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_2-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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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阶表”　在起作用，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级对上级的尊敬在苏共中已成
为牢固的准则。
　　我同农业部长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尔洛夫之间有着良好的同志关
系，我请他把如今要在一起工作的人召集到一起。这里也一样……　昨天他们还在向
我提建议讲指示，干预边疆区的事务。而且每个人都意味深长地打着官腔说“有个
意见……”　　是谁的意见不说。毕竟与我的关系还算正常。而现在把他们召集到一
起时，都以一种戒备的目光看着我这个“上司”，并且提心吊胆：来了个“新扫帚”。
必须讲明来意，解除顾虑，因此我立即宣布：
　　“我不打算搞干部的频繁调动，咱们还象原来一样地工作。”　这下大家都放心
了，开始了实事求是的谈话。
　　游戏规则
　　接下来是拜访安德罗波夫……　这次见面是他的主意。不过我觉得他安排见面是
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首肯。谈话刚开始有一个短暂的停顿。而且整个谈话都与我们
以前的多次谈话大不一样。
　　“米哈伊尔，我想向你介绍一点情况。你知道吗，现在团结最重要。团结的核
心就是勃列日涅夫。这点要记住。领导班子中曾经有过……怎么给你说呢……我指
的是，比方谢列斯特或者谢列平，那个波德戈尔内。他们都自行其是。现在这号人
没有了，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
　　我不习惯像打哑谜一样与安德罗波夫讲话，于是我直截了当地说：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您对我、对我的观点和立场最了解。我并不打算为
了取悦谁去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安德罗波夫微微一笑。
　　“那太好了。因为我看见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已经开始竭力讨好你了。
要顶住。”
　　原来如此！……全会休息时间在主席团房间里接受祝贺时，我发现安德罗波夫
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来，他并未放过柯西金那句话和说话时信任的口气。
　　我问道：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请您原谅……至今我认为我们俩是朋友。现在有什
么变化吗？”
　　“没有，没有，”他回答说，“此话不假，我们俩是朋友。”　安德罗波夫此后
并未食言。
　　然后我给苏斯洛夫去电话，他请我过去。我早就认识他，他对斯塔夫罗波尔有
着深厚的感情。1939年他从罗斯托夫到我们边疆区来当第一书记。在斯塔夫罗波尔，
人们将走出残酷的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时期与他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他在同我谈话
时回忆道，当初形势极其严峻，他纠正错误的最初步骤受到部分干部的反抗。斯塔
夫罗波尔市卡阿诺维奇区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宣布以苏斯洛夫为首的整个边疆区委
常委为“人民的敌人”。不过挺过来了。
　　附带说说，同苏斯洛夫的谈话总是很简短。他讨厌饶舌的人，谈话时善于迅速
抓住问题的实质。不喜欢多愁善感，与对谈者保持距离，对所有人都客客气气、一
本正经，一律以“您”　相称，只有极少数几个人例外。
