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讲记-第4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兵法,乃至政治权术的那一套东西。因此历朝的变更与用兵之道,甚至政治策略的变动,跟道家都有密切关系。从文化史上看起来,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唯有代表儒家的孔孟之道,反倒不喜欢谈兵,甚至避免谈兵。
我们看到的《庄子》,他这里就干脆提出:“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把别人的国家亡了,不论是侵略也好,吊民伐罪也罢,亡了别人的国家,别人还要感谢。这很难了,历史上几乎没有做到的。在中国上古时候往往有,历史上所标榜的,事实究竟如何不知道,后人有很多的怀疑,如“汤武革命”就是这样。为什么得道的人用兵会做到如此呢?因为“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这些文字看起来是顺的,其观念、逻辑都是相反的。就是说,得道的圣人用兵,虽然亡了别人的国家,而被亡国家的人民个个爱戴,个个拥护,因为他的用心,不是为了私欲为个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强权占领侵略别人,是为万民造利益,用现在的话讲,是为人民造福利。这种福利不是现在福利的观念,是“利泽施乎万世”。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尤其是青年同学要注意。
谈中国文化,刚才我们批评读书人都喜欢做官。像我们小的时候,必须背《朱柏庐治家格言》,甚至每个国民都要读的。其中有一句格言:“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我们这一辈子都深受这个格言的影响。中国过去读书人做官,制定任何一个政治上的方略,实施任何一个政治上的举动,都不可避免的有一个很严重的观念,自己这个政策出来,是否有百年以上的效果,尤其是国家大政,那是百年大计,不是只顾目前的。还有一个很严重的观念,在个人的方面,要使自己后世的子孙能抬起头来。如果做了在历史上有污点的事情,后世的子孙永远无法抬头。譬如按一般的观念来说,是非暂且不管,一般认为岳飞是忠臣,秦桧是奸臣,在清朝时,一个姓秦的诗人到杭州西湖岳王庙去时,做了一句名诗:“我到杭州愧姓秦”。这种思想观念哪里来的?就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的习惯,“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这两种观念在今天,在整个中华民族思想里面,好像非常淡了。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或耻辱,这是一个大问题,值得我们去检讨。今天,我们讲复兴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问题。
庄子讲圣人亡了别人的国家而不失人心,因为他“利泽施乎万世”,不止百年哟!是千秋万代都值得仰慕的。“不为爱人,”并不单是叫一点口号来仁慈爱人,也不只是只爱当时的人,或某一地区的人,圣人仁慈爱人不为时间空间所限制。这就是“圣人之用兵,亡国而不失人心”的一个总结论。
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圣人得道以后,由出世的真人做入世的事业,如果只限于乐于通达人情物理,这样也不够圣人的资格,所以圣人不止了解人情物理,还有更进一步的通达。下面一条条分析“内圣外王”的成就:
仁爱无私
“有亲,非仁也;”这同儒家讲仁义道德的仁的意思并不相反,只是道家思想的仁的范围更大。所谓真正的仁,“有亲”,还带有一点私情,就已经够不上仁了,因为已经带了私心了。大家知道,“亲”与“仁”是有差别的。中国文化动辄以孔孟儒家思想为代表,儒家讲的仁,等于佛家讲慈悲,基督教讲博爱,都有相同之处,不过解释说法各有不同。在历史上,宋明理学通佛家思想有一个争论,理学家认为,佛家讲慈悲并不错,儒家的仁也讲慈悲,但这是有范围的爱,先是“亲亲”,“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先把我的小孩照顾好以后,我有力量再去爱社会上的其他孩子。把我的父母养好之后,再把我的爱心扩大,再去养社会上其他的老人。但佛家讲慈悲平等,爱一切众生,众生有那么多,怎么爱?所以宋明理学家认为,佛家讲的慈悲陈义太高,统统是空洞的口号。理学家们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孔子同释迦佛站在河边,两个人的妈妈都掉到河里了,请问,释迦佛是先救你的妈妈,还是先救孔子的妈妈?如先救你的妈妈,后救孔子的妈妈,这就不够慈悲了!因为众生平等,你妈妈我妈妈都是妈妈啊,你不能分别啊!我们儒家不同,孔子是毫不客气地先救了自己的妈妈,再来救你的妈妈。儒家有一个程序,所谓“亲亲”,“亲”我的“亲”,爱心先对我的亲人,再把我的私心扩大,扩大的私心就叫公了,“仁民”,再爱别人,爱社会,把人类都爱好了,“爱物”,然后才爱万物。“亲亲,仁民,爱物”,这是儒家行仁道的三个程序、步骤。庄子在这是没有批判儒家,但下了一个注解:“有亲,非仁也。”仁慈是爱天下,没有私心,有所亲,有所偏爱,已经不是仁的最高目的了。如果是圣人大宗师,爱是普遍的,就像下雨一样,并不是雨对青菜萝卜少下,或者对高丽参当归这些补品就多下,没有这回事,是普爱的。
