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以上,水面以下-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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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羽常常把我当马骑。思想里，我也常常把她当成另外一匹马来骑。平等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而潮起潮落的生理欲念，则是这个主题里的主题。只有和夏羽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可以抛却一些人生具体的烦恼。才算是个男人，合格的骑手，或者在深远的想象里，我的手里也有根尼采的鞭子。
半个月前的一个夜里，我替一个报社写完一篇拖了很久的稿件后，又一次漫游在这个自己即将与之挥别的城市。在街道的一个拐角处，我遭遇到一个比双眼皮还多几个双眼皮的暗娼。她趴在一个冰凉的垃圾桶上低声哭泣。忍不住我走了过去，递给她一支烟。她接在手里，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抹去眼泪，还对我笑了笑。问，你是干嘛的。我也笑。我笑着说，我是这个城市深夜里最后一位侠客，我在漫游，并替上帝收集着尘世所有的悲伤。
她告诉我说，自己忙了整整一个晚上，先后被一群血气方钢的年轻男人骑在身上，下面的那个地方都被他们捅出了一个豁口，并淌出了大量的黑血，却没有挣到半分钱。那群男人可能是一伙的。他们在她身上作业时，一个个都显得豪气干云。他们自称是这个城市最最豪爽的嫖客。可是事后，他们却以那些黑血是她的月经为由，没付她分文的嫖资。当妓女谈到钱的时候，那群大搞封建迷信的嫖客，还这样叫嚣着：“倒霉倒霉！撞红啦！老子们明天上街肯定会被汽车撞上！” 嫖客当中，有个脑袋最大的家伙，对其同伙们大声嚷嚷着说：“那就别给她钱！一毛钱也别给她！”看来，脑袋大的，的确是出类拔萃。
漫游的侠客，收集完暗娼的悲伤之后，就扬长而去。为一毛钱而哭？她哭的理由居然也头头是道。可是，只有城市深夜的垃圾桶，在承受着她的悲伤与愤懑。现在，我已经忘了那个暗娼的故事。因为她的哭声很像是一朵冰冷的雪花，从天上落下来，注定的命运就是被消解和融化。除此之外，雪花别无其他选择。所有的雪花都一样。
往回走的路上，我又发现我的一个女同事。她表情紧张地跟在自己的上司后面。其实她的上司也就是我的上司，只不过我现在已经辞职了而已。他们俩最终停在一家名叫“四方”的宾馆前面，站在宾馆门口，他们表情默契地笑了笑，还相互调整了一下各自的情绪，然后才相对自然地走了进去。
一个礼拜前的一个夜里，我看见几个雄性乞丐蹲在一起喝酒数钱。酒后他们决定：要找个全世界最便宜的女人来卸卸火。像个小贼一样，我尾随其后。他们所找的女人来自五湖四海，年龄不一，依靠拣拾垃圾维生。市容警察是她们最为野蛮的敌人。乞丐们只要花五到十元人民币，就可以得到一次伟大的生理满足。而他们乞讨五到十元，最多只需要两到三个小时。那些拣拾破烂的女人，尽管没有红灯区里的那些小姐们技术捻熟，服务周到，但她们待客的热情肯定也会有的。因为我看见那些男乞丐们趁兴而去，满意而归。
我开始这样想，因为这个奇妙的世界，人们已经发明出了许多新东西。譬如乞讨，可以活命。譬如卖淫，可以生财。譬如我，胡编滥造出一些虚假恶心的爱情故事，也还可以暂时解决我的衣食住行。因此，无论严寒还是酷暑，这些人，包括我，都不会被热死或者冻毙。据说，在遥远的家乡，这些乞丐们都盖起了高楼大厦，他们把自己的田地转包给没有经营头脑的乡亲们耕种，他们的大厦里摆满了现代化电器商品，他们的弱智儿子娶上了买来的俊俏媳妇。我又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和他们（她们）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很多欲望让我们坚守在自己生命的阵地上，不需要尊严与归属。
