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53-我的心在乌云的上面-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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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辑计划和撰稿人须事先申报取得批准。报纸的标题、内容、照片、广告都要接受审查。审查越来越挑剔，禁发稿件成了家常便饭。出版图书要预先申报计划，附上原稿或有关资料。出版社甚至必须提交购买图书的〃读者卡〃，有关方面据此调查读者的思想倾向，有的读者受到查问，有的军人受到处分。一些著名学者因言论、学术问题而被逐出大学校园，甚或受到审判。思想迫害、学术治罪的事件不断发生。
思想迫害和学术治罪
凡此，日本的文化统制，还有教育改组，都是推行〃强制的同质化〃的实践，是建立法西斯〃国防国家〃总国策的一部分。
日本在近代天皇制统治之下，意识形态领域不遗余力地灌输有关天皇神话、国体精神、忠君爱国和军国主义思想。革命思想被视为大逆不道，受到高压取缔。不过，在不反对天皇制的前提下，尚允许某些自由民主思想的流传，允许学术研究的一定自由。但是在大力推行法西斯化以后，不断扩大取缔的范围，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直到和平反战的思想情绪，都成了非法的。
例如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他所著的《刑法读本》曾被大审院作为好书推荐，他的刑法学说其实是很保守的。不过，泷川不赞同刑罚万能的理论，主张重视犯罪的社会、经济原因，由此出发认为革命家并非无耻之徒，犯内乱罪者不应按道德卑劣者处理；他还提出男女通奸只处罚女方是不公平的，在谈《复活》中刑法思想的演讲中肯定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仅仅这一些，就被右翼分子攻击为〃赤化教授〃，1933年其著作被内务省查禁，随后被文部省〃停职〃。此事引起一些大学师生抗议。结果文部省坚持强硬态度，除泷川外，还让不肯屈服的京大法学部三分之二人员（教授、副教授、讲师等十四人）辞职。
1937、1938年又相继发生矢内原事件和河合荣治郎事件。两人都是东京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信仰基督教，在《国家的理想》文中提出〃正义与和平乃国家之理想〃，允许不同主张的存在是真正实现〃举国一致〃，达到国家理想的必要条件，被责为〃不稳言论〃，被迫辞职。河合是日本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法西斯主义，他所著《法西斯主义批判》一书，以扰乱社会安定秩序为由在1938年被禁，次年被免职，并被诉违反出版法，1941年被认定有罪，经长期折磨，身心交瘁，1944年病逝。
前面说起的〃俳句事件〃也就是在同一背景下发生的。这类文字狱甚至波及中小学教育界。从20年代末中小学里的〃生活作文〃，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体验自由选题作文，但内务省认为，这会促使儿童观察贫困生活，〃诱致阶级意识〃，于是在1940…1941年间，在东北地区和北海道一带，对〃生活作文运动〃进行镇压，接连几次逮捕，有一次被捕109人，还有一次被捕五十多人。在〃教育改组〃的题目下还做了大量文章，从略。
愚民政策和知识分子在法西斯化中的作用
在言论报国会的会议上，内阁情报局次官奥村喜和男指出，当务之急是〃抛弃'美国心'、'英国心'〃，〃回归于'大和心'〃；改变了明治维新时期《五条誓文》中〃求知识于世界〃，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欧美近代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化的方针，盲目鼓吹日本传统文化的无比优越性，在对德意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大开绿灯的同时，对英美文化采取断然排斥的态度。英美被看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美文化被看做一切现代社会弊端的根源。1943年，内务省、情报局禁止演奏约一千首英美乐曲，后来甚至禁止使用美国型的乐器吉他、夏威夷琴和爵士乐的打击乐器。并且决定从日常生活中驱除英语，改换商品名称。
日本法西斯的文化统制与国民统制（它有形成严密组织形式的国民统制网络）相配合，利用对外战争煽起排外狂热，实现〃举国一致〃，这在战争顺利进展时容易做到，但在内外交困情况下仍能控制多数国民，主要是政府操纵了所有舆论工具、国民组织和文化团体，信息渠道单一，千篇一律的思想灌输，剥夺了国民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可能。以致如一位日本学者所写，〃直到天皇宣告'结束战争'之前，多数国民没有丧失对敌的斗志，下定决心玉碎或在本土决一死战〃；这种现代愚民政策对青少年毒害最大，战争末期许多青少年加入〃神风队〃，枉为肉弹和炮灰就是有力的例证。由此也可以懂得为什么日本总要在教科书里下功夫篡改历史了。
