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_2-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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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在力求查明危机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确定改善经济形势的途径。当时提出了
一系列意见，决定了今后数年领导层的实际行动。
　　或许，只在一点上没有分歧，就是大家都承认对经济的领导已普遍削弱并招致
了种种不良后果：生产部门和各级管理部门中普遍纪律涣散、工作不负责任。在这
个基础上就产生了安德罗波夫那起初获得了一致支持的整顿秩序政策。但单纯采取
纪律措施并未能延缓那些有损总方针威信的极其危险的情况发生。事情已经很清楚，
单单依靠纪律解决不了大问题，需要采取更带根本性的方法。

　　　　　　　　　　　　　　　　　　　　　　　　　　　　方向的选择

　　如上所述，1985年4月，我们采取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　　经济发展的路线。这一
目标成了6月份召开的科技进步问题讨论会上的主旋律，党及其新领导班子都围绕着
这个主题开展工作。直至苏共二十七大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都是如此。仅仅从1986年
春开始，“加速”这一表述才开始与“改革”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这就授人口实，
说什么戈尔巴乔夫起初也是打算用老一套方法提高生产增长速度，并不希望认真进
行体制的改革。这类说法的可信程度究竟能有多大？
　　我决不想美化当时的经济政策，其范围的局限和深度的不足很快就已变得十分
明显。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也曾希望依靠诸如计划加动员的方法、组织工作、
劳动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之类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去消除停滞状态。
　　读者可以提出疑问：您刚刚说过，早在1984年就已经认识到了结构改革的必要
性，那为什么却将其搁置一旁，仍然去搞老的一套呢？问题在于，前任给新的领导
遗留下来的令人极为担心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应急的措施。当时我们觉得：暂且先
做做整顿工作，用老办法对付一阵子，然后就立即着手进行深人的改革。很可能，
这样做是错误的，结果浪费了时间。但当时我们的确是那样考虑的。
　　若能将全社会在期待中积蓄起来的能量导向“井然有序”的轨道，而又不致破
坏现有的各种规章制度，这自然是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感到有利的事情。在领
导层中，明确表示这种意图的有利加乔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科夫。沃罗特尼科
夫也大体上与他们一样。雷日科夫、马斯柳科夫、塔雷津着重强调科技进步，支持
他们的则是实业界领导人的庞大队伍：部长们、企业经理们。而领导层中的梅德韦
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则主张毫不迟疑地对各种经济关系进行改革。
　　我很清楚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所以认为首先应当争取使经济现代化，以便为
90年代初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创造条件。全苏科技进步讨论会也以此为目标。这里
我要说明的是，这些设想在一定程度上与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的方法颇为近似。
　　根据那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制定了一个本国机器制造业现代化的规划，规定
90年代初要达到世界水平。
　　我对《科学技术发展目标规划》中的下列项目寄予了特别的希望：信息技术与
计算技术，转动与转动传输作业线，机器人技术，生物工程学，基因工程技术等等。
顺带说一句，这些规划已规定了投资政策的重大改革、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
广泛合作、与西方公司（特别是德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规划被各级领导干部视
作盼望了多年的大转折。这种心情在科技进步讨论会与会者的发言中也反映了出来。
公开性的时期开始了。人们变得乐观开朗起来，言谈举止也无拘无束了。
　　这一切让人情不自禁想起伊戈尔·谢韦里亚宁的诗句：
　　什么？真是如此？纵有万般心思——
　　自今而后，都可以诉之于言辞？






　
　　
　　




　　　　　　　　　　　　　　　　　　　　　第十一章　　决定性的一步

　　史学家们酷爱在归属他们的“天地”里保持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如今他们正
在就改革的分期问题展开争论：这改革该是始于1985年的3月呢，还是某个稍晚一些
的日期？我曾经讲过，我之所以执掌权力是因为我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而
且竭力表明，事情不能只局限于发表“意向性的声明”。1985～1988年间，为了使
国家摆脱停滞状态，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所起色，人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进行了从根本上改革经济的第一次尝试。
　　实际上，直到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才出现真正的转折，此后改革才开始具
有不可逆转的性质。采取这一决定性步骤，既有经济改革明显受阻的缘由，也为社
会舆论激化所驱动。