在我漫游的夜里，我甚至听说过这样的一个笑话：一个身材瘦弱缺乏营养的年青男子，持刀抢劫了另外一个油头粉面老板模样的人。但很快他又把抢来的钱还给了那个老板。原因是他嫌弃自己抢来的钱太少，甚至不够自己抢劫后负罪潜逃的盘缠。冒着当强盗的危险，抢到的这点小钱，居然跑不出原来的城市，他觉得很不划算。所以还不如不抢。
我漫游在深夜的城市里，常常怀念起我的一些朋友。我知道他们一定都跟我一样，至少他们也都还活着。那就没有什么怀念的价值。我准备熬完这个冬天，再看看这个城市最后的一场大雪，然后我就不会还在深夜时分漫游城市。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事物，让我感到有些具体的疲倦，我甚至已经不想再呆下去。因为很快，我可能就要去美国。
第二节 过去与现在
我的过去与现在不同。过去我很纯洁，甚至鄙视一切丑陋的事物。所以有时候，当我静下心来，我会痛恨起我的现在。早些年，我恨过我爸爸。因为在我妈刚去世没几个月，他就把一位陌生的阿姨带回里面的卧室。他们俩也不怕惊动我妈的亡灵，把那木头大床摇得比拖拉机的突突声还响，这导致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失眠。
再早些年，我还恨过我唯一的姐姐周一萍。因为她刚读初中一年级，胸部刚刚微微突起时，就和许多高年级的痞子生们混在一起。周一萍读到初一时，周一平也正好读到初一，因为她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忽然生了一场大病，因此留了两年。而且我还进了甲班，她考试成绩没我好，被分到丙班。用甲班班主任的话来说，丙班的都是垃圾生。
“恋爱是神圣的！绝不是你们打着她的幌子，去练习着你们所向往的摸奶和亲嘴！”上述这句话不是我发明的。它出自我们学校前任校长陈麻子之口。那天，学校召开批判流氓痞子学生大会，老校长陈麻子宣读到女流氓生周一萍的名字时，坐在我身边的甲班女生黄静吃吃笑了起来。说，周一平？我们班不也有个叫周一平的吗？挺好的呀，怎么也成流氓生了？我知道黄静是故意这样说的，她的目的，肯定是借此来耻笑我姐周一萍。可我没勇气跟她争辩。那一刻，我恨不得把头低进自己的裤裆里去。尽管陈麻子平时说不好普通话，但那次，他并没读错任何字。因为平与萍的读音完全相同。
我姐虽是女流之辈，可小小年纪就光荣进入了我校流氓榜。当我爸从党校学习归来，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他气急败坏地把我姐绑吊起来。我爸的皮带挥舞，我姐发出阵阵惨叫。但丝毫唤不起我对她的任何同情。我妈在一旁，虽然心疼得直掉眼泪，却没什么理由去劝解我爸。那次，我爸将我姐一顿毒打之后，觉得并没解气。索性还把她锁在小阁楼里，饿了她两天两夜。我爸希望我姐从此重视我们这个家族的名誉问题。我姐被反锁在小阁楼的第二天，趁我爸不在的机会，我妈拿了两块面包，叫我偷偷送给我姐。我用奇怪的眼神瞪着我妈，冷漠地笑。我说，饿死她才好，她让我在学校丢人现眼。可我的那句话还没说完，我妈就哭了起来。默默地从我身边走开。
时光不会倒流回来。可是脑海里的记忆却可以。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小时侯的周一平简直丧尽了天良。因为不管怎么说，周一萍毕竟是我姐，而且还是唯一的姐姐。其实周一萍非常疼我。从小时候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我鄙视她跟痞子生们混在一起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后来，当我读到初三，对本班女生黄静实施报复时，一些喜欢黄静的男同学，开始找起了我的麻烦。