“天时,非贤也;”这等于是对春秋战国时儒家的批判。对不起啊,我讲《孟子》时,一定替孟子辩护,现在讲《庄子》,我就站在庄子的立场上来讲。儒家所谓的圣贤之道,如孔子在《论语》中讲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贤者之道,非其时,社会不对,不出来。庄子就提出来,真正的圣贤没有为己的,不论天时合与不合都要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圣贤之道。但是庄子又回过来讲:
进退存亡之道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这也是批判儒家。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儒家有时候有利害不通之处,很多读死书的儒家人物都有这个味道。庄子在那两个时代也见过很多,所以他认为这一班知识分子,不通利害的关键,没有得道。道家讲的“通”利害,怎么“通”呢?所以历史上有文化的争辨:儒家所标榜的是见危受命,时代越艰苦,我越要站出来,中流砥柱,倒挽狂澜,救社会救国家救天下。表面上看起来气派很大,但是时代狂澜不可倒挽,中流是很难的,抵不住的。除了让别人承认,在历史上留名之外,对社会没有贡献,对国家没有裨益。但在历史上,儒家真正做到见危受命的人物并不太多,不得已的倒很多。道家不走见危受命这个路线,多半走隐士的路线。道家思想的基本态度,始终是走“因应”的路子,顺其自然。一个时代形成了一个趋势,挽不回来,所谓“江河东流不回头”,不可能把历史拉回来。道家思想是讲先知,一件事从它的前因,知道它一定的后果。如石门水库放水时,没有办法把水势挽回,但计算到水流到某一地段时,轻轻开好一条水沟,就可以把水流疏散。这就是现在流行道家的太极拳原理,四两拨千斤的道理,也就是军事谋略,以寡击众的要点。所以中国历史上,出来因应时势,拨乱反正,都是道家的人物。所以救世之道,必须要通利害的,“不通利害,非君子也”。
站在道家立场上看儒家是那么窝囊。事实上,话不能那么讲,这仅是普通一般所了解的。我们回过来看孔子在《易经》上的思想,真正研究孔子,不能用四书五经作代表。四书中足以代表孔子思想的书,一部《论语》而已,而且《论语》中又有十分之二的内容是关于孔子学生的。要研究孔子真正的思想,就要看《易经》的“十翼”,此外还有《春秋》这部书,只有深通《春秋》,才可以了解孔子。所以孔子自己也讲:“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后来司马迁著《史记》,仿照孔子讲了两句话:“藏之于名山,传之于其人。”这是非常傲慢的话,把当时的人都骂了,他等于说:“你们都看不懂我的书,翻都不用翻,只有把它藏起来,将来会有聪明人看得懂。”所以有人称《史记》是汉代的谤书。实际不止是汉代的谤书,是对历史严厉批评的一部谤书。但是汉朝很伟大,没有把《史记》毁了。也可以说是司马迁很伟大,他算定了你们读不懂他的书,不会毁的。《史记》很难读懂,司马迁写一篇传记讲某一个人,讲他好的一面都好,很少看得出坏的一面。那这个人都好吗?不是,坏的一面,要在同他有关系的人的传记中,才看得出来。所以要研究一个人,必须要把那个时代都读遍。《史记》就是仿《春秋》的道理,但不是都一样。《春秋》这部书怎么了解呢?孔子讲“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将来你们要真正了解我,就要懂得《春秋》,将来你们要骂我,也要把《春秋》研究通了,才够资格骂我。《春秋》就是大谋略,《春秋》就是大兵法,所以孔子讲“罪我者春秋”的道理就在这里。像我们小的时候,老一辈按旧式的教育,年轻人绝对不看《春秋》、《战国策》、《三国演义》,看了以后要学坏。我们为什么引用这些呢?孔子著《春秋》、删《易经》,强调“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一个人要懂得进退存亡之道,必须要懂利害关系,如果不懂进退存亡之道,“非君子也”,这同道家的观念完全一样。历史上标榜的圣人君子,我们用学历上的等级打个比方,圣人等于是博士,君子稍差一点,等于是硕士,更差一点的,等于是大学毕业的学士。
“行名失已,非士也;”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了好名,求名,而忘掉了自己,这够不上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常对青年同学讲,关于名利这两个概念,我们不得不服日本明治维新大臣伊藤博文的两句名言:“济利应济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话充分表达了中国文化中儒家的思想。如果只知为个人一己之名,“行名失己,非士也”,够不上一个知识分子。讲到这里,我们又要引用司马迁的思想,我常常说,《史记》不是历史,是历史哲学,尤其《史记》的学问,长处不在于刘邦项羽,而在“八书”,如《天官书》关于天文,《平准书》关于财政等思想最重要,其次是《伯夷叔齐列传》中“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这三句话就是人生哲学,这是三篇大论文,包含了很多思想。“烈士徇名”,你不要看到这个“烈士”就想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那你就不要研究中国文化了。现在的烈士这一说法是套用古文的,古文的烈士相当于现在观念的英雄,时代不同观念不同。