　　　　　　　　　　　　　　　　　　　　　　　　　　对改革的信念

　　大家都迫切感到需要对过去所经历的一切进行认真的反思，哪怕作出一个过渡
性的结论也好；主要是应该对未来有明晰的构想。渐渐地我想写一部有关改革的书
的意念成熟起来了。起初，我竭力驱赶这一想法，但它反反复复地显现于我的脑际，
而且轮廓越来越清晰。这部未来之作的总体结构，它的章节已经勾勒出来，我的笔
记本上也已写满了各种素材，包括怎样陈述某一个命题的构思。最终，我决定把自
己的构想向我身边的同事们作一番倾诉。
　　应当说，这一构想并未得到热诚的支持。弗罗洛夫建议不必出书，写一组演讲
材料足矣。多勃雷宁和雅科夫列夫认为，可以交出版社印一本我的文集。对这些意
见我不反对，但总觉得就具体问题写就的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无法替代我跟同事们
议论的大题目，其中还有我跟外国政治家谈话的内容；要是不出书，诸如改革的思
想是怎样产生的，我对这一概念注人了哪些内容，都将为广大群众所不知。梅德韦
杰夫提出的意见最富实质性，基本上我都接受了。其他人则以溢美之辞居多。
　　我的第一本书非常成功。它赢得了广泛的反响，许多国家竟相出版。我把稿酬
用于慈善目的，包括捐献给为援助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遭地震的难民而设的基金
会。再补充一句，我将所得的诺贝尔奖和菲乌吉奖的款项（总额在一百万美元以上）
均作了捐赠。我还为俄罗斯联邦卫生部所属的儿童医院，为布良斯克、乌克兰、白
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的医院捐过数目可观的款项，那些医院里都有切尔
诺贝利事故的受害人在作治疗；还有一部分稿酬我交了党费。
　　对这本书的反应实可谓是一张石蕊试纸。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世界变得成熟起
来了，在朝好的方向转化，人们期待着变革。虽然外国的某些爱挑剔的职业评论家
批评此书在叙述材料时“不经心”，对某些题材的论述言犹未尽，但总的来说，它
还是被认可了。当然，对待这本书的态度不会等同于一般的出版物：它毕竟是改革
首创人的宣言嘛。

