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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四十一炮-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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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前头;甜瓜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后头。在我们两个之间,放着一个烧化纸钱的瓦盆。我和甜瓜,把那些打印上铜钱图案的黄表纸,用放在棺材盖子上的豆油灯盏点燃,放在瓦盆里燃烧。纸在瓦盆里变成白灰,随着烟气盘旋上升。农历七月的天气,温度本来就高,我穿着肥大的孝服,腰里扎着一根麻绳子,面前又守着一个火盆子,只一会儿工夫,便捂出来一身汗水。我看看甜瓜,她也是一脸汗水。我们面前各守着一摞纸,我放一张,她就紧跟着放一张。她绷着小脸,神情严肃,但看不出有多少悲痛。她脸上看不出一点流过眼泪的痕迹,也许眼泪已经流光了吧。我恍惚听人说,甜瓜不是这个死去的女人亲生,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也有人说是老兰和一个外村的大闺女生的,抱回来让老婆养着。我不时地偷眼看她,把她的脸和棺材后边那个大镜框里的女人脸进行比较,一点也找不到她们俩的共同之处。我又把她的脸和老兰的脸进行比较,似乎也没有多少肖似的地方。也许,她真的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孩子?


第八章第119节 浸过的毛巾

    母亲拿着一条用冷水浸过的毛巾走过来,给我擦擦脸,悄声嘱咐我:    
    “不要烧得太多,维持着不要灭了就行了。”    
    母亲给我擦完脸,把毛巾折叠了一下,走到甜瓜面前,也给她擦了脸。    
    甜瓜仰望着母亲,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动。按说她应该说句感谢的话,但她什么也没说。    
    妹妹看我们烧纸好玩,跷腿蹑脚地走过来,蹲在我的身边,拿起一张黄表纸,扔在瓦盆里。她悄悄地对我说:    
    “哥哥,我们可以在盆子里烤肉吃吗?”    
    “不可以。”我说。    
    那两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摄像记者,一个扛着摄像机,一个举着强光灯,从院子里进来,拍摄灵堂的情景。母亲弯着腰跑过来,拉着妹妹走,妹妹不想走,母亲双手插到她的腋下,把她半拖半拉地弄走了。    
    面对着摄像机镜头,我绷紧嘴巴,使自己严肃起来。我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甜瓜也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我看到那个扛机器的记者弯下腰,让照相机的镜头几乎触到了烟火上。然后他摇镜头。镜头对准我的脸,摇,对准了甜瓜的脸。摇,对准了我的手。摇,对准了甜瓜的手。摇,对准了大棺材。抬起来,对准了镜框中死者的脸。我看到,死者,兰大婶,在镜框里,那个巨大的苍白的脸上,那两只哀伤的眼睛,尽管她的嘴角有几分笑意,但还是难以遮盖住她满脸的哀伤。当我盯着她看时,我发现她也在盯着我看。她的目光里有太多的东西,令我心中凛然。我可不敢与她对视了,慌忙把目光移开,看退到门口的记者,看低眉垂眼的甜瓜。我越看越觉得她的神情古怪,越看越觉得她不太像个人,越看越觉得她是什么妖精变得,而真正的甜瓜,早已经随着她的母亲(管她是不是亲生的呢)死去,我仿佛看到,从他们家的院子里,有一条通向西南方向的黄土大道,大道上奔驰着一辆四马拉着的彩车,车上站着兰大婶和甜瓜,她们穿着白色的衣裳,衣袖肥大,被风吹鼓起来,好似蝴蝶的翅膀。    
