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_2-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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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主权地位。我们将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进行工作。但这决不会影响我和您
保持联系的决心，也不会影响我听取您的新的意见，珍视我同您和赖莎的友谊的决
心。我和芭芭拉非常看重同你们的友谊。”
　　我以总统身份与之谈话的最后一个外国政治活动家是德国外交部长汉斯一迪特
里赫·根舍。我们一起回忆了这些年我们共同所做的好事无论是对于我们两国，
还是对于欧洲。
　　12月25日，我签署了向国务活动家们的告别信，我和他们共事6年，解决了不少
复杂的国际问题。我生活中新的阶段开始了。然而国际政治依然是我关注的中心。

　　　　　　　　　　　　　　　　最后的一幕

　　对于我来说，一个新的生活领域开始了。在阿拉木图，独联体首脑们作出了决
定，它关系到苏联总统权力移交后的地位和保障问题。其中有一款中俄罗斯总统声
称，一切与此相关的问题将由俄联邦领导来解决。
　　根据我的请求，俄罗斯总统签署一项命令，要求拨出一处房子，供社会—经济
和政治…理论研究基金会使用。这个基金会是我决定建立并由我领导的，以便在新
的条件下继续开展活动。（几个月后叶利钦拒绝履行这个决定。）
　　任何欢送会也没有。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离职
当天，还是离职以后，三年多时间里从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
　　12月25日晚，最高统帅的权力应该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移交仪式决定在克里姆
林宫我的办公室里进行。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和几位将军，还有几名军官早已等
候在那里了，这些军官在国家首脑对核武器的监控下日夜守护着那只著名的“小提
箱”。几分钟过去了……俄罗斯总统迟迟不来。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违背我们达
成的协议，不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叶利钦和他的亲信们听了我的讲话后，大
为恼火。
　　过后有人向我报告说，俄罗斯总统建议在一个“中立地点”“叶卡捷琳娜
大厅”见面，就是说，在一个通常和外国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地方会晤。看来，
叶利钦和他的一帮人把这一切都看做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有效手段了。但这看上去
非常可笑，如果不说是愚蠢的话。所以我也就不再为所出现的荒唐局面而烦恼，当
即把装有苏联总统关于将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的命令的文件
袋送交给叶利钦。我将“带有核按钮的小箱子”托付给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请
他立刻交给新的掌管者，并向我报告完成的情况。这一切都是在几分钟内完成的。
由此可见，从我将一国总统的权力交出后最初的几分钟，我就不得不和当权者的蛮
横无礼打交道了。正如后来事态发展所表明的，这并不是叶利钦报复心理仅有的一
次反映，而是他对我的特定方针的表现。
　　放下总统的事情不管，叶利钦亲自领导把戈尔巴乔夫“赶出”克里姆林宫的行
动。按照他的指示，编写了降下苏联国旗和升起俄罗斯联邦国旗的脚本，而且他亲
自监视这一切完成的具体过程，并拍成了电视记录片。原来商定：12月30日以前，
我结束在克里姆林宫的工作。12月27日，本来安排好了我要和日本报纸《读卖新闻》
的记者们谈话。但是上午克里姆林宫接待室给我打来电话，说上午8点半钟叶利钦与
哈斯布拉托夫和布尔布利斯占用了我的办公室，他们在寻欢作乐，大喝威士忌……
这是强盗们在弹冠相庆，祝贺胜利我找不到别的词汇来作比喻。
　　命令我三天内搬出市郊的总统官邸和总统住宅。12月25日，在我发表电视讲话
之前，一帮人来到我在科西金大街的住处，要封总统住宅。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
决定从速处理。这一点，我的家人、保卫官员我的“福罗斯分子”全都明
白。没什么好说的，行动迅速麻利，甚至有些恶狠狠的样子。一个昼夜，我们搬到
了新的住处。早上我看到了结果东西堆放得乱七八糟：书籍、各种器皿、公文
夹、报纸、信件，天知道还有什么。
　　“大迁徙”完成了。需要摆放安置。我从事自己的“业务”（图书、不同年代
的文件笔记、书信、电报、照片。咨询材料）。此时此刻，如烟往事，浮上心
头。新事旧事，已恍如隔世，不堪回首。这些一去不复返的历史陈迹，桩桩件件，
为国为民，无不感同身受，使我思前想后，感慨万千。
　　我沉浸在痛苦的思考之中。一次次地得出同一个结论我们尚处于1985年3～
4月刚刚踏上的道路的初始阶段。让人们随便去说“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终结吧，最
主要的东西只不过是刚刚开始。也就是说，结论和教训，急需的是现在，而不是别
的什么时候。于是，新年伊始，我便全身心地投人了关于未来工作的思考准确、
客观地并重新思考我置身其中的、为民主改革的极其严重斗争。
　　可是1992年一开始，生活已经开始变了走向，使人们对国家的命运感到很大的
不安和担心。灾难接踵而至。经济打击连连不断，俄罗斯人民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
政权被一群不负责任、不够资格、刚愎自用和冷酷无情的人所掌握。事情越来越明
显，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政治力量的组合，一种新的政策。陷入严重困境的不光是俄
罗斯，还有前苏联其他各共和国。
　　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十二月大转变的结果，它是俄罗斯和联盟历史上的黑
暗的一页。但这当然不是最后的一页。生活在继续，人民一旦“掌握了”获取的自
由，一定会找到新的联合道路的，一定会找到革新自己生活的道路的。我相信并期
望着这一天。