世界上的英雄为了成名成功,不惜自己的生命,像赌钱一样,最后把命都押上来做赌注,这才够得上一个英雄。“夸者死权”,“夸者”就是狂人,或者说有神经质的人,如近代的希特勒,墨索里尼等讲独裁的人,他们喜欢控制人,喜欢抓权,为了权力的欲望,可以把命赌上。换句话说,你们要不要成名?要不要权力?要成名就要押上一生去赌,用命去做赌注;要权力不是等来的,是要拿命去拼,那命去换的,这样的话,算不定最后你会当英雄当帝王。“众庶冯生”,一般老百姓,象我们这些普通人,只要吃得饱穿得暖,少一点麻烦,能好好活下去就行了。“烈士徇名”就是“行名失己”,庄子批评“非士也”,这不够一个知识分子。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这就是庄子做的结论。大家不要被庄子的话所骗,道家的话同佛家的话一样,往往象一个珠子在盘子里滚,它四面八方都不着边际的,什么是“役人”? 替别人服务的称为役,“役人”是领导别人。“役人”的道理,人差不多只有两种人,要么我听你的,要么你听我的。不论是家庭中的夫妇,还是社会上的朋友,都是这样。你不肯不听我的,我也不会听你的,这就不好办了。所以古人讲,一个人“不受命,不能令,废人也”,一个人不肯接受别人的命令,又不能发布命令让别人服从你,那这个人是废人没有用。照这个观念,人只有不是你听我的,就是我听你的,没有中间路线可走。那么,人要如何“役人”呢?如何做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呢?庄子的结论,要“亡身真”,就是无我,连我都没有了。这一条命都不要了。真做到无身,无我,才可以做一个领导人,这个结论把前面都总结了。那怎样才能做到无我呢?《大宗师》上面所讲的,得道的人,才可以真做到无我。因此庄子下面提出了一些人做标榜:
隐士与历史文化
“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这些人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所标榜的高人,隐士,是被列入《隐士传》《高士传》里的人。说到隐士,大家注意,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的要特别注意,中国几千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人?还不是孔孟,还不是老庄,是隐士。好像我看近百年来的著作,都对这一点没有讲清楚。有一个同学拿我这个观念作博士论文,写了六年还没有写完,因为资料找不全,很痛苦!何以证明隐士思想对中国文化那么重要?我们正史上从三代以下,所谓唐尧让位许由,从这些历史故事一路找下去,都可以找到。
相传历史上的隐士,在三代之际,便有许由、巢父、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物,大多都是“视富贵如浮云”,所谓:敝履功名,薄视帝王而不为的角色,同时,又说他们的学问、人品,都是有超人的成就。正因为他们浮云富贵,敝履功名,所谓“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因此使我们历史上所推崇的圣帝明王,如尧、舜、禹、汤等人,都为之礼敬景仰有加;换言之,凡是上古的圣帝明王,无论为政为人,最顾忌的,便是隐士们的清议和轻视。尤其在野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心理,对于隐士们态度的向背,非常重视。到了秦汉以后,司马迁作《史记》,特别点处隐士一环的重要,把他和谦让的高风合在一起,指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人高尚其志的另一面目。因此他写世家,便以《吴太伯世家》作点题;他写列传,便以《伯夷列传》作点题,尤其他在《伯夷列传》中,借题发挥,大发其历史哲学与人生、世事哲学的议论,比他的自序,还要进一层,深刻透露出文化哲学的观点,强调隐士思想的背景,与其崇高的价值。
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汉高祖时代的商山四皓。所谓皓是头发都白了的老头子。从秦始皇时候就当隐士不出来的四个老头子,学问很好,名气很大,道德很高,可是不出来。到了汉高祖的时候,年纪很大,须发都白了,被尊为四老。汉高祖当了皇帝,礼请他们出来,他们不答应,后来刘邦要立太子传位时,宫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汉高祖想把吕后所生的孝惠帝——当时的太子废掉,改立他所喜欢的戚姬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几乎成了事实,结果吕后问计于张良,张良就告诉吕后,除非孝惠帝——当时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请来,汉高祖就不敢废太子了。吕后果然叫孝惠帝以卑辞厚礼把商山四皓请来为上宾。汉高祖见到了这个情形,就告诉戚姬,太子党羽已成,连自己请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请来了,改立如意为太子的事免谈了。以汉高祖这样的英雄人物,却被四个老头子摆布了一下。为什么呢?难道以他流氓的态度,还真怕这几个老头子武功高吗?这就是中国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