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_2-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来说，暂且变化不大。
　　奥尔洛夫的讲话加强了这一印象。他谈了许多新现象，用的却是老话。听到了
不少标准的、“拔高了的”表述，诸如：“广泛的、迄今从未见过的公开性”、
“劳动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蓬勃高涨”、“改革成了全民的事业，苏联人都支持进一
步深化改革”、“选举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步骤，使我国社会按照党的第二十七次
代表大会和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指明的道路向前迈进”、“人民把列宁的党看
做能够团结苏维埃社会的力量”、“从有利于共产党、有利于党的革新方针来讲，
我们还没有比全民投票更强有力的措施”。
　　我坐在第一排，后面是莫斯科代表的席位。我听到沙沙声、窃窃私语声，人们
显然开始恼怒了，他们所期待的代表大会开幕式不是这样的开法。我责怪自己疏忽
了这一非同小可的细节。但过于纠缠这些事也不必要。只要一宣布人民代表大会开
幕，它的进程就未必会按照原先安排的方案实施了。第一个自由发言来自里加的医
生B．O．托尔佩日尼科夫登上讲台，全场起立，为第比利斯的殉难死者默哀。激动
的场面马上将政治时针拨到了新的刻盘上。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国家这艘
大船多年来一直系留在同一个码头，如今已经启航，要去作一次未曾体验过的航行。
　　为大船开辟航线的不仅有老广场和克里姆林宫的领航员。这在讨论议事日程时
已经可以看出来。反对派通过他们的领袖萨哈罗夫之口要求变更原先已经提出的讨
论程序：先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作总结报告，讨论国内局势，然后再选举新的国家元
首和最高苏维埃的组成人员。
　　请看萨哈罗夫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我在我的发言中曾多次表示支持戈尔巴
乔夫作候选人。我至今仍然持这一立场，因为我看不到还有什么人能够领导我们国
家。这一点我现在没有看到。我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我认为，必须展开讨论，必须
有候选人的报告，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选举我们都应该支持差额提名的
原则，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在内。我在这里讲候选人时用的是‘复数’，
尽管我认为很可能不会有其他的候选人出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
夫是改革的创始人，他的名字是与改革过程的起始、与在四年时间内领导着国家这
一事实，应当说与这四年内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一切都分不开的。他应当既讲讲成绩，
也讲讲错误，以自我批评的态度，讲讲这一切。而且我们也将据此决定我们的立场。”
　　显而易见的矛盾惹人注目：一方面，萨哈罗夫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候选人
不大可能产生，而另一方面却又坚持先要听我的报告，再对之作出评价。起先，我
倒是想，这是力求从一开始就把法制机构的工作引上坚定的民主程序的轨道，但在
对我们的激进派的立场再作一番深入的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在这里另一个动机
要关键得多，那就是将他们的行动纲领强加在大家头上。
　　据我猜想，不久以前还只是改革这块工地上的小工头的民主运动的奠基人，在
选举首战获胜之后处于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他们对于我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吁感到
气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觉得受了污辱。也许，他们曾作过近乎这样的考虑：“他
只有作第一冲刺的本事，到此为止了。”无论如何，他们对我表示的拒绝是不会原
谅的。不久我就从有理无理都对我进行尖刻而粗鲁的攻击中感觉到了这一点。
　　其实，问题当然不在于我的纲领的局限性或者我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犹豫不决。
在面临最剧烈的变革时，我一刻也不能允许由“白色分子”统治来取代“红色分子”
的统治。我认为改革的全部意义，正是要结束阶级专政这一原则本身，要彻底结束
我国社会70年来的分裂局面。要拔除公民之间深刻冲突的根子，建立一种宪法机制，
在这种机制下社会各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打耳光、流血，而是通过
政治来弄清。
　　此外，不能忘却，我是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千百万人把这个岗位托付给我，
我要是跑到另一个阵营中去，那是不像样的、不诚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犯罪。当时，
我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是总统，我认为不用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
行暴力的方法、而是通过协议的方法推动改革，是个原则性的问题。至少也要采用
主要的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的办法。
