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_2-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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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重点协商了一些基本观念，这些观念应当作为未来的苏德“大条约”（后
来定名为《睦邻、伙伴关系、合作条约》）的基础。这个条约的宗旨是确定苏德关
系长期发展的主导方向。
　　简单地说，这是一次综合性的会谈，它反映了我们如下的共识：德国统一不是
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共同走向新欧洲运动的组成部分。我不怕重复，一次又一次
地认为有必要对科尔总理说：
　　“我们的舆论会逐渐地、一步步地向着理解德国人民走统一道路的选择转变。
我们不可能忘记过去。我们的每个家庭当年都遭到过不幸。但是我们必须面对欧洲，
踏上与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合作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对加强欧洲以及全世界稳定的贡
献。”
　　在高加索的群山中，我们攀登上了一座政治上的高峰，站在这座高峰上，我们
两国人民关系的广阔前景尽收眼底。第二天我们乘直升机飞抵热列兹诺沃茨克
高加索矿泉区的一座旅游城市，受到了从苏联各地来此地治疗的成千上万的人们的
热情欢迎。在“橡树林”疗养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通报了已经达成的协议。

　　　　　　　　　　　　　　　　　　　　　　　　　　　　　　　　　　　　　　　　　　　　　　访问新德国

　　1990年11月9～10日，我访问了统一后的德国。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和文件签
字仪式。这些文件为正常的、现区代的、真正友好的德苏关系奠定了国际基础和道
义政治基回础。
　　我们共同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终结了，现在开创了我相信是永远地
开创了德俄关系的这样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时期，若干世纪以来俄德关系中积
累下来的全部宝贵财富将发挥作用。给两国人民带来这么多灾难和不幸的东西被一
笔勾销了。
　　苏联和它的反希特勒同盟盟友之所以给德国的统一开了“绿灯”，除了其他原
因外，还出于这样的考虑：一个民主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健全的德国、一个确定了
国境、满意于社会政治制度、满意于自己在欧洲和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德国，将
是欧洲进程和国际进程的重大因素。
　　然而，要是认为德国的统一会自动导致这个目标的实现，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今天大概人人都明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拉平东西部的生活条
件将是统一德国的要务之一。这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需要巨额的投资，需要制定
深思熟虑、细致周密的社会政策，需要照顾到一些“新”州的特点。当然最艰巨而
长期的任务是“头脑中的变革”，养成重新联成一体的统一民族的精神，克服分裂
时期遗留下来的心理状态。不如此，也无法保证统一后的德意志国家的完全稳定。
这是整个欧洲的利害所在。从历史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于欧洲而言，在它的中
部发生的任何不稳定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克服东西欧生活质量的差距。
这个课题必须解决，德国（以及整个欧洲）是回避不了的。欧洲两个部分的所有政
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都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试图漠视这个现实，
终究会使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
　　德俄两国的伙伴关系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全欧建设方案的关键内容之一。拿“新
拉帕洛”做某些类比是不恰当的，有点政治投机的味道。我热切地希望，在当前的
困难时期，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都不会丢弃90年代我们两国关系中所积累起来的一
切积极的东西。
　　这一次对德国的访问虽然很短暂，但很重要，是一次承前启后的访问。
　　我们的访问日程安排还包括了访问科尔总理的家乡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
我们曾到过施派耶尔市，受到了数以千计的人们的欢迎。我们参观了建成于12世纪
的大教堂罗曼艺术杰作之一。听了巴赫的管风琴音乐，看了一所安葬着四位德
国皇帝和四位国王教堂。我观察着科尔总理，只见他陷入沉思，面部表情严肃庄重。
“这里洋溢着德意志精神，”我听到科尔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在酿酒业中心的戴德斯海姆市的一家“浪漫蒂克”餐厅为我们举行了午宴，用
当地的传统菜肴款待了我们。当我们刚走到广场上的时候，有两架体育运动用的飞
机在我们上空巡逻，它们拖着的条幅上面写着：“戈尔比，不要吃科尔的‘猪肚’！”
但是，我们很喜欢总理爱吃的这道菜。该市市长施特番·希里赫颁发给我一个证明
书，证明在这个酿酒中心为我栽种了5棵葡萄藤，我每年将按照每棵葡萄藤收到一瓶
葡萄酒。
　　在奥格尔斯海姆，我曾到科尔家作客，探望了他的邻居们。整个莱茵兰一普法
尔茨州之行都洋溢着友好的气氛，使我和科尔总理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诺贝尔和平奖

