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53-我的心在乌云的上面-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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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的人，一些具体的物质利益就能左右他们的思想行为。毋须来自敌对势力的腐蚀，先就腐败以至腐烂，自我颠覆了。可以说，江山变色，由腐败始。
套一句我们传统的话儿，所谓〃亡党亡国〃的最大危险，〃乃在萧墙之内〃！
我没有看到全书，不能对全书作出评价。然而书中涉及苏联解体缘于官僚特权阶层大搞腐败、与人民为敌这一分析和论述，至少接触到部分的真实，可读。
过去在文革中骂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归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纯属瞎说。今天，在苏联和苏共都已瓦解之后，探讨一下十月革命的故乡何以会一朝〃红旗落地〃，前苏联的人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应该不仅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课题。
1998年12月25日
下篇：品事（下）也谈”牛鬼蛇神”
刘心武呼吁，从今以后，不要再以〃牛鬼蛇神〃称人（见12月10日《文汇报·笔会》）。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心武查了《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见〃牛鬼蛇神〃词条的释文是：〃奇形怪状的鬼神。比喻社会上的丑恶事物和形形色色的坏人。〃他说读来心情沉重，建议今后再版时，在第二句前加上〃曾用来〃三个字。
就是说，〃牛鬼蛇神〃四个字〃曾用来比喻社会上的丑恶事物和形形色色的坏人〃。心武希望这种用法成为〃过去式〃。《辞海》同一词条却说〃后多用来比喻形形色色的坏人〃，没有下限，但从举例看，是暂时〃后〃到清朝末年：〃《老残游记续集》第二回，若官、幕两途，牛鬼蛇神，无所不有！〃
在唐杜牧以〃牛鬼蛇神〃与〃鲸鳖掷〃一起形容李贺诗的〃虚荒诞幻〃以后，人们笔下的〃牛鬼蛇神〃大异其趣，在《老残游记》作者那里，是官僚师爷群里的坏人，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主笔那里，则是〃地富反坏右〃。特别是他们当时主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不同的人，他们心目中〃形形色色的坏人〃也是形形色色的。
因为〃地富反坏右〃之为〃坏人〃，之为〃牛鬼蛇神〃，好像是没有争议的，因此，在那一历史时期也曾同被称为〃牛鬼蛇神〃，但一经平反就恢复了百分之百正经身份的〃走资派〃等等好人，在辞书里却仍然不得不属〃形形色色的坏人〃之列，是受牵连，委屈一下了。
假如哪位老同志的第三代、第四代孙儿孙女，有一天发现他们敬重的长辈，在公元1960年代下半叶曾被称为〃牛鬼蛇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去查辞书，才知道这是对〃形形色色的坏人〃的比喻；然则他们的革命老前辈是不是还得颇费一些唇舌呢？
当我以右派分子身份在专政队里劳动的时候，有些当时被封为〃走资派〃的老干部，就认为别人都是〃牛鬼蛇神〃，但他不是，他是凤凰落地，误掉进〃牛鬼蛇神〃堆里了。
我那时倒是比较想得开。叫什么都无妨，说是〃黑帮〃吧，自觉得并不那么黑；说是〃牛鬼蛇神〃，更不贴边，我何尝有牛首，又何尝是蛇身？这都有如在墙上写上某人名字再画个〃王八〃罢了。
我知道这种态度不足取。当时湖南有一份大字报，就义正词严地题为《谁是牛鬼蛇神？》一定要掰扯清楚。
但这就像什么叫香花什么叫毒草之类的〃问题〃一样，是永远也掰扯不清的，因为概念无法界定。我们长时期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连政策语言里都充满〃两条腿走路〃之类的比喻，甚至〃脱裤子，割尾巴〃一类不把人当人的人格侮辱性的话，那末，泛称〃牛鬼蛇神〃以打击敌人，就如同在墙上写刘少奇的名字时，把〃奇〃的字形扭曲近于〃狗〃字一样，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当时我想，好在〃牛鬼蛇神〃云云，不能作为定性写进〃政治结论〃，不必较真；但今天回头想想，能写进结论的〃右派〃、〃走资派〃、〃修正主义〃云云，难道是经得起推敲的吗？
人是有感情的，喜怒哀乐，人皆有之，情绪来了的时候，也难免要骂人，随口找现成的，〃浑蛋〃、〃混账〃、〃乌龟王八蛋〃，以至〃牛鬼蛇神〃吧。如果你在家里骂娘，悉听尊便；问题是以煽情进行政治动员，用骂人话给政敌或非政敌定罪，就不符合现代政治的游戏规则了。因此我们才把例如文革阶段叫做非正常的历史时期。
只要我们的社会能由泛政治的、情绪化的人治进入法治，任何个人或集团不再能超越法律入人以罪，就不必对〃以'牛鬼蛇神'称人〃特别在意了，因为那只是一个这样称人者的道德文化素质问题，他骂人骂得违法了也可以诉诸法律来解决，不会形成对人的实际威胁了。
如果不能尽快地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过渡，仍然存在以权扰法，以权压法，以权废法，甚至言出法随的现象，那末，即使不再以〃牛鬼蛇神〃称人，换一个别的什么称呼，也会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1998年12月28日