    正午时分,黄彪媳妇把我和甜瓜叫到厨房,给我们端上来一盘大肉丸子,一盆火腿冬瓜汤,一笸箩馒头。娇娇妹妹和我们一起吃。天气闷热,再加上被纸烟熏了半个上午,我有点恶心,食欲不振。但妹妹和甜瓜食欲很好。她们吃一个肉丸子,喝一口冬瓜汤,再往嘴巴里塞一块馒头。两个女孩子,谁也不看谁,就像比赛一样,摽着劲儿吃。我们吃饭的当儿,老兰进来了。他头发没理,胡子没刮,衣衫不整,神色沮丧,眼睛里布满血丝。黄彪的小媳妇,迎上去,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关切地劝他:    
    “兰总啊,俺知道你心中难受,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何况你们是多年的夫妻。嫂子又是一个那样的贤惠人儿,别说您心中难受,就是我们,也是眼泪止不住地流。但已经这样了,她老人家撒手走了,您还得照顾这个家,公司里还有那么大的事业,没有您,咱们村就没有主心骨了。所以啊,兰总,俺的好大哥,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俺们这些村民,您也得吃饭……”    
    老兰眼泡红红地说:    
    “谢谢你一番好意,但是我吃不下,你好好照顾孩子们吃饭,我那边还有许多事。”    
    老兰摸摸我的头,摸摸娇娇的头,摸摸甜瓜的头,眼睛里夹着泪花,转身走了。黄彪媳妇眼睛追着他的背影,感动地说:    
    “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汉子……”    
    吃罢饭,我们又回到棺材前去守灵、化纸。    
    院子里,不断地有人进出。那几条德国种狼犬,从老兰老婆死后就变成了哑巴。它们趴在地上,将脑袋平放在伸出去的前腿上,眼泪汪汪地看着院子里的人,目光哀伤而友好。狗通人性,果然不假。一群人扛着纸人纸马进来,张张扬扬地寻找着安放的地方。领头的那个纸扎匠,是一个精神矍铄的小老头子,眼珠子骨碌碌乱转,一看就是个精明角色。他脑袋无毛,像个灯泡;下巴上有十几根胡须,像个老鼠。母亲招呼着他,让他的人把那些纸活放在西厢房前,排成一排。四匹纸马,与真马大小相当。白毛黑蹄子,眼睛用鸡蛋壳染色而成。是大马的身躯小马驹子的神情,调皮可爱。摄像机的镜头对准那些马,对准纸扎匠,摇到纸人上。两个纸人,童男童女。童男名叫来福,童女名叫阿宝。他们的名字,写在他们的胸脯上。听说这个像老鼠精一样的纸扎匠,一个大字不识,但每年春节都在集市上摆摊子卖对联。他的对联不是写的,是照着人家的对联画的。他其实是个天才的美术家,造型艺术家。他的故事很多,我不能对您多说。还有一棵摇钱树,枝干用纸扎成,树叶子都是钻了孔的硬币,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晃人眼睛。    
    母亲还没把这拨纸扎匠打发走,另一拨纸扎匠又进了门。这是一拨洋派的,领头的那位,据说是一个艺术学院的肄业生,女的,留着小平头,耳朵上挂着两个明晃晃的圈子,上穿一件短衫,其实是用一块破渔网和几块烂布头做成的。下穿牛仔裤,露着肚脐,裤脚破烂,像两个拖把,膝盖处有两个窟窿。这样一个女子竟然干上了这一行。她的人侧着抬进来一辆奥迪A6小轿车,一台巨大的电视机,还有音响什么的。这些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两个纸人,也是一男一女,男的西装革履,粉面朱唇;女的一袭白裙,酥胸半露。好像是婚礼上的新郎新娘,而不是葬礼上的刍灵。摄像记者对这拨洋派纸扎匠的兴趣显然大大超过了那拨老派纸扎匠,他们跑着跟拍,跪着拍特写。小报记者的兴趣是拍人物,他后来成了以人物肖像著名的摄影家。那些纸活,把院子塞满了。而此时,姚七带领着一个腰间别着一只唢呐的吹鼓手头领和一个身披袈裟、手数念珠的和尚,从那些纸活的缝隙里,走到母亲的面前。母亲挥一把汗,对着东厢房大喊:    
    “老罗,你出来帮我照应一下嘛!”    