　　1990年10月，诺贝尔奖金委员会通过了授予我和平奖的决定。坦率地讲，这个
决定给我的感觉是喜忧参半。当然，获得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奖金之一是值得引以为
荣的，在我之前它已经授予了诸如艾伯特·施韦泽、维利·勃兰特。安德烈·萨哈
罗夫这样一些杰出的人物。我接到了许多祝贺来自同事、同胞和国外的都有。
　　但是苏联社会上对诺贝尔奖的态度，尤其是因社会政治活动而获奖，说轻点也
是另眼看待。众所周知，当年授予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文学奖是在突出他们
持不同政见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我们国内被说成反苏挑衅。真正例外的是授予肖洛
霍夫诺贝尔文学奖。一般说来，只有因为纯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而获奖才被
人们认真看待，而且是在科学院的圈子之内。
　　所有这些情况都影响着对授予我诺贝尔奖的评价，它被认为这非符合文明要求
和理所应当。加之这一时期国内局势已极端尖锐化，来自各方面的对我的攻击有增
无减。诺贝尔奖也就被看做一些人直接赞许我的活动的表现，而相当一部分社会舆
论却认为这些人是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的代表者。但令人感到吃惊的则是，俄罗
斯联邦的某些领导人竟然为此事特别怀恨在心。
　　在这种时刻，我不认为有可能亲自去参加12月10日在奥斯陆举行的授奖典礼。
我将这一使命授予当时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作为例外情况这
样做是允许的）。他宣读了我的感谢词并以我的名义接受了奖金。
　　按照既定程序，诺贝尔奖获奖人应当发表演讲授奖之后当即进行或稍后一
些时候均可，但以6个月为限。我接到了于1991年5月上旬发表这种演说的邀请。同
时国内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化了，尤其是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一月事件之后。无论国
内或国外对我都是一片指责之声。利用授予我诺贝尔和平奖的事实大做文章者也有
之：某些人甚至宣称这是个“错误”，委员会应当“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等等。
在这种条件下，尽管一再受到催促，我却数度推迟了前往奥斯陆的决定。原打算于
5月初动身，但终未成行。应当承认，至今我依然感到很难为情，因为这种情况可能
被视为对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不够尊重。不过决心逐渐坚定了起来：利用它作为国际
讲坛，以便再次表达改革和新思维对我国和全世界都具有重大作用的信念。
　　我的诺贝尔奖演讲是1991年6月5日在奥斯陆发表的。当然，首先是设法对演讲
延宕所造成的尴尬作些弥补。着重指出，我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看做对苏联向
新思维政治转变所具有的国际意义的认可，看做声援我们的艰巨事业的举动，这一
事业已经让我国人民为之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精力、耗费、困苦、意志和毅力。
　　我从这样的论点出发：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在国内国际事务中奉行将本国人民
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方针，它就值得声援。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任务，
要加以完成就必须使政治与道德相结合。改革使我们向世界开放，恢复国内发展与
对外政策之间的正常关系。但做到这点并非易事。我国人民一向深信本国政府的政
策总是符合世界情况的，我们却向他们提出了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的另一种政策，
这一政策倒是真正与世界相适应的，但与他们早已习惯、充满僵化的刻板公式的世
界概念本身却大相径庭。
　　“我们渴望得到理解”我那本关于改革和新思维的书是以这句话开的头。
最初一段时间使人觉得这种情形已经出现了。但我还是想将这句话再说一遍，站在
面对全世界的这个讲坛上来说。因为真正理解我们（理解到坚信不疑）原来并不那
么容易。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我国改革的规模与性质要求进行充分的思考。有的人
提出一个条件，说：你们苏联变得完全“跟我们”一样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和相
信你们。我必须告诫这些人，这是不理智的，危险的。利用别人的经验这是对
的，我们正在这样做，今后也要这样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变得同别人一模一样。
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在国际大家庭中保持自己的“面貌”。一个有着多种语言的国家，
就其民族间相互渗透、文化多样性而言，就各民族往昔的悲惨遭遇、历史豪情与功
绩的伟大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国家自应有它通向21世纪文明的道路，并且
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不可能“跳出”自身长达千年的历史，顺带说说，我
们自己也需要对历史进行思索，以便仅仅将其中真实的东西带到未来。
　　我还说，我们希望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生活得与全人类的价值
观念相协调、符合国际法的标准，在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中，遵守“游戏规则”，
与各国人民一道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肩负起责任的重担。但是我们的民主是在苦痛中
诞生的。改革在第六个年头上进入了最戏剧化的阶段。已经发生了流血事件。因此
我提醒人们，世界政治中的许多东西也取决于对苏联现阶段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正确
的评价。我说：“也许，最关键性的时刻已经临近，当此之时，国际社会，首先是
对事件进程拥有巨大影响能力的各个国家，应当在对待苏联的态度问题上下定决心，
而且要有真正的行动。”
　　在那几个月当中，为了创造摆脱体制性危机的先决条件，国内有许多问题需要
解决。与此有关的根本性任务我认为在于三个方面：
　　在全社会同心同德和使联盟成为真正自由自愿联邦的新型国家体制的基础
上稳定民主进程；
　　强化经济改革，在新型所有制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混合市场经济；
　　通过实现卢布的自由兑换、承认国际市场上公认的文明的“游戏规则”，
通过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我国在向世界经济开放方面迈出坚定的
步伐。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与“七国集团”和欧洲共同体进行讨论，需要有一个若干年
适用的共同行动纲领。同时也意味着双方都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转向合作的新阶
段。我们的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此，能否迈向新的世界秩序和21世纪文明也取决于
此。
　　我用下面的几句话结束讲演：“通过授予我诺贝尔奖，我看出了对我的愿望、
我的追求、我国业已开始的深刻变革的目的、新思维的思想的理解和你们对我坚持
以和平手段实现改革任务的赞许。为此我对委员会成负心怀感激并想请他们相信：
如果我对他们的动机估计得正确的话，那么他们并没有做错事情。”