　　　　　　　　　　　　　　　　　　　　　　　　　　　叶利钦事件

　　10月21日，在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的中央全会上，发生了
一起与叶利钦有关的事件。通常，周年纪念日的报告是不用召集全会讨论的。从会
场的反应看，与会者的情绪也都认为这一次同样没有必要就此展开争论。全会由利
加乔夫主持，他把这事交付大会表决。叶利钦举手，但利加乔夫没有理睬，我觉得
其实他是看到的。我只得干预，我轻声地对他说：“我看叶利钦有话要说……”于
是，利加乔夫让他发言。
　　起初，叶利钦说，七十周年的那份报告，政治局已经讨论过多次了，他也提过
建议，其中有些意见受到重视，因此他今天没有什么好说了（“我完全支持这份报
告”）。随后他转到“当前形势”上来。他的论断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分析了十
月革命后的历史，看到社会经受了何等样的悲剧，这些情状终究是发生了的。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民主，由于个人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所造成的。而之所以
会出现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是集体领导的体制逐步遭到破坏的缘故。全部权力
只在一个人手里，他不受任何批评，这一教训我们应当记取。目前，政治局里还没
有这类现象，但某些同志已在开始吹捧总书记。当我们正在党内营造同志式的民主
作风的时刻，这是尤其不能容许的。应当防止坏风气的蔓延。
　　接着，叶利钦提到了改革遇到的诸多困难问题。他表示关于必须在最近二三年
内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值得怀疑。他说，这种大肆渲染而又毫无根据的许诺尔
后会使人失望和愤恨的。最后，他发表了一则耸人听闻的声明：由于各种原因，他
在政治局里没有得到工作。这说明他经验不足，还有其他的情况，但主要原因是得
不到支持，尤其得不到利加乔夫的支持。根据这些原因，他请求解除他的政治局候
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对此能说些什么呢？要说叶利钦当时提出的问题涉及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工作
中的“不健康现象”，这样的问题当然可以展开来认真讨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但他那最后通碟式的做法和整个发言的口气招致了激烈的反响，于是开始了并非事
先安排的争论。发言都是自发的，事先没有准备，说话带情绪，很尖锐，可也真够
这位“反专制战士”受的。许多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
“虚荣心太强了”。工人扎通斯基登上讲台，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这里干吗要故弄玄虚呢？叶利钦这样提出问题是没有道理的。他太自
负了，受委屈啦，以为人家瞧不起他，我说句工人爱说的实在话，无非自己想进政
治局当官。”
　　话当然很难听，不过也不无道理。我曾经听到过有关叶利钦的感受的一些说法，
说戈尔巴乔夫让首都党组织的第一把手呆在澡堂的脱衣间（政治局候补委员），说
这种安排会影响他工作中的权威性和坚定性。而且，据说，当时政治局内f部还保留
着过去遗留下来的“乳齿象和大恐龙”（乳齿象和恐龙都是古生物，这里意指党内
那些有权势的大人物。），关于将这些庞然大物请走一事，叶利钦曾于9月12日给我
写过一封信，那时我正在克里米亚休假。
　　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早先我对叶利钦颇有好感。他的麻利、泼辣给我留有深
刻印象，尽管当时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个言行激进的人只有在他能够格守
分寸、有自知之明、并善于自我控制的情况下才称得上优秀分子。
　　我再重复一遍，他完全有权提出更新政治局的人员和书记处工作不力的问题，
也完全有权关注对总书记进行“吹捧”的问题，如果正如他所说，确有事实依据的
话。我们可以讨论，改革究竟给了人民什么好处，改革应该保持怎样的速度，实际
上围绕这些问题眼下不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争论吗？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而且也应
该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开展争论，而如果他只是以追求真理为出发点，我们是完全
可以达成一致的。
　　可是，在他内心自尊受过刺激。有人在全会上指出，他的虚荣心和对权力的嗜
求已经严重地膨胀。时间会证实这一说法。还有另一个原因促使他迈出这一步。我
曾经说过，叶利钦在莫斯科一定会遇到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想象不到的困难。他
觉得，关键是要控制住权力的新阵地，用自己的亲信去巩固这些阵地，然后像我们
这里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再以强有力的手段去建立起秩序！
　　可事与愿违。在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之后，我们的高层领导意识到他们的
切身利益开始受到触犯，于是起来抵制，而且方法十分巧妙，手段相当狡黠。而叶
利钦，在我看来，处在了这场斗争的中心，因为旧体制的庞杂结构在各城市、各共
和国、各加盟共和国的种种利益正是在首都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的。
　　为了对付这些人，他准备起用党的组织和莫斯科本地人，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对
的。但他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带有平民党的性质。他一会儿突
然出现在工厂里，带上企业领导人，把他领到工人食堂，就在那里搞一场当众分发
活动，自己扮演保护神的角色，而企业领导人就成了恶魔。一会儿乘上公共汽车或
者电车，跑到商店或者门诊部，于是第二天这条新闻在莫斯科闹得满城风雨。在莫
斯科人欣喜若狂的掌声中，他许诺大家要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住房、商业、医疗和日
常服务问题。他向人们展示在首都周围要兴建肉类加工厂和乳品生产厂的美丽图景，
这些企业的建成将一劳永逸地解决香肠和酸奶长期短缺的老大难问题。所有这一切
都被莫斯科的报刊、广播和电视炒作得沸沸扬扬。对党务工作的新的形式的探索也
带有做给人看的性质，比如，市委召集会议往往会安排在夜间11点或者12点。
　　他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应当汇报工作结果。离要求写出这份报告的时间越来越
近了，而实际上局面却毫无改观，所有的许愿都是空中楼阁。我们竭尽全力支持他，
政治局、政府、党的中央委员会都作出决定，从财政、粮食、干部等方面给莫斯科
以支援，但首都的状况未见多少改善。
　　叶利钦焦躁起来了，显得张惶失措，行政事务杂乱无章。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成天都在训斥人，把他号召过的发展民主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也许，主要的结论
应该是当时的叶利钦已经不是什么改革家了。日常事务缠身，抱残守缺，尤其是很
难同他齐心共事。就个人的素质而言，像他这样的人更适合于‘’急风骤雨和强攻
式”的时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他的职业环境，出于那些永无休止的会战式
的工作惯例。我们的建筑人员会不惜任何代价把某项工程交付出去，可往往还留下
隐患，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竣工，完全是蒙混哄骗的勾当。也许深感在莫斯科拿不
出什么政绩而使人们不满情绪日盛一日，而面对这种局面他又无能为力，这种感觉
使他的心态失去平衡，整日价如坐针毡。；不过，关于所有这一切，后来我又反复
寻思过。经过仔细琢磨我终于看清了叶利钦是自己选择走这条路的。十月全会对他
来说是一条界线，当时他所作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他后来的发展。
　　我从全会的主席团位置上观察叶利钦，看出他内心的变化。从他脸上也能读到
一种奇异的混合体：顽强固执、犹豫动摇、懊悔沮丧。这便是所有喜怒无常者独具
的性格特征。发言者，包括昨天还在对他阿谀奉承的那些人，都在猛烈地、无情地
敲打他，我们这里长于此道者的确大有人在。形势有点紧张。有人提出要求，不仅
要免除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要立即将他清除出中央委员会。当时我说：
　　“让我们来听听叶利钦本人的意见吧。希望他能讲讲他对中央委员们的发言抱
什么态度。”
　　“不需要了，一切都已明朗。”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
　　但我坚持要给叶利钦讲话的机会。我觉得既然已经在党内实行民主化，那就应
当从中央委员会做起。叶利钦走上讲台，开始讲话，但话讲得不连贯，他承认自己
有错误。我抛给他一只“救生圈”，建议他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