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女性心灵的巧克力-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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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印第安人反对白人入侵——译注）会因为吃了太多的炸鸡、脱脂乳饼干、土豆泥和肉卤，连路都走不动了。
我一直在想，我的基因构成中怎么会缺少烹饪基因呢？也许一个做基因嫁接试验的外星人偷走了我的烹饪染色体。或者，也许我不是父母亲生的。
作者：希拉·S·赫德森
（Sheila S。 Hudson）
她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一个作家、一个讲演家、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同时还是一位祖母级的人物。她经营的公司已经出版了许多的书籍。
女性的影响故事五：身穿蓝色方格连衣裙的夜晚
身穿蓝色方格连衣裙的夜晚
IGHTS IN BLUE GINGHAM
“哦，我们用艾奥瓦的方式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你。”
这是音乐剧《音乐人》中开幕歌的第一句。1963年夏天，在我上中学毕业班的时候，我有幸被导演选中，成为开演时演唱的小河城5名女子之一。我们站在舞台的左边，对着台下的家人和朋友引吭高歌。我穿一件蓝白方格布连衣裙，系一条白色宽下摆围裙，戴一顶帽子。
我们小镇的园林局每年夏天都会推出一台演出，那一年我是演员之一。站在舞台上几乎表演独唱，让我产生从未有过的自豪感。
小时候，谁都不愿听我唱歌。妈妈说我的声音平淡乏味，女生合唱团导演米莱夫斯基先生有时要求我在其他女孩高声歌唱时只动嘴不出声。三年级的时候，费利西娅修女让同学们一个个站到教室前，唱几小节最喜欢的歌作为测试。我选的是弹钢琴时学会的《玩耍的女子》，轮到我时，我开始放声高唱。
“玩耍的女子是我知道的最好玩的游戏……”
“行了，坐下吧，琳达。”费利西娅修女低头在笔记本里写着什么。
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跌坐在椅子上，而安妮·哈伯整整唱了四节《橱窗里的小狗》。所以九年以后，当夏日戏剧节目的导演德罗斯先生选我当《音乐人》里的一个开场歌手时，我简直喜出望外。
神奇的夜晚终于来了，我已经准备就绪。观众们就座时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我偷偷地掀起幕布，看到了邻居迪隆夫妇，他们正用节目单当扇子轻轻地扇着。我在人群中寻找父母，虽然我知道他们不会来。除了在教堂，他们从未看到我唱歌，也从来不知道我在合唱时对口型。妈妈几乎不再走出家门，爸爸对我总是批评多于赞扬，我也不希望他来。“别炫耀了。”当我高兴得在家里蹦来蹦去时，他就会说。尽管如此，找不到他们，我还是很失望。
我们迅速站好位置，德罗斯先生温和地对大家说：“祝你们演出成功。”他告诉过我们，真正的演员在演出前是从来不说“祝你好运”的。
我们互相笑着，低声说“祝演出成功”。灯光变暗了，观众们静了下来，几声咳嗽在剧场里听得清清楚楚。最重要的时刻已经来临。幕布缓缓上升，我开始和其他演员一起引吭高歌。
“哦，我们用……”
一阵强烈的自豪感在我的全身涌动。我身穿漂亮的方格布连衣裙，站在舞台上歌唱。快听，费利西娅修女！听，安妮·哈伯！我正在歌唱，成百上千名听众在台下赞许地看着我。灯光太亮了，我只能看到第一排，但德罗斯先生说，剧场里座无虚席。
快40年过去了，我仍然可以感觉到那个奇妙的夜晚带给我的兴奋与激动。我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挤进演艺圈。如潮的掌声，不绝于耳的赞扬，还有众人的瞩目，谁不喜欢呢？
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不要做那种爱炫耀卖弄的人，他们那天也没有来看我的演出。我渴望他们的注意却很少得到满足，但1963年夏天那几个辉煌的夜晚，我满足了。我不是明星，但我为演出揭了幕！虽然我没有台词，但我毕竟做了回演员。
《音乐人》和德罗斯先生给了我自信。在那几个穿蓝色方格连衣裙的夜晚之后，我曾多次遇到挫折，但我坚持下来了。我学会了在一大群人面前清晰、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去年夏天，我在教堂加入了“不会唱歌歌手合唱团”。在合唱团导演给我们上了十节充满欢声笑语的课之后，我们精神饱满地向全体教徒表演了《你可以让世界更美好》。
“看来你在台上很快乐。”我的朋友朱迪说。没人说我爱卖弄。
平时，我有意锻炼儿子马特在公开场合的表现，鼓励他参加学校的演出、足球和篮球比赛、音乐会。昨天，我骄傲地看着他在学校的拼写比赛中获得第五名。马特像我一样害羞，沉默寡言，但面对成百上千名同学，他勇敢地站到了话筒前。我惊讶地看着他转向主考官，平静地说：“请用那个词造句。”