　　代表大会上这种自发的“政党结构形成”，早在大会开始之前很久、实际上在
选举之后就已经出现了。一方面，激进的知识界，主要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
界代表联合起来了。这一有组织的议会党团雏形就是“纪念碑”，随后叫做跨地区
议员团，再后来发展成了“民主俄罗斯”。这个党公认的领袖，在初创阶段是萨哈
罗夫，其主要的思想家则是加夫里尔·波波夫。如果说，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头几天，
跨地区议员团的成员在回答能干的记者们有关他们的纲领目标时还有些支吾搪塞的
话，那么据我记忆，不久之后波波夫就公然承认他们把自己当成反对派了。诚然，
这时他们还没有宣布这反对派具体是针对何人而言，但已不难猜透，因为苏联共产
党当时还是执政党嘛。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参与跨地区集团的、或倾向于这一组织的大多数代表，参加
这个组织的会议，却不办理正式加入手续，依然留在苏共内部。除了萨哈罗夫之外，
跨地区议员团的所有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党员：像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等等。所以，
执政党内的大多数和议会中的反对派之间的界限就显得很“模糊”了，这也就带来
了诸多不便。”中央机构，以及大多数领导成员都未立即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全新
的情况下行动，需要重新学习，坚决屏弃以往的游戏规则。某些人还是从“共产党
人同非党人士的联盟”的传统观念出发。他们认为，苏共党员在代表中间占压倒多
数。既然如此，只需规定严格的党的纪律即可贯彻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决议。党中央
各部经过短时间酝酿，建议将从各地来到莫斯科的代表召集起来，深人细致地引导
并提醒大家：党员的职责就是按中央的指示投票表决。
　　事与愿违。早在代表们前往莫斯科之前，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各州委就曾经
试图引导他们而遭致失败。在与“官方候选人”对抗中当选的苏共党员，干脆拒绝
当地党的领导人在代表们出发之前让他们去“对对表”的邀请。类似的措施在加盟
共和国一级还稍有成效。5月3日，我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见首都的代表。陪同我一起
参加会见的还有扎伊科夫、利加乔夫、沃罗特尼科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
代表们提出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过，召集苏共议会党团的试图显然没有成功。应当承认，这种主意一开始就
有缺陷。因为假定我们在代表大会会议的同时把苏共党团召集起来，国家最高机关
的工作就会具有纯表面文章的性质，不过是确认一下中央和政治局制定的指令而已。
　　因此，我开始将这种想法“压下去”。诚然，当时还不排除以后组织某种像共
产党人议员俱乐部一类机构的可能性。作过这样的尝试，同样却毫无结果。问题全
在于我们这个党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志同道合者的集体。当改革带来的自由
之风刚刚吹起的时候，就轰动一时地、有时甚至是气势汹汹地冒出了各种各样的、
包括十分对立的政治流派。
　　但代表大会上展开的斗争的核心，倒并不是“顺从而又有敌意的多数派”（据
O．阿法纳西耶夫估计约有五分之四的代表）和以“跨地区集团为首的民主主义的少
数派”之间的对立。
　　来自新西伯利亚的代表、病理学和血液循环科学研究所所长E．H．梅沙尔金，
对萨哈罗夫提出的议事日程的建议作了答复。他说他本人以及战友们都认为除了戈
尔巴乔夫之外没有其他的候选人，建议先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然后再听主席的报
告。于是开始讨论这一职位的候选人选问题，并立即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两个职务集于一身的可能性问题提到首位。如今，这个题目已经谈不上
什么紧迫性了，可当时还是相当重要的。国家好不容易摆脱了极权制度的统治，除
了顽固不化的斯大林分子以外，人人都害怕发生权力再次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去。
许多人并非毫无根据地说，了解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知道不会做出令他亲自培育的
年青的民主派觉得意外的事情来。不过最好还是采取保险措施，明天谁都可能来当
领导。
　　简而言之，当时担任《莫斯科真理报》副总编的B．A．洛古诺夫，建议我辞去
总书记的职务。他同时指出，竞选运动中报纸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和群众来信都很支
持这样的决定。他的建议遭到安加尔斯克建筑师B．赫梅利的反对。赫梅利的意见是，
“投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票，并且赞成集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
主席于一身”。继之又有许多简短的发言，其中除了表示支持改革政策和对我的赞
扬之外，也有批评意见、建议和表达心愿的。后来，不少人对钦吉兹·艾特马托夫
的发言有议论。某些创作界的知识分子从他的言语中似乎发觉有再度唤起那臭名昭
著的颂扬首长的传统。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好像我曾读到了马雅可夫斯基这样
的诗句：“有人害怕别人叫他马屁精，于是用粗话骂头头儿。”我们现在也那样，
