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53-我的心在乌云的上面-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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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之外，更有慧心，即政治敏感。然则他们心目中，自有对人实行非正义的猎捕者在，且被他们认为是不可涉及的吧。
舒婷为玉渊潭被射杀的白天鹅鸣不平的诗，自亦难逃政治嫌疑。
其实，再一想也就想开了：为禽鸟说话之成为政治问题，不全在借鸟喻人，影射政治。列〃麻雀〃为四害之一，在反右之后的1958年大搞群众运动以消灭之，即是按〃敌我矛盾〃处理。即此一端，拙作《麻雀篇》也必是〃毒草〃无疑了。
季羡林先生在书中写其本欲自尽，却因红卫兵突然闯入揪斗，后遂泯灭了自杀的念头之后说：
我还得到了一个结论，一条人生经验：对待坏人有时候还是态度坏一点好。我因为态度坏，才拣了一条命。
寥寥数语，大有值得深味者在焉。
1998年11月下旬
下篇：品事（下）豆选情结
也算怀旧吧，我想起我读的第一本毛泽东著作，是《论联合政府》，那是在1946年初，旧政协在重庆召开，一时好像有成立联合政府的一线希望。刚刚结束八年抗战，中国人多么盼望能够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啊。正在这时，看到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夕就说：〃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他强调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实现了。〃
于是，解放区成为我们心向往之的自由的圣地。国共两党的谈判破裂了，内战的烽火燃起了，交通阻隔了，音讯断绝了。《晋察冀日报》、《群众》杂志都成了禁书禁报，只有半公开的文艺作品如赵树理的小说、韩起祥的唱词、吴伯箫的散文、周而复的报告、古元的版画，让我们读后编织着有关解放区的想象。
还有彦涵的版画《豆选》。我设身处地想象那些朴实的农民，是如何珍重小小豆粒体现为一张选票的民主权利。直到三十多年后，80年代初期，我还写了一首儿童诗，歌唱《豆选》这幅木刻；却不止是为了怀旧。
这个〃豆选情结〃，凝聚着当年美好的梦想，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被一位历经血与火历程的将军的回忆给击碎了。1947年9月，土改的狂潮正席卷冀东大地，他在一个小屯里亲眼看到，〃一位曾为共产党效力但人缘很差的老村长，五花大绑悬吊在木杆上，他乱蹬乱踹，口嚼血沫，高喊'冤枉啊冤枉啊！'乡亲们毫不动容。他们依照古老家族的遗风，将黄豆粒扔进土台上的大瓷碗。当唱票人用异样的嗓音宣布'票'数超过一半时，行刑手举起装满火药的铳枪，老村长在凄嚎中流出五颜六色的肠子。〃（《新华文摘》1990年第一期《大势》）
这使我想起，80年代在我国中部的一个乡村里，也曾经发生过由村里干部组织村民，经过〃表决〃（似乎没有投票，而是举手）的程序，处死一个村民的事。
这一切，距离《论联合政府》里给我们描绘的自由公民的民主选举，是多么遥远！自由，民主，法治，这是一个完整的现代政治结构，一幅完整的现代社会蓝图，它不会那么轻巧地实现在有悠久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土地上。
但〃豆选情结〃顽固地充塞在我心里。多年不下乡了，我知道沿海地区农村大大改观，至少经济生活不复糠菜半年粮的光景了。时有农民负担太重和流氓村霸逞凶的消息，我总是寄希望于基层民主建设。农民若是没处说话，一点主也做不得，只能在上面派的干部面前当顺民，就没法改变受愚弄受压榨以至受欺凌的处境。最近看到海外归客赞扬我们村委会实行民选的文章，我也很受鼓舞。不管这一工作还存在多少缺点和不足，走出第一步就有第二步，这是对于那种认为中国人素质差、文化低，不能搞民主政治的滥调的有力回答。
可是事情永远不会像我当年想象的那么简单。前两天报载沈阳一个村委会的选举就出了怪事。沈阳东陵长白乡下夹河村这一次是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有选民资格的村民有五百多人，但是主任、委员选票共发了六百多张；〃户在人不在〃的七十多人，名字都在选民榜和发选票的登记表上，而十几名有选民资格的村民却没得到选票。这里有什么内幕，不能凭空猜想，3月20日，村民已经告到法院，迟早会弄个明白吧。
昨天的《报刊文摘》又披露，浙江丽水地区也出了两起选举事件。一件是缙云县云壶镇第十选区，选出一个全国性汽车诈骗团伙成员当县人大代表，据镇人大主席解释，曾与〃有关部门〃联系，此人已结案，不再追究，〃再说具体犯罪情况也不了解〃；另一件是青田县鹤城镇一个牟取暴利的〃土地贩子〃当选县人大代表，因对他的查处还没执行完毕，引起土地管理部门震惊，据镇委副书记解释，此人未被剥夺政治权利，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下面推荐，群众选举，程序合法〃。
这两个例子，从村民委员会到县人大代表的选举，都带给我们一些值得思考的新问题。民主，在中国每迈出一步，都不可能不遇到权力和金钱的干扰，习惯势力和愚昧惰性的阻挠，这里有举世难免的老例，也有我们固有特色的国情。记得有一次基层选举中发生贿选的丑闻出来，还有人欢呼，中国农民知道选票能卖钱了，应视为一大进步！
