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冷雨敲窗 朱国良著-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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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其害，以退为进，“称疾不与政事”。曹爽放心不下，派人探察。司马懿为麻痹曹爽，“使两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进粥，帝（司马懿）不持杯引，粥皆流沾胸。”言谈中，又“错乱其辞”。探访者被司马懿精彩逼真的表演所迷惑，回去告诉曹爽：“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也。”曹爽终于上当，“不复设备”。时隔不久，司马懿趁曹爽随魏帝外出之机发动政变，诛灭了曹爽三族及同党。
如果说司马懿是为避其害而装病卖痴，那么，明代燕王朱棣则是掩其野心而装疯卖傻。朱元璋死后，因长子先他死去，便由长子的第二个儿子朱允炆继位。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棣不满，欲图谋代之。当阴谋事先有所泄露时，朱棣便“佯狂称疾，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或卧土壤，弥日不苏”。为了使人相信他真的疯了，“盛夏围炉摇颤曰：‘寒甚’”。朱棣下了一番“苦功”，使“朝廷稍信之”。当一切准备好之后，他便于当年六月起兵反叛。经过几年厮杀，便把侄儿赶得下落不明，自己登上皇位，史称成祖皇帝。
以上只是典型的两例。这种“装病”现象，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官场社会的一大“传统”。只要翻一翻二十四史，就可以发现“托病不出”、“抱病辞官”的手段还委实不少。
人吃五谷，必有百病。天下世界，不生病的怕只有四大金刚、十八罗汉了吧！但能借“病”这一较为特殊的东西，生发事端，欲达目的，也算是一大变术。想来人真是聪明绝顶的东西，可以借着生病迷惑人、麻痹人，以致成为伎俩而夺江山、打天下，则更是离奇了。在这方面，老百姓远比政客们率直，也大有自知之明。他们深知“穷人不生病，好比交大运”的重要，佯装有病，不仅没人会理你，躺在那里还不喝西北风去。装病之类手腕，在有的人手上，被玩得炉火纯青，如同梁山好汉“一根哨棒被舞得呼呼作响，泼水不进”，这没有一点心计，没有一些手腕，怕是难以得逞的。
大凡“政客病”，又往往是“心病”。对于一般的毛病，苏东坡诗云：“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但“政客”
们的这些病，往往“心病”还要心药医，达不到目的，谈不成条件，看不到实货，得不到名利，往往这“病”就好不起来。这等狡而售奸的“病中有诈”，实在是需要善良的人们，去清醒地用慧眼明察秋毫的。
“情人眼里出西施”析
生活中的男女双方，由于爱得深切热烈，爱得死去活来，“灵台无计逃神矢”，以致在爱神的驱使下，往往“闭眼‘总’见三春景”，把对方的一切都看得十分完美的。人们所说的“爱着人的人往往缺少理智”就是这一层意思。而近来发现一个怪现象，情场之事竟转移到官场呢！
在使用人才上，有人总喜欢把男男女女、卿卿我我的那一套，特别是诸如“情人眼里出西施”之类，用在发掘和选拔人才上，使得“乱点鸳鸯谱”，这就往往“失之千里”了。
对使用人才，我们常常说要“任人唯贤”，“知人善任”，这话恐怕要说得舌头起泡，听得耳朵结茧了。但有人就善于好文章歪做，因为他是以“听不听话”，“会不会揣摩意图”作为全文主题的。更有“情”字在起作用，以“情”选人的结果，当然是“一家欢乐几家愁”了。有才而不会暗送秋波者，当然只有“空悲切”。而有情而无才者，一夜之间就成了西施美女。人们惊讶之余，还会被亲得不能再亲的人那套“活学活用”的理论根据所折服：“用人不避亲”，结果出现了开支委会大喊“二叔”、“三舅”的情况，不知情者还以为那是拉扯着去喝老酒吃饭呢！