大家都讨厌给勃列日涅夫唱赞歌，以致诅咒领导反倒成了美妙的音调。不过我尽量
不让大家注意这个。
　　我还是要引用艾特马托夫发言中的一段话，说实在的，完全不是为了自我陶醉。
我只是觉得，他以他那作家的天赋能找到表述我国所发生的事情的确切用语。他提
到最高苏维埃从它成立之初起在我国就处于“专横制度过重的压迫下，这种制度把
这一最高立法机构的作用贬低到党组织的实际上的附庸”，接着他又说：
　　“喔，来了一个人，把正处在睡梦之中的王国惊醒了。他并非从某个外地来到
这里，而就土生土长于这个体制内部，也许这是以革新求生存的一个机会，因为从
历史状态的角度出发，停滞时期犹如一个雪团，它在自身内部聚积的惯性的和保守
主义的破坏力越来越大，这种破坏力无论对社会自身内部，还是对外部周围世界都
是很危险的。此人听从命运的意志登上领导岗位，真是再及时不过了。当然，他也
可以踩着前任的脚印，无须劳累自己，可以堂而皇之地端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在
讲台上宣读秘书写好的稿子，一切都会照老一套继续下去、可他敢作敢当，立志要
办看来是办不到的事：在保存社会的社会主义结构的条件下让人们的头脑来一次革
命……他敢作敢当，立志要步上一条社会革新之路，并乘着改革的疾风屹立在这条
大道上。”
　　关于“疾风”，艾特马托夫竟是那样地洞察秋毫，更何况，当时还只是刚刚吹
起阵阵微风而已。我的报告顺利通过，大家都投票赞成，只有四票弃权。根本没有
发现什么像样的竞争对手，自我提名的A．M．奥博连斯基没有得到大多数代表认可，
他多半是事先得到“跨地区议员团”投他的票的许诺。应当说，这个插曲并未给反
对派添彩增色。如果说他们提名萨哈罗夫或者叶利钦作竞选人，至少也得让当时有
点名气的波波夫和阿法纳西耶夫出山，这些活动家的知名度总要高一些，那还可以
理解。而要投票选举一个绝对是谁都不认识的人来担任国家最高职务，那是极其不
负责任的表现，总而言之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反对派当时决定不来争夺主席这把交椅，因为这样的做法明摆着是要落空的。
因此，叶利钦在其候选人资格由布尔布利斯提议后就放弃候选人资格了。顺便提一
句，是代表A．克赖科坚决要求他这么做的。
　　诚然，叶利钦的发言有两重含义。他提到了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关于两种
职务合一的决议，以及中央五月全会上提名戈尔巴乔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事。
他还说，他本人在对我的提名进行表决时弃权，暗示他将执行全会的决议，“因为
他支持改革者”。他最后说，从昨天起他已是个失业者，因而会“在认真工作和尊
重改革的同时，赞成某种建议”。
　　计票委员会主席尤·安·奥西皮扬院士公布了投票结果：戈尔巴乔夫得赞成票
2123张，反对票87张。这样，我以参加投票人数的95．6％的票数当选为最高苏维埃
主席。
　　我对代表大会表示衷心感谢，随后返回自己在老广场的办公室，我的助手们已
在那里等候，以便商讨一下报告。自然，先表示了祝贺。但大家以为，我们在国家
机关内的地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原先是主席团主席，如今“干脆”就是主席了。
我本人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是颇为理解的。
　　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没有带来特别的意外。整个说来，这次选举是最适宜的。最
高苏维埃的组成内增加了不少职业议员，他们有能力做好立法工作。从这一观点出
发，联盟的最高苏维埃比俄罗斯的最高苏维埃强得多。至少，正是这一组成创建了
我国新议会的传统，并奠定了实施彻底改革的基础。
　　诚然，代表大会取消了某些代表的代表资格，他们曾是“改革的工头”。这使
跨地区议员团的人怒不可遏，于是便从他们监管的出版物上发动粗暴的攻击。他们
认为，这是达官贵人的阴谋诡计使然，是过去那种围绕苏维埃指挥棒打转的实践的
再现，如此等等。但是，这些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便是党的机构想照过去的方法行
事，也未必能够成功。代表们的心绪大不一样了。要是他们不投跨地区议员团的
“嗓门最大的”代表的票，那首先是因为他们受不了那种趾高气扬和毫无顾忌的粗
暴态度。这个组织的某些活动家，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傲视从外省、从地区一级，从
机床边，从农田里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的。
　　还说什么外省人，连我这个新当选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也够受：有人责备我“操
纵大多数”，就因为我主持会议时尽量让所有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尽量使议会辩
论不演变成对骂。
　　阿法纳西耶夫对此发出一个信号，他作了题为《斯大林一勃列日涅夫的最高苏
维埃》的发言。继他之后，波波夫、阿达莫维奇的发言也是同一个调子；许多蒙受
侮辱的代表相当激动地起来反击。双方都列举了重大的很有分量的论据，不过在一
时的冲动之下又添上了各式各样的粗鲁话。我一面开导火气十足的发言者，一面要
求注意跨地区议员团成员发言中所包含的很有内容的理由。至于他们之所以会使用
挑衅性的口吻，还是那个梅沙尔金说的最好。他说是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的发言
反映出对其在代表大会上的地位不满意，说明他们处于少数，而本来的预期是“他
们能够像在卢日尼基群众大会上那样，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鼓动起来，将妨碍他们成
为代表大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