　　
　




　　　　　　　　　　　　　　　　　　　　　　第十八章　　改革与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的原因

　　按照我们的正式说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排头兵叫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
义大家庭”。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第一次大震动。无论
在我国，还是在国外，人们说：是戈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国家给断送了”。
　　请问：“被断送的”国家是谁的？回答是明确的：波兰，是波兰人的；捷克和
斯洛伐克，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匈牙利，是匈牙利人的；保加利亚，是保加
利亚人的
　　什么叫“断送”几个国家？几乎是半个欧洲大陆了！这种指责本身就使指责的
人露出了马脚。他们是一些帝国思想的信徒，是相信用强权可以将别国当作自己的
私有财产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运的人。所以这些问题是挺气人的。它
们反映了过去时代的政治思维。现在还抓住这种思维不放，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所作
所为，不管它是“东方式的”，还是“西方式的”，对人类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
　　说到底，这种思想隐藏着对旧制度“简单易懂的”老一套的怀念。
　　如果不抛弃现实的土壤，从历史的教训中作出有意义的结论，那么应该说些什
么呢？
　　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是
两个主要因素的结果。一个主要因素是苏联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另一个主要因素
是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法西斯的民主运动高潮。
　　苏联的威信很高。在这种条件下，东欧各国的社会政治发展受了从资本主义过
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而且认为这种发展必然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样，斯
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开始进入这些国家，尽管也有某些改变。
　　虽然存在着种种明显的弊端，但行政命令管理体制却能够把人力和财力集中起
来使用，达到优先发展的目标。苏联的援助，它提供的廉价动力资源，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但这种优势也有其不好的一面，因为它对苏联的市场和技术产生了依赖，
和世界经济失去了联系。因此，这些国家渐渐变得落后起来。可是想挣脱超级大国
“善意拥抱”的企图受到了坚决的制止。195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的事件、19
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是这个原因。
　　既然我们在自己国内决定实行改革和民主化的方针，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个方针
推广到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上。不光是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要承认他
们的自决权，承认他们有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不再利用盟国的关系把自己的思想
方式、自己的模式、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
　　一旦没有了外来影响的杠杆，东欧各国的民族民主力量马上便积极活动起来。
它们活动的性质首先取决于所积累的民族问题的尖锐程度、与苏联关系的具体特点
和西方的影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的所谓“区别对待政策”就是要削弱东欧各
国与苏联的联系。西方的宣传中心加紧煽动反苏甚至反俄的情绪。
　　但是应当承认：我们邻国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它
的背后是每个民族渴望自由的强烈意愿。人们希望摆脱自己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
和军队。他们不愿意忍受“老大哥”的肆意妄为，不愿意看克里姆林宫一个个主子
的脸色行事。
　　我们看到过美国人是怎样被要求离开的：他们人员过多，行为粗野，伤害了亚
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尊严。人们清楚地记得美国干涉越南的下场和我们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