    在下午的酷热阳光里,我坐在棺材前,机械地往瓦盆里扔着纸钱,眼睛看着院子里的热闹,偶尔看一下对面的甜瓜。她困了,不时地打着哈欠。妹妹不知道钻到哪里去了。黄彪的小媳妇,精神抖擞着,携带着浓浓的肉味,像股小旋风,在厅堂里穿梭来往。老兰在一个房间里大声说话,我不知道听他说话的人是谁。进进出出的人实在太多了,记不过来。那天老兰家像个指挥大战的机关,参谋、干事、助理员、地方政府的官员、社会名流、开明士绅,啥人都有。我看到父亲从东厢房里出来,虾着腰,面色阴沉。母亲脱去了上衣,穿一件白衬衣,衬衣的下摆扎在黑裙子的腰里,脸膛红彤彤的,像个刚刚生了蛋的母鸡,很是精干,很是热烈。她对着那一土一洋的纸扎匠头儿,指指木头一样站在纸活前的父亲,说:你们跟他去结算。父亲也不吭气,转身进了东厢房。那两个纸扎匠,或者是艺术家,彼此用轻慢的目光对视了一下,便跟随在父亲后边,进了东厢房。母亲对着姚七、吹鼓手、和尚,大声地说话。她的话高亢尖厉,在我的耳朵里轰鸣。我也困了。


第八章第120节 打了一个盹儿

    我可能是打了一个盹儿,因为当我再把目光投到院子里时,发现那些纸活已经被叠放在一起,腾出来不少空间。腾出来的空间里,摆放着两张桌子和十几把折叠椅子。方才那毒辣的太阳,已经被乌云遮住。七月的天,女人的脸,说变就变。黄彪的小媳妇到院子里转了一圈,回来说:    
    “这个天,可千万别下雨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挡不住,”一个穿着白大褂,烫着大发鬈,涂着黑嘴唇,满脸青春痘的女人,一闪身出现在正厅的门口,接上了小媳妇的话茬,说,“兰总在哪里?”    
    小媳妇目光如梭,上下打量着来人,用轻蔑的口吻说:    
    “范朝霞,是你啊,你来干什么?”    
    “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吗?”范朝霞用同样轻蔑的口吻说,“兰总打电话,让我来给他刮胡子。”    
    “你不要假传将令,范朝霞,”小媳妇怒冲冲地说,“兰总遭了这样的大事,两天没吃一粒米,没喝一滴水,哪里还有心思刮胡子?”    
    “是吗?”范朝霞冷冷地说,“兰总亲自给我打的电话,我还不至于听不出他的声音吧?”    
    “你是不是有点发烧?”小媳妇讽刺道,“人发烧时脑子里会出现幻觉,见神见鬼的。”    
    “呸,”范朝霞啐了一口唾沫,说,“你躲到一边去凉快凉快吧,在这里充起内当家来了,死人还没凉透呢!”    
    范朝霞提着理发工具,意欲进门。小媳妇展开双臂,把住两边门框,双腿也劈开了,身体成了一个“大”字。    
    “你让开!”范朝霞说。    
    小媳妇低下头,用尖尖的下巴点点自己的裆间,说:    
    “宽广的道路,钻进去吧!”    
    “你个臊货!”范朝霞怒骂一声,飞脚对着小媳妇的裆间踢去。    
    “你敢打我?!”小媳妇哀号一声,身体收缩,扑到范朝霞身上。    
    小媳妇揪住了范朝霞的头发,范朝霞抓住了小媳妇的奶子。    
    两个女人纠缠在一起。    
    黄彪提着一筐子炊具走进院子,刚开始还龇着大牙看热闹,突然,看清了两个厮咬在一起的女人中有一个是自己的老婆,便嗥叫一声,扔掉筐子筐子里的锅碗瓢盆发出一阵脆响跳跃着扑了上去,飞腿挥拳,但好几次目标错误,将脚踢在自己老婆屁股上或是将拳头捅到自己老婆肩膀上。    
    范朝霞的一个亲戚打抱不平,冲上去,对准黄彪扛了一膀子。这个人在火车站上扛过大件,身体巍峨,如同铁塔,膀子上有五百斤力气,一家伙就把黄彪扛得连连倒退,跌坐在自己提来的筐子边。他心中不平,抓起盘子和碗,撇出去。那些瓷器,在空中旋转着,有的撞到墙上,有的飞进人群,有的粉碎成磁片,有的囫囵着,在地上翻滚。真是一场好戏。老兰出现在正厅门口,大声呵斥:    
    “都给我住手!”    
    他的威风,果然不凡,犹如猛禽入林,百鸟哑音。好似老虎出洞,群兽伏地。他乱发倒竖,胡子扎煞,眼珠子通红,嗓音嘶哑地说:    
    “你们是来帮我的忙呢还是来趁火打劫?你们以为老兰就这样倒了吗?”    