下篇：品事（下）”基度山”外话恩仇（1）
春节后有一天，偶从电视机上拨出电影《基度山伯爵》。
如果说，在五十、六十年代的中国，曾有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外国文学作品的风行，值得在什么史册上添注一笔的话，那末，到了六七十年代，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也是值得一提的。那时候，在公众的书市、书架、书桌上，所有被江青谥为〃封、资、修〃、〃名、洋、古〃的文学著作，都已扫荡一空。但是解放前上海出版的蒋学模译《基度山恩仇记》四卷本，则因江青的青睐，而在一定范围内传阅不歇。
一百年前法国的大仲马，不会想到他会在此时此地暗中走红；经济学者蒋学模教授，更是万也想不到他的本行功业全被抹煞之际，他的大名竟是随附着水手丹特斯的报仇故事而为人所知。
江青是怎么发现这本书的？是因浏览国外电影而及此书，还是有谁向她推荐的？如此等等，大可不必深究。江青为什么喜欢这本书？正如她格外喜欢《飘》（旧译《乱世佳人》），倒是个有趣的问题。
这部小说和据以改编的电影，贯穿人物就是马赛水手爱德蒙·丹特斯，他被几个萧艾小人所陷害，羁押海上伊夫岛，后来越狱出来，由于意外得到一批珍宝，他借助于金钱的力量，一个一个地收拾了他的几个仇家。这样一个报仇的故事，一般认为属于大仲马《三个火枪手》（旧译《侠隐记》）等当时连载畅销、后来长久流传的通俗小说，似乎难登大雅之堂。30年代郑振铎《文学大纲》曾经点到书名，50年代以后，法国文学除了巴尔扎克得蒙圣眷外，连什么左拉、司汤达、福楼拜、莫泊桑都打入冷宫，更遑论大仲马了。只在五六十年代之交，《世界文学》上发表一篇苏联文艺学家多宾论情节的提炼和展开的论文，里面以《基度山恩仇记》开头人物两两出场为例，论述小说家笔下的层次和匠心；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这是大仲马此书惟一一次见诸当年报刊。而江青大约并未见到，在她有关样板戏和其他文艺问题的讲话里，谈到艺术结构，根本没涉及过大仲马。
这也可以反证，江青爱读此书，一定另有缘由；但不像毛泽东对《红与黑》一书的观感，有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记录，因此，我们只好试加猜测了。
1966年10月，赵丹、郑君里、陈鲤庭，这三位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过来人，同时遭到抄家。后来查明，此前江青曾经对〃林办〃主任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一个这样处心积虑，必欲报仇的人，别有会心地爱读《基度山恩仇记》，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深奥之处。
丹特斯要报的仇，是我们习惯所说，与〃杀父之仇〃对举的〃夺妻之恨〃，加上无妄临头的牢狱之灾。虽说陷害他时找的借口，也多少与当时政治即拿破仑和反拿破仑的背景有关，但并不是出于政治动机的人身迫害。丹特斯报的是个人之仇，但他是被不义之人迫害，值得同情。
江青报仇，很难相提并论。江青迫害的人多矣，恐怕情况也各有不同。她是利用政治权力和政治动乱时机以遂其报仇心愿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扫清她从政道路上的障碍。如赵丹等人，其实是她早年的同事和朋友，未必有什么积怨；他们之成为江青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只是因他们对她30年代上海生涯知之甚稔，而那一段江青的行藏，恰恰是中共党内有些人反对她成为毛泽东合法配偶的理由，因此也成了她自己的心病。这些可怜的〃旧雨〃还够不上称为她的〃仇人〃。她目为〃仇人〃，而要在文革中借机报复的，是在高层，延安时期对她的〃入闱〃持不同意见者首当其冲，其次便是在她深感受挫和〃被压制〃的心理以至心理变态下视为敌对的人。由于她的活动范围在政治权力圈中，她的〃仇人〃或亦可称〃政敌〃了吧。
从这一点解释江青文革中之所为，也不失为一个可取的角度。
我以为，不仅对江青，许多文革中的现象，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即所谓〃官报私仇〃是也。
从共产党的正统理论来说，不主张〃个人复仇〃，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来解决〃阶级仇〃和〃民族恨〃（而毛泽东认为民族问题归根结底也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刘少奇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还把〃报复性〃列为农民阶级之阶级性的负面表现之一。从若干党内教材和文艺作品中，也都表明个人急于报仇，往往成为〃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行为，干扰革命大局。如《红色娘子军》剧中的女主角，就是从个人报仇出发，认识到让整个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才是惟一的出路，这标志着她阶级觉悟的提高，政治上的成熟。
下篇：品事（下）”基度山”外话恩仇（2）