当然，要叫人“眼中出西施”，也未必一定要“同吃同住”的一家子，以及有着三姑六婆九姨的干系。现今还有一条准绳在：“听话”。适合这个标准，别人看似一个疤，我偏认定一朵花。有意见么？这还不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妒忌么！
不服气吗？这不是吃不着葡萄说是酸么！很明显，这种幻觉的产生，事实上是选人用人者眼睛近视了，以致“乱点鸳鸯谱”。但请注意，这“情人”并非“众人”，无非是“一人唯唯”而已，有着“半是交情半是诗”的意味。当然这个在一人或几个人眼中的“西施”，可不见得是真的美人，老百姓看着或许还是“东施”呢！
男女双方，天造地设，可以容得丑陋和缺陷，因为爱情可以容忍一切，改变一切。旧时西湖月下祠便有一联：“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身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喜结连理，本是缘分和情感所致。而用人使材则当别论了。《说山训》中有句话：“西施有所丑，嫫母有所美。”意在谓用人应该用其之长。当然，即使是真的“西施”，既然有“丑”，也不必碍着私情，而禁若寒蝉，何况是打了个大大问号“西施”了。我们说“宁用有疵玉，不用无瑕石”，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因为凭着“情人”脉脉含情的眼睛，把“石”也当作了“玉”，那可是要坏大事的。“试玉要待三日满，辨才还须七年期”。这是老祖宗早就交代我们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和做作。当然，认识上的眼疾，往往由思想的心病所致。如果说识才选才凭交情、恩情、千丝万缕的儿女私情来行事，只有“中意”，却无“做意”，你眼里似乎是出了沉鱼落雁、闭花羞月的美人儿，但老百姓还是恶心得很，禁不住要作呕呢！成名还须悠着点在艺术的天地中，在画坛领域里，“人怕出名”之说似乎要视作陈词滥调的。与此背道而驰的是：上了此条船，献身这一行，谁不热望“十年寒窗苦用功，一朝闻名天下扬”！因而，成名成家是荣誉的事，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们以“黄金若能种，我当力不竭”而苦苦作舟乐而为之的事。对此，不须我辈饶舌非议。
然而，伴随世事的浮躁、艺坛的浮华，我们也看到了有些人对画艺的浮夸和精神上的浮肿。一些画艺并不怎么样的人，神如风筝断线飞，心似战鼓咚咚擂，不思与寂寞为伴、和诗书相亲、于墨海涵泳、向实践讨教，总想走捷径、抄近路、耍聪明、使手腕，胸中并无多少笔墨却想早早加入名流行列，画艺还只是打基础阶段就想一步登上南天门，创作出传世之作，成为大家名家。总之，他们对画事心猿意马，却想一夜之间“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未免滑稽了一点，可笑了一些。
多少事，从来急。这本是一种精神状态。但是“急在心里，忙在手里”，更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辩证法。当然，心急未必是坏事，较之“哀莫大于心死”者，又不知好多少倍。问题是光心急不行，许多时候还得要心静才好，需要向静去索取力量。“书从疑处翻成悟，文到穷时自有神”。这对于文艺和美术而言也是这样的。只有静心修养，自前辈和名作中汲取营养，自己不断磨砺积蓄力量，甘愿在时尚的鼓噪声中，不管市井喧嚣、红尘迷漫，不仅有一种责任心和事业心，而且甘愿痴痴地守住那份为艺术献身的操守，以“十年磨一剑”
的精神，为智慧、思想、知识披荆斩棘开辟出一条可以容纳精神奔放的路途。
生活中的不少事物可以给我们哲思。雄峙蓝天的高楼大厦是以一砖一石作为坚强基础的；宝剑寒锋横空出世，没有熔炉淬炼岂能削铁如泥。即使是一瞬辉煌即谢的昙花，也需要多少年的孕育。古往今来，有志者心急于心目中的目标，但往往又取心静而实践。缩短与高山的距离，只有靠前进的脚步。怀素和尚的书法，被李白赞之“笔锋杀尽中山兔”，没有数年如一日的静学，就没有“草书天下独称步”的成就。画坛泰斗齐白石暮年谋求变法，竟闭门谢客十载，终使画艺有“龙吟虎啸、经天纬地”之妙。所有这些治学研艺的事例，无不印证着一分辛苦一分才这个道理。