　
　　
　




　　　　　　　　　　　　　　　　　　　　　　　　　　　　　结束语

　　在结束语里说些什么呢？简单谈谈我生活的教训吧。
　　首先谈精神方面的教训。
　　如果讲我对家庭的态度，我是无可指责的。为了她能够强健的生活，我从来都
竭尽所能，不遗余力，而且我得到了充分的回报，受到亲人们的一贯支持。我从自
己生活中悟出来的另一个精神教训是：对别人心地善良，自己也会百倍地得到报偿。
读者可能会反驳说，事情并不总是这样。话说得很对。我的人生道路上也遇到过欺
世盗名、忘恩负义、阴险狡诈之徒。可惜这种人什么时候都有，特别是处在像我们
今天这样的历史大转折时刻。对于那些我当总统时就已经离开我的人更何况那
些宁愿和戈尔巴乔夫“个人”保持距离的人了我不会把他们归人这个范畴，也
不会“笼统地”加以谴责。他们当中有些人经不住一时紧张和责任的考验，害怕被
卷人斗争的漩涡，急着为自己选择个比较牢靠的落脚点。但是也有这样的人，他们
只能被称作叛徒，而不是别的什么。而且，我所说的背叛，并不是指对我个人态度
而言的。说到底，我从没有要求过任何和我共事的人加入我个人的圈子，对我个人
忠心不二。我指的是对我们奉为目标的事业的背叛。没有比朝三暮四、叛变投敌更
可恶的了。
　　但是，回到我最初的想法，我想说，在我人生道路不同阶段和我共过事的许多
人，他们同情过我的初衷，和我风雨同舟，休戚与共，鼎力相助。在我们当初“瞄
准”改革开始干的时候是这样。在改革的各个后续阶段也是这样。现在，当我就要
结束我的回忆录的时候，从俄罗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世界不同国家和地球的各
个角落给我来的信件源源不断，它们坚信，1985年开始的改革，经过了艰难的考验，
必将给我的祖国和全世界带来所期望的硕果。而常常只是向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
娜表达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心。
　　现在谈谈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些政治教训。我还在大学课堂的时候就领略到了政
治的奥妙，当时我阅读了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洛克、杰弗逊、车
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当然，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
　　但是，不管过去政治思想家们的教导多么宝贵，毕竟每一代人都不得不用自己
的智慧来生活。这首先是因为生活条件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尤其在我们的时代，
技术、生产和生活条件、经济和社会结构，几乎每·10年就会变得面目一新，核灾
难和生态灾难变成了现实的威胁。
　　由此可见，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除了因改革、民主化。经济和政治变革而引发
出来的是全新的外，毕竟我的主要教训仍然是旧有的，它像世界一样古老。那就是
必须掌握好分寸。也就是说，古希腊人就是这样教导的。它是柏拉图让写在自
己学院殿堂正门口的一句箴言。
　　在脑子里反复回味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我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
事件，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几乎我们所有的挫折、错误和损失恰恰都
和我们偏离了合理分寸相联系。有时候是在实行业已成熟的步骤时过分急躁；而有
时候又相反拖拖拉拉，慢慢腾腾。
　　我承认我和我的幕僚们并不总能够找到最佳的行动方案，但我应该补充说的是，
许多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导致联盟解体的事态的恶性发展，恰恰是那些丧失一切
分寸感。不惜任何代价、一意孤行要保持旧秩序和自己权力的势力所为的结果，另
外一些人则不惜一切手段来抓取权力。
　　这个例子再次暴露出人类最有害的贪欲之…权力欲的全部悲剧性后果。
他们把热切希望保留联盟国家的本民族的利益变成了自己野心的牺牲品。
　　但这是新的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的创作主题。对于我来说，作为一名职业政治家，
重要的是我在这里应该再次强调，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根不能滥用职权的精神主
心骨。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
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
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在这条道路上，1991年12月我不得不经受了最严重的考
验。
　　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一种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把权力拱手让
出去了。这被看做是软弱的表现，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的确，迄今为止，在所
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
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