然而，我们看到，革命队伍重在吸收〃苦大仇深〃的人入伍，即使由于〃苦大仇深〃而在总的革命行动中发生个人的过火行为，也往往会以〃朴素的阶级感情〃而取得谅解。与此相应，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把私人动机汇入革命行动，包括我们称为〃官报私仇〃在内。由于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发动之初总是要反〃右〃，而不惜大量依靠〃勇敢分子〃，且从根据地、解放区时期的土改、肃反，到全国执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无法律条款可依，不是按法律程序办事，其中大小掌权者的个人打击报复，夹杂在似乎光明正大的运动之中，甚至达到赤裸裸的地步，也不足为奇。在下面，不过添了些小小无名的冤死鬼；而在上面，如江青者，矛头所向就是周恩来等一干人了。中国江湖上俗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江青从30年代后期熬到60年代中期，将近三十年，才等来报仇的机会，要说韧性，也还是有一些的。她的报仇，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实现了的，但她依靠的并非丹特斯那样是倘来的金钱，而是多少年间苦心积累的政治权力。
中国历史上，报仇雪耻作为能够掀动千万人的文化心理，是贯串了几千年的一条线。古之宗法社会，没有阶级的概念，但报君父之仇，报家国之仇，史不绝书，且多树作英雄式的楷模；报恩的事也有，但总不如报仇之轰轰烈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千秋佳话，而所谓报恩也者，也往往与报仇有关，或是在双方仇杀中帮了弱者一把，或是帮助别人报了仇，最终得到了回馈；当然也有的是报〃知遇之恩〃，就去替恩人卖命报仇。恩仇之间，正义或非正义的对立和转化是非常复杂的。
鲁迅不止一次引用过乡先贤、明末王思任的一句名言：〃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在我们绍兴、山阴这个老家，一说报仇雪耻，就想到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报了仇；不过想一想他的对手中，那个伍子胥，倒也是个复仇的力行者，先是报楚平王杀父之仇，后来，他又被吴王夫差冤杀，临死则表示要挖下他的眼悬在都城东门，〃以观越之入灭吴也〃，好看看夫差的下场，他是虽死也不忘仇家的。如此种种，恩恩仇仇的观念和实例，通过正规的训教，民间的说部和戏曲，对中国人影响至深。至今也还是武侠小说中的永恒主题。要了解中国文化，固然须知道中国人的爱，是怎样取得和实现的，尤其不可不知他们的仇恨，一般是采取什么方式来表现和解决化解，还是报复？
特别是当握有权力者怀恨在心的时候，那末他们的报仇和雪耻，就会波及本不相干的人。李广一介武夫，打败仗撤职回乡，一天夜里喝了酒过霸陵亭，霸陵尉拦住他不让夜行，从人报名：〃故李将军！〃那小官也喝了酒，趁着酒劲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这下子大伤了李广的脸面，他是记仇的，不久，皇帝又召他出来做官，他请求带上那个霸陵尉，到军中就给斩了。霸陵尉说了一句不入耳的话，刺了李广为将遭贬、废为庶人这一根最敏感的神经，〃故将军〃认为是奇耻大辱，睚眦必报，小小尉官自然倒霉了。都说〃李广难封〃，官运不济，倘若他封侯拜相，更不用说当上皇帝，那说不定就要搞〃扩大化〃，把所有地方巡夜查夜的官员兵丁亭尉县尉通通杀掉了。
希望有心人能好好研究一下仇恨和复仇、羞耻和雪耻这些观念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具体内容，以至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今天是从昨天而来，今天生活中也还留着昨天的残迹，江青自是一例，但远非孤例。
1999年2月23日
下篇：品事（下）体制比人强
过去爱说〃形势比人强〃，也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意思吧。现在我要说〃体制比人强〃。如果你无意改革体制，你就要受制于这个体制。
刘少奇是一个显例。他参与主持制订了中国第一个宪法，他自然是竭力维护这一体制的无疑。然而他在尔后的十二年岁月里并没有为宪法的实施做过认真的努力，哪怕是稍稍指出有法不依尚属没有解决的问题。然而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他都眼睁睁看着违法违宪、侵犯人权的种种而不置一词；甚至在1958年通过彭真之口大讲〃做党的驯服工具是共产党员的最大志愿〃，在1963、1964年又通过王光美搞什么《桃园经验》：最后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当中，他首当其冲地成为打击对象，所采取的方式，也正是所有他默认默许乃至大力支持过的揭发、批判、斗争，不许澄清的泼脏水，不许还口的大辩论，加上人格侮辱以至肉刑体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享受了这个体制在实行压迫和专政时所能采取的多种手段。
这颇有一点〃请君入瓮〃的味道。周恩来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在某些情势下，他似乎游刃有余，应付裕如；但他也逃不脱如来佛的掌心；这个如来佛与其说是毛泽东的权威，不如说也正是他曾力求巩固的体制。他之所以能有转圜余地，表现出他的棋高一着之处，并不是借助于这个体制所宣告的某些民主程序，而恰恰都是借助于这个体制实际上为〃人治〃提供的可能，从而利用他手中的权力，以及某种程度的个人魅力，所施加的影响。包括他在文革中拼全力保护某些干部，也只是在有限范围突破了体制，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