回想起来，还是俗话说得好：“心急吃不得热粥，跑马看不进《三国》”。要想创作精品，名副其实地成名作家，还得心定咬得菜根香，百室还是书斋好，静心静气地去坐冷板凳、苦心苦志地去做真学问。如此，方能吃得“热粥”，尝到甜果。
朋友，悠着点儿呵！
相声·仿声和骂声
曲艺之中，我最喜欢看相声了。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每周一次的《曲苑杂坛》，如同小朋友爱看“蓝精灵”、“一休哥”、“米老鼠”一样，我差不多是每期必看的。
的确，我们的生活需要讽刺和幽默，更需要欢歌和笑声。
相声，这被侯宝林先生称之为“笑的艺术”的艺术形式，利用捧、哏、逗、说等等手法，其中精彩的片断，风趣的对白，熔高雅与诙谐于一炉，合寓意和风趣共一体，常常会使得“台上台下呵成一气”，大有“一个小丑进城胜过十个名医”之妙呢！至于相声段子中那意思是针砭时弊、革故鼎新也好；是嘲讽世事、激浊扬清也罢；是忍俊沉吟、陶冶性情也行，其意味、意趣都是极浓的。但就我孤陋寡闻且“眼见为实”的几次听相声的情况而言，有的相声则如夏天馊了的饭菜，有些变味了。一些相声则是一味的仿声。你说什么，我则学什么，鹦鹉学舌，东施效。有学说话配音的，有学歌星唱流行歌曲的。其实，偶尔为之，倒是新鲜。老是如此，令人倒胃！这种亦步亦趋的仿声，失去观众，“老调子终要唱完”，也就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
一些相声除了“老袋子装陈芝麻”，常常陷入仿声的俗套外，还有走味的地方，那就是有的表演不仅硬塞进一些庸俗的笑料，甚至还出口成“脏”，差不多使相声成了一片充塞于耳的骂声。但这种“骂”，绝不是“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的精骂、绝骂，而是其中两搭档你骂自己，我骂自己，把国骂、街骂、泼妇之骂、青皮之骂统统抖露出来的“骂”；还有骂搭档的倚墙之骂、隔山之骂。有的骂兴大发骂滑了口，还“城门失火”扩大化，叫台下某些有生理缺陷的人大受委屈。把真切深刻的含义捉弄了，将意赅活泼的幽默抹煞了，“春风应笑我，年年戴旧帽”总是一些老套头，使得这种讽刺的艺术成了艺术的讽刺，这是悲之所在，也是爱好相声的观众虑之所在。
相声既然是一门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艺术，其遣词造句就应该是文明高雅的，尽管它的表演内容可以“上到国家大事，下到房门钥匙”，表演形式可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只是“泼妇骂街”，却不成体统。事实上，我们的相声艺术不是不要骂，只是不要漫骂和辱骂。“骂得妙比赞得好更显妙趣横生”，就是这个意思。《三国演义》上有一回“武乡侯骂死王朗”、诸葛孔明那种精到精辟精妙的骂，就很有些艺术了。
总之，相声作为春秋时就有了雏型的艺术品种，要开“口”有益，靠仿声去取宠卖乖，靠骂声逗趣插科，那是一条庸俗的死胡同，行不得也，人们！
可怕的糊涂
不知你留意了没有，有一阵子了，“难得糊涂”这句话在悄悄流行。板桥先生的这一拓片，不但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也高悬于某些领导干部的客厅间，出现于他们办公桌的台板下，挂在他们絮絮叨叨的嘴巴上。这固然一方面有人欣赏这“七品芝麻官”独特的书法艺术，但听其言，观其行，一些当“官”的却是真的把“糊涂”哲学作为从政的要诀、处世的箴言，并落实在行动上，那就让人生出丝丝可怕来了。
按说，“难得糊涂”这话的本意是不错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古往今来，在人们心目中，大事清楚，小事糊涂，原本是一种追求，一种美德。所谓“难得糊涂”，也是一种升华，属于一种境界，意思丰赡，意义深邃。