那天开车回家的路上，我问他拼写比赛中最喜欢什么。
他的回答是：“站在舞台上。”
那天的晚饭，我给他买了一块上面什么都有的“至尊”比萨饼。
作者：琳达·C·维什涅夫斯基
（Linda C。 Wisniewski）
她是一位退休的图书管理人员。与她的家人一起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家中有两个分别25岁和12岁的儿子和也已退休的曾是科学家的丈夫。在没有开始写作以前，她喜欢阅读神秘小说。她是一位国际妇女写作指导和故事网络世界的积极活动分子。
女性的影响故事六：令人欣慰的联系
令人欣慰的联系
COMFORTING CONNECTION
“孩子叫什么？”
问题在空中回荡，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医院的记录员坐在那儿，手里拿着钢笔，眼睛盯着书写板，等待我的回答。
我轻轻抚摸着刚刚来到世间的女儿。她小小的身躯躺在我的臂弯里正合适，胖乎乎的脖子压着我的肉，小脚趾头伸进我窝成杯状的手里。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轻声说，“还没定下来。”
记录员笑着说她第二天上午再来。我长舒了一口气，把头靠在枕头上。终于可以暂时不想这个让人苦恼的名字了。
本来，在前一天晚上来医院之前，丈夫蒂姆和我已经定下了孩子的名字。我们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但我们决定，如果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就叫塞缪尔·詹姆斯·米林，如果是女孩，就叫凯瑟琳·杰米·米林，小名凯特。
孩子出生以后，蒂姆第一次抱起女儿，仔细端详着她的脸庞说：“她看上去叫凯特不合适。”我只能表示同意。是不合适。那该叫什么呢？
在我怀孕时，我和丈夫都在婴儿姓名表里寻找自己喜欢的名字，但两个人都喜欢的没有几个。我最喜欢的是麦克娜、埃琳和西拉，蒂姆最喜欢的是玛吉和丽贝卡。凯特是我们俩都不反对的一个名字。现在我们又得从头再来了。
我渴望有机会与母亲讨论这个难题。1992年，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突然夺走了母亲的生命。我多希望她能回来，看看、拥抱一下她的外孙和外孙女呀，哪怕是一会儿也好！我希望她能告诉我她是怎么给我起名字的，对于外孙女的名字有什么建议。此外，我希望与母亲重新建立一种联系，虽然她已经不在人世。
我回想起有一天，母亲把中学的毕业班年刊给我看，给我解释了她自己的名字。外公外婆没有给母亲取中名，只给她取了个教名，叫杰拉尔丁，简称杰里。母亲回忆说，上中学毕业班时，她在年刊的姓名栏里给自己加了一个名字，这样她就和同学们一样既有教名，又有中名了。在母亲的照片旁边写着：格雷斯·杰拉尔丁·舒福德。“为什么选格雷斯？”我问。母亲说因为她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病房里只剩下我和女儿。那一整天，我一直在祈祷，希望上帝指引我找到一个合适的名字。名字将成为女儿身份的一部分，伴随她一生，其中的责任太大了。我们希望选择一个适合孩子个性的名字，也希望她自己能喜欢，同时不会让别人联想到什么难听的绰号。
傍晚，蒂姆带着儿子本来医院以后，我们又讨论了几个名字。这些名字似乎都太普通太平常，或者感觉不对。
那天晚上，在迷迷糊糊地睡着之前，我想象上帝在记录员到来之前把孩子的名字放在一个信封里，并把内容透露给了我。
第二天上午，我和蒂姆继续为名字发愁。我倾向于梅根，但梅根·米林读起来感觉不好，太拗口了。“现在，就在此刻，你的第一选择是什么？”我问蒂姆。他停顿了一下，我的内心有一个细小的声音说：“你听到的下一个名字就是女儿的名字。”
“汉娜。”蒂姆说。
汉娜，听起来不错。
蒂姆拿起我收拾好的包走出门，向正好进门的医生问好。医生走到摇篮边，把女儿小小的身体抱在胸前。
“她有名字了吗？”她问。
“有了，叫汉娜·杰米。”
我们已定下来她的中名叫杰米，以纪念蒂姆的父亲詹姆斯。蒂姆回病房时，刚好听到医生说：“唔，名字很好听。”他惊讶地看着我，等医生离开以后急忙问：“女儿的名字叫什么？”
“汉娜·杰米。”我回答。蒂姆面露喜色。
事后，我又开始想这个名字。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吗？女儿会喜欢吗？是不是还应该改一改？我再一次听到内心一个细小的声音说：“这个名字可以帮你找到与母亲的联系。”
出院回家以后，我在姓名表里查了“汉娜”，结果让我非常欣慰。
这个名字的意思与“格雷斯”一样。
作者：马拉·哈迪·米林
（Marla Hardee Milling）
她是北卡罗来纳州一所大学的公共交流指导者。她的文章多次发表在众多的杂志和报纸上。目前，她和丈夫与两个孩子一起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州。