    说完了话,老兰退回屋里。打架的两个女人,就此松了手,虽然彼此还用仇恨的目光对视着,但绝无再打成一团的可能性了。她们都累了,也受了伤。范朝霞的头发被揪下来一撮,似乎还带下来一块头皮。小媳妇的褂子扣子脱落,像一面破旗在胸前呼哒着,露出半个胸脯,胸脯上有一道道红色的抓痕。    
    母亲走过来,冷冷地对两个女人说:    
    “好了,下场吧。”    
    两个女人都咕嘟着嘴巴,眼泪汪汪地消失了。    
    院子里,那拨和尚,一共七个;那拨吹鼓手,也是七个;在他们头领的引领下,仿佛两支参加某项比赛的队伍进入场地。和尚的队伍在西边那张桌子周围坐下,把他们手中的木鱼、铁磬、铜钹放在桌子上。吹鼓手的队伍在东边那张桌子周围坐定,把他们的喇叭、唢呐、十八个洞眼的笙放在桌子上。和尚们只有领头的大和尚穿着黄色的袈裟,其余的小和尚都穿着灰色的偏衫。吹鼓手们一个个破衣烂衫,其中有三个还袒露着肚皮。当老兰家正厅里那座高大的木钟发出三声巨响时,母亲对姚七说:    
    “开始吧。”    
    姚七站在两张桌子中央,像个音乐指挥似的举起两只胳膊,对着右边的和尚和左边的吹鼓手们说:“师傅们,开始!”说完了话,他的双臂猛地往下一劈,这动作又潇洒又神气,如此出风头的事情,竟然让这个家伙干了。这样事情应该让我来干,我却坐在棺材前扮孝子,窝囊。    
    随着姚七胳膊的劈下,院子里两蓬声音轰然而起。这边是木鱼声铁磬声铜钹声混合着念经声,那边是喇叭唢呐笙合奏出一首哭丧调,气氛顿时悲凉起来,天昏地暗,屋子里一团漆黑,只有那盏豆油灯放出的绿色光芒,制造出西瓜大小的一团混沌的光明。我看到,在这团光明里,有一个女人的面孔,仔细看去,正是老兰的老婆。她的脸色煞白,七窍流血,十分吓人。我低声呼唤:    
    “甜瓜你看。”    
    甜瓜还在低头打盹儿,像一只蹲在墙头上的小鸡。我感到脊背发凉,头皮发紧,一泡尿在肚子里闹腾,这是我离开棺材的充分理由。如果我在灵前尿了裤子也是对死者的大不敬是不是?我抓起几张纸扔进瓦盆,蹦起来,跑出门,在院子里长长地吸了几口好空气,然后跑到狗窝旁边的厕所里,一边打着哆嗦一边撒尿。我看到风吹动着梧桐树上的叶子摇摆不止,但听不到风的声音和叶片摩擦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被吹鼓手与和尚们制造出来的声音淹没了。我看到,小报记者和摄像记者围着吹鼓手与和尚们抢拍。姚七大声喊叫着:    
    “师傅们,卖点力气,主人家有赏钱呐!”    
    姚七脸上放着油光,一副小人得志的可恶嘴脸。这个曾经联络我父亲试图推翻老兰的家伙,现在竟然成了老兰的狗腿子。但我知道这个家伙是不可靠的,他的后脑勺子上有一块白色的反骨,老兰对他,应该有所警惕。我可不愿再到棺材前去受罪了。我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溜出来的妹妹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的看热闹。妹妹抠下来纸马的两个眼睛,像宝贝一样攥在手中。


第八章第121节 节目单结束

    和尚们与吹鼓手们的合奏似乎是按照既定的节目单结束了。新换了一套月白色衣衫的黄彪媳妇迈着像花旦一样的流水步伐,在两张桌子上摆上了茶壶茶碗,然后牙齿咬着嘴唇给他们倒水。他们喝了一点水,抽了几根烟,然后,开始了表演和演奏。先是和尚们,用唱歌一样的调子念经,声音洪亮,节奏分明,多情而潮湿,让我们联想到夏天夜晚在池塘中鸣叫的青蛙。伴随着明亮的念经声,是清脆悦耳的铁磬声和木鱼声。集体念经告一段落后,小和尚们住了嘴巴,只有那个领头的大和尚还在高声诵念。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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