可忧的是，流行的东西往往被不恰当的改造延伸而变形，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赋予其别一种意思，则让人忧从中来。因为我们只要认真观察社会，就不难发现官僚主义与糊涂哲学有着“血缘”关系。在一些领导班子中，大家都装“糊涂”，“井水不犯河水”，只要不触犯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不去多管“闲事”；在某些“大检查”、“现场会”中，有的领导人明知虚虚实实在“做戏”，也让它“假戏真做”，还带头拍巴掌，让“掌声响起来”；有的领导人喜欢报喜不报忧，下属单位事故隐患早已暴露，他却“糊里糊涂”给他们挂上“文明”
或“安全”的牌匾，让“一俊遮百丑”；某些干部徇私舞弊，声名狼藉，他的顶头上司却佯装不知道，不但不处理，甚至让他平步青云，易地升迁。某地或某人出了问题，群众反映、举报了，可往往到领导那儿就没戏了，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石沉大海，了无音信，对这种群众谓之官“了”主义的做法，也是官僚主义在作怪，糊涂哲学在作祟他们奉行的“糊涂”哲学，确实“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却被他们“糊里糊涂”损害了。“聪明反被聪明误”，这自然也包含这种“聪明”的糊涂。
很明显，这些官僚主义者对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有很大的误解。读人可知得失，读史能够明志。读读板桥先生一二，也能明白一些东西。
郑板桥曾是这样的“糊涂”人。他在任山东潍县县令时，接堂弟来信，求其为与邻居的墙基诉讼案帮忙。他回信劝弟“让他三尺又何妨”，之后，又写下了“难得糊涂”的条幅，并题跋道：“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他是有感于堂弟对小事情这样“明白”而发的，慨叹世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聪明”转入豁达大度的“糊涂”则更难，主张“放一着，退一步”
则求得心安。试看他“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连睡觉都竖起耳朵听民间疾苦，国事大事天下事百姓事件件关情，这哪里是糊涂呢？其实，在封建社会中，也十分忌恨当官之“糊涂”的。清代雍正年间就有尹望山的一个故事：一次他问同僚所怕何物？有答怕蛇怕蝎的；有讲怕龙怕虎的，而尹望山却正色道：“这些我都不怕，就怕糊涂人！”这话言简意赅，令人抚掌叫好！
现在一些人把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作为处世哲学，与郑翁的原意相悖甚远，如果是一般老百姓那还情有可原，若是负责一个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干部作为从政的秘诀，那就成问题了。“可赞与可笑只差一步”。从一些现象就可以看出，由于某些领导人的糊涂，已给改革开放大业带来危害。重要的是我们的领导干部担负着为民谋利，替民造福的重任，要大胸怀有大宏图，大手笔写大文章，就应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做到“坚定清醒有作为”，需要执著与警醒、参与和奋发，而不是浑浑噩噩、马马虎虎、糊糊涂涂，倘若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大家都来糊涂，我们国家哪里还有前途？我们的民族哪里还有希望？
宋人吕端主张“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繁文缛节，则不加理会，鸡毛蒜皮，不吹毛求疵；方针政策，原则问题，大是大非，十分明白。这恐怕应是为“官”从政，克服官僚主义之道。总之，该清醒时，万不能马马虎虎，该糊涂时，切不可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