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53-我的心在乌云的上面-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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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当林昭落难时，蔡元培墓木已拱。而林昭因不服莫须有之〃罪〃，刑罚不断升级，由50年代而60年代，由〃劳教〃而逮捕入狱，由有期徒刑二十年而改判死刑，终被杀于1968年4月29日。她留下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十余年后平反昭雪，感谢历史真的宣告她无罪。她这份写给世人的遗言和预言，至今与她的大量狱中诗（长诗《海鸥之歌》、《普鲁米修士受难之日》，以及《啊，大地》、《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还有纪念其舅父许金元烈士的《家祭》等诗）一起，应该还保存在上海公检法部门的死囚档案里。希望有一天得见天日，这不仅是当代诗歌的遗产，也是时代的化石，历史的见证，一面道德的明镜。
林昭：这也是一个应该纪念的北大人。
1998年6月2日
代序伤心人祭（1）
张若名的悲剧人生
几年前张若名《纪德的态度》一书中文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张若名的名字重新引起了注意。早在1930年秋，纪德本人读到这篇中国女留学生的博士论文时，立即给作者写信说：〃由于您的劳作，我又重新意识到我的存在。〃〃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
张若名，生于1902年，如果活到今天，实足九十六岁，但她终年五十六岁，已经不幸去世四十周年了。
1958年，张若名在云南大学改造知识分子的〃交心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于6月18日投河自尽。她被划右派的大儿子正在北方某地劳动改造，她的丈夫杨教授从外地赶回，没有见到尸体，也不知道是否留下了什么遗言。
张若名在五四运动中，是天津觉悟社的创始人之一。1919年冬，她和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四位学生代表被捕，直到次年7月释放。周恩来在《警厅拘留记》中节录过张若名记述她和郭隆真两位女代表狱中情况的日记。
1920年11月，张若名跟一百九十多名勤工俭学生一起，从上海登船赴法。1922年，张若名、郭隆真加入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等在巴黎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名在〃少共〃内化名〃一峰〃。他们以互教互学的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1924年周恩来回国时，曾把张若名根据发言提纲整理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交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编进两本书出版：一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收入陈独秀、张国焘、赵世炎、瞿秋白、萧楚女、彭述之、周恩来等人文章，即以张若名的《帝国主义浅说》为第一篇；另一本《马克思主义浅说》，是由她的三篇文章和任弼时的一篇合编而成的。后者由中国青年社编辑，上海书店发行，自1925年3月至1926年1月，至少再版了九次。
1924年，任卓宣接替周恩来任少共书记。张若名、郭隆真等常跟他发生意见分歧。任卓宣片面强调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作风粗暴，动辄骂人。郭隆真曾被他骂得痛哭流涕。张若名极为愤慨。经过痛苦的抉择，她决定退出政治活动。二十二岁的张若名，四年前因为被捕，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她下决心苦读，考进里昂大学，在塞贡教授指导下，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成为中国最初的女博士之一，她关于纪德和其他法国作家的论文，是中国早期法国文学研究的硕果。
张若名1930年与杨结婚，同年底回到祖国。夫妇俩先是在北平执教，1948年春同时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去了昆明。杨任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若名任中文系教授，讲文艺理论和世界文学史，并在外文系教法语。
不到一年，昆明和平解放。据她的长子杨再道写的《张若名生平》说：
1950年，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张若名开始了她完全崭新的生活。
她和北方的刘清扬等老朋友恢复了通信。她觉得自己比老朋友实在是落后了一大截。她决心加速赶上。她很快就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她努力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仔细研究周扬著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大量阅读马恩列斯以及高尔基、托尔斯泰、季莫菲耶夫、尼古拉耶娃、伊瓦施钦科、施瓦盛科的著作。她要尽快编写出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教材，要把西方唯心主义的艺术至上的文学理论，改为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