这本书不但以翔实的史料论证了日本法西斯化的动因、前提、体制构想和这一过程中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的作用，并且论证了社会传统和国民心理与法西斯思想统制的关系，不及备述。在最后部分说到〃思想文化统制离不开知识分子，对于强制同质化的形成，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曾不同程度地为之效力〃时，引用矢内原忠雄对当年日本知识分子所作的四类划分：第一，与军部法西斯政治和战争积极合作，为法西斯统制、天皇神格论、大东亚共荣圈提供理念的少数超国家主义者；第二，虽然不喜欢法西斯政治和进行战争，但又害怕日本战败灭亡，而不得已协助战争的人们；第三，虽不赞成军部的法西斯政治和战争政策，但认为任其为所欲为对国民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要自己置身其中，尽力保护国民的自由，缓和军部的法西斯政治，使之走上〃合理〃的道路，因而与战争合作的人们；第四，积极或消极地不协助战争的少数人。本书著者指出最可悲的是第三种人，并举其主要代表京都学派加以分析，兹从略。
《法西斯体制研究》，朱庭光主编，李巨廉、陈祥超、孙仁宗副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第一编讲德国，第二编讲意大利，第三编讲日本；上文摘引较多的是有关日本法西斯〃思想文化统制〃一节，为吕永和、孙仁宗撰稿。
1996年9月12日10月6日
下篇：品事（上）断想
10月6日，这普普通通的一天，从1976年取得特殊的意义；有人说连绵十年的文革就算在这一天宣告结束，有人另有说法，自然可以讨论。总之在那天晚上，江青被捕了，作为〃四人帮〃的一员。〃四人帮〃还是毛泽东生前批评他们时命名的。
按照那四个人被捕前担任党内职务的级别为序，当时公布〃四人帮〃的名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几年后公审时正式称之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江青为首，则应是依据她在政治活动中的实际作用了。
从那时起，二十年来，颇出版了一些有关江青的传记性文字，人们对她的生平包括被捕前那一段时间的种种表现，多半得知大概。
这类书，我买过几本，粗粗翻看，有的写得认真，有的流于草率，甚至不免夹杂些道路传闻。我虽曾建议建立〃文革学〃，并且提出其中该有一支是对江青的专门研究，但说老实话，我是希望有人去从事这项很值得一做的工作；至于我，对江青这个名字，却已经连听都不要听了。
可是每当忆旧，涉及某些老同志在文革中的遭遇，特别是有人因江青点名而坐牢，受迫害，江青的阴影仿佛又在眼前晃动，想回避也不可能。
据说江青接到过一封信，说深知她3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恶劣表现，警告她不要忘乎所以大意如此。后来江青查明是林老（伯渠）的夫人所写；林老在文革前去世，林老的夫人在文革中就被迫害致死了。
又据说，与潘汉年陷入同一冤案的扬帆，早年在新四军中，听从项英的指示，将他在上海工作时了解到的江青当年情况，如实汇报延安。50年代初期，江青在苏联养病时扬帆恰巧也出差苏联，让江青认出来了。
江青在上海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吗？据说文革后期，康生临死前，要人转告毛主席，说〃江青是叛徒〃；不过康生曾经诬指许多人，而且死无对证了。后来公审江青，没有正式涉及历史问题。因此江青被捕后，如说表现不好，按照审干定性的界限，是叛变出卖，自首变节，还是属于一般的软弱？不得而知。
江青在30年代上海的演艺界活动，闹过婚变，传过绯闻，当时小报白纸黑字，影剧圈里自然无人不晓。而对她的被捕和在狱中的表现，倒不一定尽人皆知的。那末，江青在文革中动用重权，把她在30年代上海的老同行一一抓起来，把议论她用蓝苹的名字演过电影就扣上〃恶（毒）攻（击）〃的帽子，把30年代上海的小报都叫做〃黑材料〃，谁保存以至谁看过这些就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嫌疑：主要是怕她被捕的旧闻〃扩散〃呢，还是怕她的桃色旧闻流传呢？
江青应该记得30年代上海的红星阮玲玉，在自杀前留下了〃人言可畏〃的遗言。江青自然还记得审干和整党当中对于曾经被捕者的怀疑和审查那时候不是〃无罪推定〃，而往往是先当做叛徒打，打不出问题，再慢慢地澄清。江青生长和长期生活过的农村，是积淀了几千年封建礼法的地方，她自然也深知她早年在上海的〃风流韵事〃，在直到60年代的中国社会上，仍然是被认为〃不正经〃的。江青必然是私心里自认为有生活上以至政治上的污点，这是她的心病，才拼命力求遮盖。
江青之畏〃人言〃，是因为这些〃人言〃会导致政治上的后果。于是她要灭口，尽管她的那些上海老同行早就三缄其口了，还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
江青在那些年代，尤其是掌握〃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大权的年月里，为了塑造自己的不但清白而且高大的形象，无所不用其极，但别的都好办，最难办的是历史。她要重塑也就是伪造历史，第一个最大的障碍不是自己的良心，却是人证和物证。只有把知情人赶尽杀绝，把历史材料焚烧净尽，才能够掩尽天下人耳目。
江青不是一个智商很低的人，但她神经系统中可能潜在的某种程度的迫害狂倾向，使她相信可以依靠手中的权力去掩尽天下人耳目，恨不得天下人尽化聋瞽，可以任其欺瞒和耍弄，终于成为一个欲盖弥彰的历史丑角。从这一个角度观察江青，未始不带一点悲剧色彩。
江青已矣，而历史长流。
1996年10月6日
下篇：品事（下）人的分类