　　这次他把我叫去，是为了讨论由谁来接替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问题。桌上放了
两份个人档案：穆拉霍夫斯基，1926年生，卡拉恰耶夫一切尔克斯州委第一书记；
卡兹纳切耶夫，1935年生，边疆区委第二书记。
　　“你是什么意见？”　苏斯洛夫问道。
　　“我认为应当推荐穆拉霍夫斯基，”我回答说。“他经验很丰富。这个人已经
很成熟。至于卡兹纳切耶夫，要么还当第二书记，要么去卡拉恰耶夫一切尔克斯州
当第一书记。”
　　“就这么说定了，”最后苏斯洛夫站起来说道。“你去搞个决议。所有的文件
这边随后寄去。”
　　不久，我乘机前往斯塔夫罗波尔。






　
　　
　




　　　　　　　　　　　　　　　　　　　　　　　第二章　往事在我心中

　　从斯塔夫罗波尔乘飞机去莫斯科，对我说来已是家常便饭。中央全会，苏联最
高苏维埃会议，会议和讨论会，去首都解决边疆区的问题……
　　起初是在矿水城上飞机，而当斯塔夫罗波尔郊区的机场和可供大型飞机起落的
跑道竣工（我也曾参与其事）之后，事情就变得更加简单，时间也更加节省了。生
活节奏变快了，老得节省时间，我当时认为那些坐火车的人都是在逃避工作，合法
地为自己另外安排一次休假。
　　飞行本身总是激起我积极的情感。我喜欢飞行。遇上阴云密布或者风雪交加的
天气，飞机升至云层之上，你又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中，一种不可言状的无比开阔
和自由自在的感觉油然而生。这时若再步人驾驶舱，就会分外感觉到飞行之速度和
强度，仿佛整个世界在你的面前展开，无边无际。宇航员说，从太空看我们的星球，
觉得它没有那么大。而从飞机里看出去，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只觉得地球真是其大
无比。
　　这次去斯塔夫罗波尔我是第一次乘坐专机，它由为国家领导人服务的特别航空
分队提供。陪同的卫队坐在另一个机舱，这边就我一个人。我靠近舷窗，期待着这
次飞行也会给我带来自由自在和生活充实的感觉。心中却很不平静。我猛然醒悟到：
我要长期地以至永远地告别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了。47年的生活中，我在这片土地
上度过了42年。上大学期间，我每次放暑假都回来（冬天不回来是因为经济上捉襟
见肘）。
　　对我说来，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这里有我的根，我的故乡。我与这片土地生在一起了，她那生命的乳汁在我身
上流动。我热爱斯塔夫罗波尔。
　　根
　　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莫斯科人的说法，尤其是在大学期间：“你们那个外省嘛，
愚昧落后……　死气沉沉的王国。平平静静。”　说话者坚信，千百年来的整个人类
历史全是在首都创造出来的。但我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我故乡的历史就是最好的
证明。并不是“死气沉沉的王国”，并不是外省，而是两个大陆的接合处，各种文
明、文化和宗教的交汇处，许多民族、语言、传统和生活方式的接触点。
　　我不仅是从教科书和我仔细收集的地方志著作中了解到这些情况的。1975年在
皮亚季戈尔斯克附近的建筑施工中，马舒克国营农场内发掘出一个古墓。发现了墓
穴，那是一位领袖及其四名亲信的遗骨。学者确定墓葬已有将近4000年的历史。
　　早在公元前1世纪，在斯塔夫罗波尔、西北高加索即有古希腊、罗马作者称之为
苗特人和辛德人的部落居住，有的研究者认为他们当时在北高加索土地上建立了奴
隶制国家。公元前8～公元前7世纪西徐亚人从第聂伯河沿岸和克里米亚人侵此地。
后来这片土地属于希腊殖民的范围。公元初年阿兰人来到这里。他们建立了自己的
国家，这个国家存在了数百年之久。他们被匈奴歼灭了。大约从9世纪开始，基督教
从拜占庭和格鲁吉亚传到这里。10世纪出现了第一批俄罗斯人，并出现了与基辅罗
斯联系紧密的特穆塔拉坎公国。13世纪开始了鞑靼蒙古人的入侵。