我之所以报复黄静，就是因为她曾经耻笑过我在我姐接受批判的那个全校大会上。一开始，我濒繁地给她写情书，大胆地约她看电影。然后当着众多同学的面，大声宣读着她回给我的情书。甚至公开造谣，说她和我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做过什么和什么。我要把她的名声弄得比我姐还臭，才可以消解我的心头怨气。我觉得自己这样做，不但一点儿也不无耻，相反，却充满了荣誉和神圣感。
可黄静却不是那么好惹的。她有三个哥哥，另外喜欢她的男生也有老大一大排。后来她三个哥哥，外加那批暗地里喜欢她的男生，他们联合在一起，准备找我的麻烦。当我姐周一萍知道这个事情后，就迅速发动起丙班的痞子生，一鼓作气的，狠狠地修理了他们几顿。在我姐的率领下，那帮痞子生，先后大大小小的，帮我打赢了四五次群架。通过这事，我和周一萍的关系，才重新密切起来。许多年以后，我，黄静以及我姐周一萍，首次聚在一家饭店叙旧时，说起我们少年时代的那些有趣的事情，黄静感到非常气愤，说我那时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尽管我现在比较贫穷，一日三餐还得依靠着我撒谎的天份来维持。但骗你是小狗，我们这个城市，在一个世纪以前，至少有三十家商铺店面，都打着金光闪闪的“周”字大旗。它们的创始人就是 我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曾经给捻军某王担任过财政主管。虽然后来的捻军节节败退，最后灰飞烟灭。按照我的想法，那老头肯定和现在的贪官污吏们差不多：愈是非常时刻，他们就愈容易捞钱。要不然哪来钱财，开设出那么多的店铺？
周家到了我爷爷那代人的时候，仅是嫡亲的兄弟姐妹就有十好几十口。原因是我爷爷的爷爷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一共讨了十一房老婆。那时侯，正值战火纷飞，国家危难之际。加上他们那帮所谓的兄弟姐妹，又不是一个妈妈养的。所以趁着老祖宗一命呜呼的混乱，整个周家立马就被他们弄得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以爷爷的爷爷翘辫以后，他的儿女子孙们，基本上依旧还在穿金戴银的生活着。
不过到了民国后期，周家就开始渐渐衰败。具体是什么原因连我爸我妈他们那代人都没弄清楚。总之家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及至新中国成立，只剩下现在的这栋破洋楼。而且它的前身还是某某县工人革命委员会驻地。二十多年前，我爸刚刚甩掉反革命的大帽子，却又冒着第二次成为反革命分子的危险，跟那些革命委员们装疯卖傻胡搅蛮缠。不过那时候，我国很多原来的黑五类们，疯狂争取着自己沦丧多年的各种合法权利以及财产，基本上已经是大势所趋。所以有惊无险的，也终于把它给争取了回来。
爷爷的爷爷死去之后，我爷爷就只好去投身革命。因为他是他爷爷最小的老婆的孙子。分家时，他只分到一小笔财产，但他连一个子也没要。而是孤身步行的跑去了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据说后来还进去抗大学习过，听过毛主席亲自讲授的“论持久战”。听我爸说，我爷爷是个很有骨气的男人。对革命对战友乃至朋友都忠心耿耿，很有燕赵遗风。但抗战胜利后，爷爷的命运一点儿也没被改变。迎接他的是没完没了的交代与检查。原因是他的许多叔伯兄弟都在另外一个政党组合里工作。最后爷爷按捺不住内心的聒噪，索性把军装一脱，趁着某个月黑风高的深夜，从革命队伍里一跑了之，跑回老家就继续当资本家的公子王孙。
近来的这十几年里，我国政府放宽了对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周家流亡在海外的那些洋亲戚，也纷纷衣锦还乡，回来大陆扫墓，探亲。他们现在的身份是我国人民最最喜爱的外商。而我父亲却因为出身不好，在四化的前期建设活动中，一直郁郁寡欢，不甚得志。虽然早在邓爷爷开始执政的年代，名誉就已经得到了相关的恢复，但在基层革命队伍里，他的官运却并不亨通。我出世那年，我爸刚好正式得到平反。我名字里的平字，就是他得以平反昭雪的意思。是不是很老土？没办法，我爸可能只有这么个水准。