前几年读黄家刚先生的《怀念与追悼》一文，乃略知已故作家、《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作者周克芹的生平。原来1958年夏，在全国范围反右派运动高潮已经过去之后，在四川中学生里开展起〃社教〃运动。周克芹是应届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按照当时政策本该统一分配工作的，然而没有，只能回家当农民。后来又听说，去年逝世的四川作家贺星寒，以及不少今天已近六十岁、当年不过十七八的四川人，都因在中学里被划为〃三、四类〃学生，遭到同样的命运，有的漂泊流落，更早地离开了人间。
我先还以为，如我一批当时二十岁出头划的右派是50年代最年轻的牺牲，不对了。不是说中央文件规定中学里面不搞反右派、不抓右派分子吗？〃社教〃不是反右派呀，划〃三、四类〃学生也不是戴右派帽子！历来讲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嘛，讲要保护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嘛。60年代全国开展〃社教〃运动，不知道是否即在四川经验的基础上推而广之？
60年代全国农村社教运动（又称〃四清〃运动）的经典文件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1965年1月14日下发。其中对农村干部的基本估计是：〃可能有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多数。〃这沿袭了过去农村整党整社通常把干部和基层组织分为四类的惯例，三类干部三类队就是〃问题多〃的，四类干部四类队就是〃性质严重〃的，或叫做〃烂掉了〃的。无缘得见1958年四川在中学生里搞〃社教〃的文件，不知那〃三类〃学生和〃四类〃学生划分的标准和控制数字，但从口口相传的简称〃这那生〃即〃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学生〃，便可知影响了千百个年轻中学生一生命运的，就是这个〃这样那样问题〃。
从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普遍性的命题出发，无时无地无事无物没有矛盾，矛盾就是问题，问题就是矛盾，然则没有一个人身上没有〃这样那样问题〃，是不是人人都可称〃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分子〃？
但〃有这样那样问题〃既然至少属于〃三类〃，闹不好就要滑到〃四类〃，为了策略起见，必须有所控制。〃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多数〃，就是说好的、比较好的占多数；则后两种人，亦即三四类比较坏的和坏的是少数。但除了〃一般情况〃还有特殊情况呢，那就保不住从百分之一二三，到百分之五，百分之十，只要没超过百分之五十，就还算少数，还算是〃在一般情况下〃，不必大惊小怪的。
时过境迁，人人可以当事后诸葛亮。我说〃事后诸葛亮〃全不带一点贬义。怕就怕想当事后诸葛亮还未必当得了，或是索性不想当。而欲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回顾历史的人，不能不问：又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工作方法似乎不可谓不〃科学〃了，为什么结果却无补于国计民生，无助于世道人心，也不利于各种矛盾的正确处理和社会政治的真正稳定呢？
把干部或学生分成一二三四类是一种分类。把专政对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合称四类分子，后又加上右派分子合称五类分子，把这称为〃黑五类〃，相应地把工人、农民、革命军人等等称为〃红五类〃，又是一种分类。按：人本来是地球上生物众多纲目种属中的一类，所以叫人类。人类是可分的：性别，年龄，人种，民族，国籍，经济状况，文化程度，宗教信仰，政治态度，党派归属等等，都可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区别。我们在长期革命岁月中，坚持突出阶级分析，据以划分敌、友，实行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阶级路线，这是顺理成章的。
而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中，阶级分析往往导致〃唯成分论〃和阶级斗争扩大化。这好像还有哲学上的根据；记得也是从1958年掀起一阵工农学哲学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文革前夕，传诵一时的有对〃一分为二〃的通俗阐释，如社会按阶级分为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什么都可以无穷无尽地〃分〃下去，名之曰〃分的哲学〃，这很符合〃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论断，以致只要有两个人，就可以有左派和右派了，这种〃分的哲学〃与〃斗争哲学〃不可分，便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基础。
到了划分阶级不再严格依据经济收入，而搀杂政治态度、思想作风以至个人或团体的历史恩怨时，阶级分析已经变味；再到了以〃这样那样问题〃作为裁决一个个年轻人政治生命和生活出路的罪名，则不仅堕入烦琐哲学，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草菅人命了。
呜呼！所谓〃这那生〃成了一顶不大但也不小的政治帽子，戴在十七八岁的孩子头上，毕竟是沉重的。今天说起来，匪夷所思，视为笑谈，笑谈过后，依稀辨出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