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可以易手了，从人民
选举出来的一部分人手里转交给他们推选的另一部分人手里。实际上，联盟协议签
署后我是打算这样移交权力的。遗憾的是，由于八月和十二月的阴谋造成的结果，
这种可能被破坏了。从那时起，俄罗斯再也无法回到政治稳定的轨道上了。此后一
连串的动乱一直使俄罗斯不得安宁。我们未能完成的任务只能由下一代政治家们来
完成了。
　　我生平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
我几乎毫不怀疑：许多读者在这里会露出怀疑的微笑。的确，当周围正在流血，我
们眼看着许多粗暴无礼的势力在践踏正义，而且屡屡得手，即使不是作为一种理念，
只要暴力手段实际上在许多国家仍然在使用，就很难使人相信还有什么正义可言。
我国在思想理论上就认为主张非暴力的人是一些软弱无力、毫无用处的安慰者。
　　如果丢掉偏见，仔细认真地看一看前苏联、南斯拉夫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现在
所发生的事情就不难相信：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当然，可以
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会积累起
来，必将引起爆炸。这样的损失往往要大过千万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情况下只要我能够决定我都坚决主张利用政治
协商可能的缘故。而且我坚信，如果现代的政治家们迷恋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认为
这种方法看上去简单易行，那么这肯定是一条毁灭性的道路。到头来不是和平，
而是冲突越来越多。有酿成世界大火的危险。
　　谴责暴力，当然，重要的是不要陷入极端。这里，正如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
需要掌握好分寸。遗憾的是，不使用点强制性手段，现代社会就无法生活。问题的
实质全在于对强制性手段要严格仔细地权衡。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要使用得当，完
全符合法律。对于我来说，严格遵守法律，从来都是最重要的。这不光是因为我受
过法学教育。实际上，除了适时地制订法律、运用法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将社
会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对其进行革新。当然，如果
不算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政变、暴动和革命的话。
　　法律体现了人民及其所选代表们的共同的、协商一致的意志。当一个政府在法
律的帮助下进行改革时，它是充满信心的，而且国民也信心十足。只要脱离这一原
则，走上专制独裁的道路，那么偏执、专横、流血，就无法避免。
　　最后，我还想谈谈我在政治活动中的一个主导思想。它就是革新的思想。以前
体制的根本弊端恰恰就在于它不能革新。苏共二十大后结束了斯大林模式一个最负
面的特点大规模的迫害。但同时却保留这一模式“旧有的灵魂”原封未动
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力。这就严重局限了政府的视野，
使它变成为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几乎不可能在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进行改革。
　　必须要经常感受生活的脉搏，敏锐地倾听并及时作出对新的要求的反应，这不
仅仅是对我们俄罗斯人的要求。我在世界各国多次对听众们说过，革新应该将整个
现代社会都涵盖进去。用常人的眼光就能够看出，在科技、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
和国家的结构以及国际秩序方面，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和时代同步
前进，在革新措施方面落到了后面，我们就会被全球热点问题的重负所压倒。
　　苏联和西方竞赛中之所以落伍，原因在于发达国家早在60年代就懂得结构调整
和高科技技术的必要性，知道必须对整个生产机构进行革新。但是现在，同样是在
西方，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还必须在社会方面进行变革。青年人对自己的状况
又感到了不满。自管的问题、各民族关系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而且通常用传统
理论的观点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基督教民主派的
已经不能作为实际政策的有效基础了。
　　这就是说，必须提高我们思维的水平，创立社会发展的新的综合观念。对于营
造未来而言，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革新
世界之路的探索将采取自治的方式呢，还是仍然采取紧密结合、彼此互动的方式，
抑或是大一统的方式？这后一种方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何况眼下还没有把握说
事情将来一定是这样，即利己主义一定会占上风，各自为政、自谋生路的愿望肯定
要占上风。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各民族在解决自己未来的问题时越来越
多地在走合作与互动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