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面，父亲总是常年绷着个脸。好象我们家每个人都欠了他一大笔巨债似的。不过一到秋天，他就会好一些。常常把我带到阳台里，拉一段二胡或者吹一段竹笛什么的，逼着我听。但我特别不喜欢他拉二胡，我喜欢听他吹竹笛。
因为二胡好象总是沾染上了一种凄凉味，穷酸相。瞎子阿炳就是个生动且具体的事例。而竹笛留在我童年印象里的，总与一些风流倜傥白衣飘飘的古代才子们有关。所有的民间乐器里，我最喜欢的就是竹笛。因为它轻灵，飘逸，又几乎没有任何重量。它的旋律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生命在飞翔的状态。我还常常在父亲的笛声里幻化成一只不停盘旋的飞鸟。我很愿意听下去，也很愿意自己一直沉浸在那种快乐的幻觉里，就那么不停地在天空盘旋。让生命没有尽头也不要源头，不要根。我本来就是个没有根的人，难道我说错了吗？
第三节 根
为什么说我没有根？我想这个问题必须有所交代。我姓周，我父亲以前也姓周。但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却改了姓氏，开始姓起了章。并心满意足地对我说，这下终于找到了老祖宗，死了也可以闭眼睛喽。其实无论父亲姓什么，他都无法更改以下两个事实：1，真相大白以前，他曾经被自己的祖宗抛弃过，现在我也是。我父亲现在已经改周为章，而我却依旧姓着原来的姓，我懒得去派出所修改户口簿，所以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姓周。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叫我周一平。2，不管父亲姓周还是姓章，他永远都是我父亲。以前姓周时，是，现在他姓了章，依旧是。
去年春季，我们家来了个风尘仆仆的商人。五六十岁的样子，但看上去显得很精神。一般走南闯北的商人，基本上就这样。年纪越大越显得精神。不像我父亲，也不过五十来岁，退休后天天赖在家里不出去，要么拉二胡，要么就约几个邻居大爷大娘们来家打通宵的麻将。扫眼一看，整个一副垂垂老矣尚能饭否的暮年风采。
那个商人来我家的那天，我正趴在电脑前面伏案疾书。那段时间我几乎是个才若泉涌的快枪手。动辄写完一篇小说。写完这篇我就开始动笔写那篇。商人进来时，我正在写着第N 部所谓短篇，题目好象叫着“谁曾深深爱过我？”。他没直接敲门就径直闯了进来。事先也没问我是谁，径直就问：谁是周大我？我没答理他。我爸当时正在打麻将，轮到他摸牌，忽然他把手里的那张麻将倒翻过来，再往桌面狠狠一拍，大叫一声：“门前清！全带幺！妈的单吊小鸡也能被我碰上？！” 我爸欣喜若狂地收完钱，这才注意到家里已经多了位不速之客。我爸说，我就是周大我，你找我干啥？
那个商人一听我爸就是周大我，一步窜过去，一把逮住我爸的手腕，嘶声叫道：“弟弟！”。然后就泪眼婆娑。我父亲被他抓得七荤八素的，瞪大了双眼不知所措。另外几个麻将搭子也被他弄得莫名其妙地怔在那里。连我也忘记了写作，停止了对键盘的直接蹂躏，开始仔细地观摩起眼前这个别开生面的场景：那个商人一只手紧紧抓着我爸的手腕，好象生怕一松开，我爸就会飞掉一样，另外一只手艰难地从自己的旅行包里翻出来一本发黄的族谱。他把那本族谱强行塞到我爸另外一只手里，让我爸翻到哪页哪页，然后用自己的手指指着一排模糊不清的文字，对我爸说，50多年了！弟弟。。。50多年过去了！这就是你的名字呀！
其实关于我父亲的身世，我和我姐很小的时候就听我奶奶说起过。奶奶说我父亲很小的时候，江北老家忽然闹起了天荒，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