举步维艰的民主进程，不限于农村。武汉市民政局所属一家福利工厂，曾经换过七八任厂长，把厂子弄得负债累累，后来一位女厂长做了四年，扭转局面，工人平均工资从一百多元上升到六百元。但因为上级机关认为她不听话，硬给派来新厂长，工人不接受，拒之门外；职工代表会自己选举，原来的女厂长差一票就是满票当选，上级机关却不承认。至今尚在僵持中。当地一位法律界人士一针见血指出，《企业法》规定这类工厂的厂长由职代会选举产生，但又规定上级机关有权指派厂长，自相矛盾，这就是工人权益和职代会权限虽云有法却不能兑现的症结，而归根结底，是政企不分的积弊造成的恶果之一。
我的〃豆选〃情结，转化成了选票情结，不过看来还是化解无日。
1998年4月10日
下篇：品事（下）过？摇关
〃过关〃和〃下楼〃都曾经是政治术语。
在泛政治的年代，在我们这里，有许多政治术语流行，不是抽象的，而是形象的，比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也许是因为领袖人物喜好诗词歌赋，出口成章；也许是因为普遍的文化水平不高，形象的比喻较之抽象的概念易于接受，就像直观教学收效更快更好。
〃下楼〃指的是在一个政治运动里，让有问题受审查或受批判的人得以解脱。所谓问题，因运动性质而不同，在〃三反〃、〃五反〃就是经济问题，在四清运动，因为要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还要清什么来着（次日按：还有一清是清组织，这么重要的一项差点让我忘记了！），几乎想〃清〃谁都能找到题目。此所谓〃楼〃，多半也不是实有的楼。〃三反〃、〃五反〃前夕我在兰州，那里最高的建筑叫西北大厦，只有三层高；至于农村里搞〃四清〃的时候，大都还是茅茨土阶，顶多大队部是土改分得的砖瓦房罢了。那时候宣传社会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遥想彼时楼上该已没有背负悬案等待下楼的人了。在文革前，像〃三反〃、〃四清〃以至年年要搞一次的整风整社，还是有个时限的，到一定的火候，〃见好就收〃了，于是有问题没问题的都要结案〃下楼〃，其实，楼上的人，也许本就并无任何问题。有时说〃搭个楼梯让他下来〃，往往是搞运动的自找台阶也。
杨绛小说《洗澡》，说运动中所谓〃洗澡〃甚详。〃下楼〃是〃正常〃情况下〃洗澡〃的最后一步。如果强调〃洗澡〃是自己人性质，则曰〃温水洗澡〃，犹如整风时标榜〃和风细雨〃一样；得到这一待遇的，〃下楼〃以后就径直〃轻装上阵〃，〃帮助〃别人〃洗澡〃去了。直到文革当中，有些工厂的干部，一朝从冲击下解脱，就让他们参加工宣队（全称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搞〃斗批改〃，也就是历来〃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策略下的习惯做法。
如果说〃下楼〃云云只是政治运动中一个步骤，属于工作方法的范畴；那末〃过关〃的意义却严重得多。从战略上说，在1949年以后，首先对跟着共产党反对过蒋介石的各党派和工商界人士，郑重提出了〃过土改关〃、〃过战争关〃直到〃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对全体知识分子提出了〃过生活关〃、〃过劳动关〃、〃过思想关〃的问题。然后是在化整为零的各次运动里，还有一个战术性的〃过关〃问题。拿50年代初期高等学校里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来说，每个人都根据其〃问题〃大小、影响大小，分别在不同规模的会议上作检查、作交代，由到会的学生、同事以至不相干的职工依照党委领导的意图来〃审查〃、〃评议〃，决定通过还是否决：通过了就是〃过关〃了，没通过的还要再检讨、再交代，以争取〃过关〃。凡是没有抓起来的都要经过这样的程序，这大约就是后来提出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吧。
当时《人民日报》和《新华月报》上揭载的知名学者自贬自责的长篇文字，所谓自我批评之类，就是这样产生的。如果把这些集中起来印行，可以叫做《过关文献》。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如果年轻一代读书人在评定职称或晋升职务等活动中亦有〃过关〃之感，尽管可能还夹杂着某种屈辱感，但与老一辈〃过关〃时亲尝的滋味，应不可同日而语了吧。
〃过关〃之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著作里都可找到。周恩来且不止一次地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志向。如果〃过关〃等于人在终生改造过程中的阶段性考评，那末过关岂不也该过到老，〃死而后已〃吗？
近读一张先生文，说毛泽东1958年1月6日夜，在西湖刘庄与周谷城等夜谈，他提出一个怪问题：〃关羽姓什么？〃周谷城答不出，毛笑道：〃告诉你吧，关公亡命在外时，遭关吏盘查，仓猝间指关为姓，才过了关。〃（据一张文，清梁章钜《归田琐记》记有此事。戏曲选本《清音小集》谓关羽原姓冯名贤字寿长。另有民间传说改编的旧戏《斩熊虎》则说姓胡云。）
中国历史上关隘甚多，要过关的人，有的鸡鸣狗盗，有的过关斩将，也有的为过关一夜愁白了头。毛泽东熟读经史，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会容什么人混过关去，个别头面人物在守关士卒们严防下不得过关，由毛或毛让周恩来出面〃保护过关〃固有之，在毛的眼皮底下混过关去是很难的。从上到下，每逢大会场合，声震屋瓦地喊口号：〃不准某某某蒙混过关！〃可见是预为之备，防守极严。
