门，上了轰动一时的《论辅臣科臣疏》，批评时政。接着就遭到贬窜，发配到雷州半岛的徐闻，也就是苏东坡贬谪海南时慨叹“青山一发是中原”之地。在这天涯海角的荒陬，显祖遇到了流放到此的张居正次子嗣修，也就是一五七七年的榜眼，十四五年前不愿意巴结的贵胄公子。同是天涯沦落人，因此“握语雷阳，风趣殊苦”，不但让显祖感到仕途险恶，甚且觉得人生如梦，世事荒诞无常。
由于朝中有人斡旋，汤显祖得以离开贬所，于一五九三年到浙江遂昌任知县。他在这个浙江山区“最称僻瘠”、连城墙都修不起的小县，一待就是六年，不得升迁。最后他抛弃了形同鸡肋的官位，在一五九八年春，不待上级批准，上了辞呈，甘冒“擅离职守”的风险，效法陶渊明，“彭泽孤舟一赋归”，回到了老家的临川，在城里构筑了玉茗堂。就在这一年，显祖四十九岁，完成了《牡丹亭》的写作。
玉茗堂前朝复暮——汤显祖与《牡丹亭》《牡丹亭》的文化启示
借着《牡丹亭》第一句〈标目〉，汤显祖提要钩玄，说明他的创作动机及旨意，更铺叙了他创作时的心境，是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对人生道路坎坷感到无奈。他坐在玉茗堂，朝朝暮暮，做什么呢？就是创作《牡丹亭》，希望通过艺术想像的投射，展现另一种的美好世界：
忙处抛人间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玉茗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
我在《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台北：允晨，一九九五年）书中指出：“这里展示的无奈心境是很突出的，而且正是因为无奈，才借着文学艺术的想像来排遣，来稳定他不平静的心理状态。显祖希望借着对‘情’的描绘，创造一个真挚的理想世界，以美好想像的升华取代人世真实的龌龊。他笔下的杜丽娘就是‘情之至’的化身，也是他艺术想像所能推展的极致。假如艺术想像是心理实存的投射，则想像的美好世界或许也有其超越的真实性，那么，杜丽娘的创造就不只是罗汝芳批评的‘泮涣悲歌’，而是与‘性命’意义有关，趋近于不朽的追求了。”
《牡丹亭》能够给人强烈的感染，最主要的力量，来自作者对人类追求自由、幸福、理想的执著与讴歌，而非由于剧本辞藻华美，更不是才子佳人屡经波折而终能团圆的曲折情节。才子佳人大团圆这类情节，在明清传奇中很多，有的更为曲折离奇，花样翻新，并不令人感动。《牡丹亭》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启示是，人要追求幸福，要认识自我主体，要为了理想不惜身家性命，不畏生死的考验。
汤显祖塑造了一个光辉亮丽的杜丽娘，她百折不挠，坚定不渝，不畏艰难险阻。在她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了显祖对人性光辉的信念，看到心性之学的“赤子良知”如何绽放在春光明媚的想像世界。显祖一生所坚守的人格尊严，抵拒浊世污染的“掩门自贞”，捍卫真理、不畏 强权的抗疏行动，以及挂冠求去、归隐田园，都与杜丽娘的“情之至”一脉相通。
长期以来，妇女是最受《牡丹亭》感染的读者与观众。杜丽娘的世间处境，展现了明清妇女共同经历的心理挫折及对人生幸福的憧憬。她令明清闺阁中人感动，不但因为她吐露了内心的情怀与对幸福的憧憬，还敢于起而行，走入梦的世界，去追求梦中情人，去实现她对幸福与快乐的向往。梦醒之后，她并不甘心放弃理想，还要去“寻梦”，还把自己的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