　　随着俄国的形成，高加索各民族开始从与它的联系中寻求摆脱形形色色的征服
者的保障。1555年8月伊凡雷帝的使者安德烈·谢佩托夫与阿迪格公使从北高加索回
到莫斯科。伊凡雷帝宣布皮亚季戈尔斯克王国永远隶属俄国。开展了俄国防线的建
设，在叶卡捷林娜二世时代，建起了所谓的亚速一莫兹多克边界设防线，由七个城
堡组成。斯塔夫罗波尔也是其中之一。第一批卫士为霍皮奥尔哥萨克（沃罗涅日省）
和弗拉基米尔团的近卫军士兵（弗拉基米尔省）。
　　俄国军队也来到这里。开始建设哥萨克村镇。为了逃出残酷地主的魔掌，农民
也往南方跑。后来则开始以强制方式将农民流放到此地。这种移民是极其惨烈的人
间悲剧，不少人成了牺牲品。其中既有我的曾祖父母戈尔巴乔夫一家，沃罗涅日省
的移民，也有来自切尔尼戈夫西纳的外曾祖父母戈普卡洛一家。
　　在这俄国的南部边疆，连人的性格也来得特别，甚至可以说那是反抗的性格。
难怪许多人民运动的首领正是在这些地方集合起自己的队伍并开始远征的，这里有：
孔德拉季·布拉温和伊格纳特·涅克拉索夫、斯捷潘·拉辛和叶梅利扬·布加乔夫。
根据传说，就连西伯利亚的征服者叶尔马克也是这些地方的人。
　　看来这已深入到此处居民的血液中，并且世代相传。
　　我的曾祖父莫伊谢伊·戈尔巴乔夫和三个儿子（阿列克谢、格里戈里和安德烈）
在普里沃利诺耶村的最边上住了下来。他们起初都住在一起，一个大家庭，18口人。
旁边是近亲和远亲，都姓戈尔巴乔夫。家庭里的秩序严格而清楚：曾祖父是首脑，
他的话就是法律。儿子们成家后都另外盖房单过，我的祖父安德烈·莫伊谢耶维奇
当时与外祖母斯捷潘尼达结婚，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1909年，我的父亲谢尔盖·
安德烈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出生了。
　　家族
　　我的外公潘捷列伊伊·叶菲莫维奇·戈普卡洛对于革命是无条件地接受的。他
13岁就没了父亲，5个孩子中排行老大。典型的贫苦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土耳其前线作战。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分到了土地。家里的说法是：　　“我们的土
地是苏维埃给的。”从贫农成了中农。20年代外公参与创建我们村的土地共耕社。
人社的还有外婆瓦西里萨·卢基扬诺夫娜（她娘家姓利托夫琴科，其家族的根也在
乌克兰）以及当时年岁很小的我母亲玛丽亚·潘捷列伊耶夫娜。
　　1928年外公加入联共（布），成为共产党员。他参与建立我们的名为“庄稼人”
　的农庄并担任第一任农庄主任。我问起外婆这件事的经过，她幽默地说：“你外公
建立了一整夜，可第二天早上人全跑光了。”
　　30年代外公在邻村的红十月农庄当主席，离普里沃利诺耶有20公里。我上学前
基本上住在外公外婆家。那完全是我的自由天地，他们对我特别疼爱。我觉得他们
什么都围着我转。大人想方设法让我在父母家住上两天，却总是做不到。不仅我一
个人满意，父母亲同样满意，外公外婆就更不用说了。
　　童年时我还见识了革命前和成立集体农庄前典型的俄国乡村生活遗迹。土坯房，
泥土地面，根本没有床铺，睡的是高板床或者俄式炉顶，盖的是皮袄或者什么破旧
衣服。冬天把小牛犊也拴在屋内，为的是别让它冻着。春天为了早日孵出幼雏，将
抱窝鸡甚至母鹅也放在屋内。从现在的观点来看，那真是一贫如洗。而主要的是极
其繁重的劳动。至于我们那些争取农民幸福的当代斗士们所说的“俄国农村黄金时
代”　为何物，我弄不明白。他们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故意撒谎，再不就是患了健忘
症。
　　在外公家里，我第一次看见了粗粗拉拉地钉成的书架上面那些薄薄的小册子。
那是当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单行本。上面还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
基础》、加里宁的文章和讲话。里屋的另一个角落是圣像和神灯：外婆是个虔诚的
教徒。就在圣像下面自制的小桌上，醒目地摆放着列宁斯大林的肖像。两个世界的