然而，是否仍有并未真正俯首认罪而竟得〃过关〃的？这就要问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朋友们，请他们连同阿Ｑ的姓氏名字一起详查一番了。
1998年10月21日
下篇：品事（下）以苏为镜
我年轻时受的教育，是〃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间屡因中苏关系的变化而茫然莫明究竟，但从来没想到这样一个大国，一个大党，一夕之间，忽而瓦解。
这在我心里，始终是一个谜。七八年过去，偶然从一些相关报道的字里行间，仿佛得到一点启发。比如说在群众〃上街〃的热潮里，捷尔任斯基的塑像是第一个被推倒的捷尔任斯基何许人也？他是列宁的战友，十月革命后第一任肃反委员会即〃契卡〃主席，因他死得早，不是被斯大林镇压的，所以整个五六十年代，也曾是中国青年的偶像之一，有关他的传记性文学作品，就印行过《燃烧》、《穿黄狼皮大衣的人》，今天六十多岁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记得。他的塑像一直挺立在莫斯科前契卡也是后来的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门前。其竟被推倒也，恐怕并不是针对他个人，90年代初的苏联人跟他不会有什么个人恩怨，但他所创建的这个部门执行过例如肃反扩大化一类滥杀无辜的命令，〃以革命的名义〃树敌过多，为苏联共产党结怨甚深，捷尔任斯基遂也就成了遭恨的象征。
金雁在《新俄乡纪程》中，说人民抛弃了苏共，是因为苏共抛弃了人民，抛弃云云，不失为温和的说法。苏联人民长时期所遭受的经济剥夺和政治迫害，是只有与人民为敌者才能施加的。
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怎么会从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变成了实际上是苏联人民的对立面呢？
最近从《作家文摘》上看到黄苇町著《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部分章节，勾出了一个大致的历史轮廓。
黄文指出，苏共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如前所述，苏共十分缺乏党内民主。又长期以党代政，形成了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应该说，这三制使领导人以言立法，以言废法，以人治代替法治。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带来腐败〃，〃在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内部，特别是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
黄文说，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有很多，〃有一个在当时被我们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特权和财富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诸子孙。〃
黄文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他认为，剧变以后的进程也表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
看来，从苏联〃亡党亡国〃中得到最大好处的这些新显贵们，不少原是前朝遗老，早先党和政府官员中的〃老同志〃；当他们还披着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以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的时候，就是一批口是心非的利禄之徒，他们坚持的其实只有一条原则，就是所谓〃现在该轮到我们捞一把了〃。一俟国内发生政治危机，他们乐得如黄文所说的〃一呼百应，顺水推舟〃，在政权易帜之后，继续做他的官，发他的财。
四十多年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赌注押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几代身上。我们都不止一次地学习讨论，以提高警惕，寻找抵御之法。当时我们相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的语录，认定要搞垮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也必是〃思想领先〃，由思想文化的侵袭和腐蚀入手，而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似乎也就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犯罪嫌疑人。今天想想，未必尽然。有比意识形态更有力的东西，那就是金钱，竟被我们忘记了。尤其对于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人，一些具体的物质利益就能左右他们的思想行为。毋须来自敌对势力的腐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