女性的影响故事七：与尔同行
内在美被评价得过高了，开个玩笑。——帕梅拉·安德森
与尔同行
ALONG FOR THE RIDE
我有个朋友，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脚踏实地和最明白事理的人了。她照顾家人和一条狗，料理家务——像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
但有时候，她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极具异国情调，摇身变成我从未尝试过的那种类型。有时她则成了摇滚歌手。
我和丽贝卡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一起跌跌撞撞地步入成年。打小时候起，丽贝卡就比我有勇气和胆量。现在，我俩都年近半百。多年来，我一直坐在烟雾缭绕的酒吧里看她卖弄她的那一套。这么过了许多年后，我决定学会她的某一招。
性感衣裙。对了，我也要这么穿。
现在，丽贝卡有理由把她的那些衣服穿到工作场合。这是工作需要，对不对？作为Crunchy Frogs乐队一员，她必须穿着高筒长靴，头戴紫色发带。而我是以保守和诚信著称的“北树林”社区的女人，每天高高兴兴地穿着羊毛衫和运动裤。
但私下里，我渴望能有一些让我摆脱自己惯有服装风格的饰物。不是说我穿上牛仔裤和高翻领毛衣不好看，而是它们当然无法让我打破常规。有时候，我不想做我自己。
几周前，丽贝卡让我试穿一条皮裙，然后是一件紧身上衣，裙子上用夸张的亮片装饰。穿上以后，我的脸刷地红了，找出种种借口，但这种衣服会让你考虑再三的。
由于脑子里一直想着即将到来的俱乐部约会，所以我马上开车到当地一家“良好意愿”的商场，在货架上翻找。我不想在这次新的冒险经历上花太多的钱。如果我害怕不想去了怎么办？
我在心里祈祷手边没有过分的衣裙。不那么紧身，会给自己留一些余地。
运气没那么好。
我找到了我要的裙子，8号，摆在圆架子上的中间那层。黑白相间的斑马条，颈部系带的露背氨纶连身裙。这是我见过的真正的性感服装，只卖4。25美元。这当然是一个可以支付得起的错误。
我拿着它走进试衣间，一直对自己说，我是给丽贝卡买的。但当我站在镜子前，我的观点就变了。我看起来时髦极了！我的双乳甚至都看上去呆在胸前很快乐。这是为我量身订做的衣服，我的第一件艳装。我将要引领自己的狮子，飘扬自己的旗帜。
周六晚上终于来到了。我梳理好头发，涂上指甲油。最后我从丽贝卡的卫生间里走出来时，一下子就看到了效果。丽贝卡的男友抓起相机，她则走上前拥抱了我。为了配合我，她穿上一件豹皮上衣。
我穿上一件黑色的天鹅绒外套，作为最后的防线。我们开车到了酒吧。乐队已在那里了，周围到处都有人在打招呼。
我叫了杯饮料，坐在一张红色的塑料凳子上，脱下外套。毕竟那里挺热的。我偷眼看着四周，希望不要引起太大的注意。
看了一圈之后，我感到失望。压根没人注意我。乐队没有，酒吧里的人没有，在池子里玩自行车的人也没有。我整整头发，坐直身子，希望我上了年纪的胸部能够显示我犹存的风韵。
仍然没人注意。没人与我的眼睛对视。我不能确定我在期待什么，但我的确在期待。最后，我一下子泄了气。
丽贝卡悄悄走了过来。“啥也没发生，”我带着哭腔说，“我的第一件性感衣服，根本没人注意！”
她看了我一眼——用最明白事理和最脚踏实地的那种眼神，然后摇摇她系着紫条发带的头。
“他们注意到了，”她说，“相信我，他们注意到了。”
我叹了口气。丽贝卡去唱歌了。我接着喝我的饮料。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她说的对。我留意到舞台那边射过来礼貌而又略显吃惊的眼神。
他们感到困惑。我一直是他们的好友，是当一切完成之后，帮忙收拾东西的女人，是下班后做薄饼的女人。他们不认识打扮一新的我，他们得适应一下。
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我抓住丽贝卡的男友开始跳舞。我顿足大跳，原地疯狂转圈。休息时，我和贝斯手坐一起聊天，我注意到他的眼睛常常滑到我的胸部上。
我成功了。
我变得大胆而信心十足。最后，我昂首挺胸地走进酒吧后面的女洗手间。回来的路上，一个男人拦住了我。
“喂，”他直言不讳地问到：“你有男朋友，或者在与人同居吗？”
“我有，”我微笑着回答，想到我的猫，然后悠然自得地走回自己的座位。
我兴高采烈地冲到丽贝卡身边，她给了我一个认同的微笑，好像我是只有几个女孩知道的一个秘密俱乐部的成员。“怎么样？”她问我说。
我冲她一乐：“我是这间酒吧的主人。”
她大笑道：“现在你知道性感衣服的神奇了吧。”
打那以后，我又买了几件性感衣服。我在家试穿了它们，不久将在公共场合里穿。性感衣服没有改变我的生活，但它们提醒我永远不要封闭自己。也许我还是“北树林”社区的姑娘，但我已明白我能够做到我想做的人，偶尔也可以放纵一下自己。
作者：珍妮弗·戈登·格雷
（Jennifer Gordon Gray）
自从1983年以来，她一直在报业工作。她为报纸写作、从事编辑工作，同时她还是一位摄影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