这种“和平共处”　丝毫未使外公感到难堪。他自己并不信教，却具有令人羡慕的宽
容态度。他在村里威信极高。他爱说的一句玩笑话是：“一个人要紧的是穿着宽松
的鞋子，可别夹着脚。”　这可不仅仅是笑话。
　　我的爷爷安德烈·莫伊谢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部战线
作战，从那时起家里留下一张照片：爷爷以优美的姿势骑在一匹黑马上，头戴一顶
有帽徽的美丽无比的制帽。“这是什么军服啊？”我问道。爷爷避而不答，他
当时已老态龙钟，弯腰驼背，却身体干瘦。
　　当初这样的照片制作起来十分简单：在挡板上画一匹马和一个剽悍的骑兵，在
面部的地方挖个洞：只须将头部塞进去即可。（顺便插一句，这个传统也延续至今。
也许顺应当今时代增添了点新的东西：可以同任何一位画在挡板上的名人合影留念。）
　　爷爷安德烈的命运确实充满了戏剧性，同时又是典型的我国农民的命运。他与
曾祖父分开后自己单过。家庭变大了：生了6个子女。可倒霉的是只有两个儿子，村
社分土地又只给男人。需要让现有的份地多产些东西，于是全家老小日以继夜地在
地里干活。爷爷安德烈性格专横，干起活来对自己和家人都毫不留情。然而付出的
劳动却并非总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旱灾接踵而来。渐渐从贫农变成了中农。三个女
儿到了出嫁的年龄，就是说，该预备嫁妆了。需要钱，而农家弄钱的推一途径就是
出售自产的粮食和牲畜。果园也帮了大忙。爷爷喜欢侍弄果树，渐渐地培育出一个
很大的果园，各种果树应有尽有。他懂得嫁接，有时一棵苹果树上忽然结出三个品
种的苹果。果园带来莫大的好处，而且给家庭带来欢乐。
　　1929年大儿子谢尔盖（我的父亲）与邻居戈普卡洛的女儿结婚。起初小两口住
在爷爷安德烈家里，但不久便分开单过了。土地也得分。爷爷安德烈不接受集体化，
没有加入集体农庄，一直是个体农民。
　　1933年斯塔夫罗波尔闹饥荒。就饥荒的原因何在的问题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
是否特地制造这次饥荒来最终制服农民呢？要么是天气条件起了主要作用？我不知
道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我们这里倒确实是天旱。然而问题不仅仅在旱灾。大规模
集体化破坏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基础，破坏了农村中经营管理和生活保障的习惯
方式。我认为这才是主要的。当然也加上长期滴雨未下。可说是雪上加霜。
　　饥荒来势凶猛。普里沃利诺耶的村民饿死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有的人家成了
绝户，直到战争前夕，那些破烂不堪、没有主人的农舍仍然孤苦伶仃地留在村子里。
　　爷爷安德烈有三个孩子死于饥荒。他本人则于1934年春天因未完成播种计划而
被捕，当时上面给个体农民定了这样的计划。可是缺种子，计划便无法完成。爷爷
安德烈被当成　　“怠工者”　派到伊尔库茨克州去伐木。奶奶斯捷潘尼达带着阿纳斯
塔西娅和亚历山德拉两个孩子留在家里。我父亲承担了所有的操心事：谁也不需要
家了。爷爷安德烈在劳改营干的不错，于两年后，即1935年提前释放。他带着两张
突击队员奖状回到普里沃利诺耶，立刻加入集体农庄。因为他会干活，不久即开始
管理农庄的养猪场，养猪场始终在区里位居榜首。爷爷又开始获得奖状。
　　至战争前夕，生活开始走上正轨。外公和爷爷都在家里。商店里出现了花布、
煤油。集体农庄开始按劳动日发给粮食。外公潘捷列伊伊将草屋顶换成瓦屋顶。留
声机随处可以买到。流动放映队开始来放无声电影，尽管次数还很少。让我们这些
小孩子最开心的，是有人时不时从外面运来冰淇淋。人们在劳动之余、星期天举家
前往林带休息。男人们唱拖长声音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歌曲，喝伏特加酒，有时候打
架。小男孩打球，女人们则彼此讲讲新闻，并照料丈夫和孩子。
　　就在一个这样的星期天早晨，194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