张若名还积极投入新中国的肃反、镇反、三反、反胡风、反右派以及教师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每次运动中，都是努力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联系个人思想实际，主动检查、批判个人的旧思想，开会带头发言，认真写出心得。每次都作为积极分子，受到党政领导公开表扬。
张若名从1950年就开始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要交上一份长长的申请书。前面属于个人的经历部分，当然都是差不多的。可后来的思想转变过程，却是越写越长，一次比一次深刻了。用后来的语言说，就是能够上纲上线，敢于解剖自己否定自己。她是那样执著，那样信心十足，年年不批准，也年年不灰心。她还常去听党课，去找自己的入党联系人，汇报思想情况。
代序伤心人祭（2）
直到1955年4月，周恩来、陈毅在昆明和张若名见面，从周恩来口中，她才明确地知道，她1922年在法国加入的是团，不是党。她因一直以为自己曾经加入和退出的是中国共产党（蔡畅1939年4月15日同美国记者韦尔斯的谈话，刘清扬在回忆文章中都说，张若名在法国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听了十分意外。杨是1923年由郭隆真介绍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他看清了张若名吃惊的表情，同时也感到周恩来所说的跟自己的记忆完全不同；不过他很快在心里形成一个想法：因为退党一向公认是性质严重的政治错误，周恩来一定是故意把若名说成退团，来减轻问题的分量，也是对她的保护吧。这当然只是杨的猜想；如果张若名当年加入的确是〃中国少年共产党〃，那是等于当时国内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或后来的共青团的。
很快到了1957年，正在争取重新入党的张若名，对党的号召毫无保留地步步紧跟，自然也成为反右派运动的积极分子。她心爱的长子从石家庄来信，她认为流露了一些政治思想问题，便主动把十来封儿子的家信交给党总支，以〃求得党对自己的孩子加强教育〃。后来杨再道被划右派，便是格外〃加强教育〃了吧。
张若名就是这样信赖党组织，表现出把一切献给党的一片忠诚。大概到1958年的〃交心运动〃里，也还是这样，〃事无不可对党言〃，向党倾吐了自己的衷曲，但是得到的是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于是，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
我们不知道她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她是怎样〃交心〃，又遭受了什么样的打击，都不见具体著录；只知道〃张若名死后，云南大学立刻召开了对她的声讨批判大会。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亦随之将她开除盟籍〃。一个〃五四〃时期的爱国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先驱，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者，一个学有专长勤恳敬业的教师，一个一心按照党员标准改造自己的积极分子，就这样从人间的唾骂声中消失了。
说她死于交心？不确切。因交心而死？还是不够确切。恐怕该说是因伤心而死的。
纪念张若名逝世四十周年，使我们想起，在反右派运动尾声中的〃交心〃阶段，像张若名这样因〃交心〃而受到打击的，大有人在，有些人被补划了右派，有些人背上了记入档案的包袱，也有的像张若名一样痛不欲生，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没有留下遗言，或是遗言被销毁了。这应该说，是在〃大鸣大放〃之后的又一次〃阳谋〃。
旧说有些异事〃可一而不可再〃，以〃阳谋〃论，则可一而又可再。
旧说〃士可杀不可辱〃，以交心运动或整个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来说，则士可杀又可辱，可以辱而再杀，亦可杀而复辱。
从法律角度，人问是自杀还是他杀；但有些所谓自杀者，难道不是假手于自杀者之手的他杀么？
1998年3月9日
代序小朱加什维利
读过斯大林传记的人，都知道朱加什维利是斯大林的原姓。小朱加什维利，指的是斯大林的大孙子叶根尼·朱加什维利，他对他的祖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以拥有跟爷爷一样的姓氏感到无比荣耀。斯大林开始革命生涯以后，就告别了朱加什维利，他的孙子重新用这个姓，其实不必在前面加个〃小〃字的。
朱加什维利六十二岁，应是1935年或1936年生，他的父亲雅柯夫是斯大林的长子，苏德战争中被德军俘虏。希特勒提出要求，让苏联拿被苏军俘获的纳粹将领交换。斯大林拒绝了。最后雅柯夫死于集中营纳粹武装分子枪口下。
斯大林逝世时，他的长孙朱加什维利已经十七八岁。他后来成为一名军人。据说他性情暴躁，而更大的特点是〃奉爷爷若神明〃，〃特别怀念爷爷的那个时代〃。
斯大林时代应该怎样评价，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已经不止是历史家的事情。那里的人民最有发言权。在中国，1949年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为斯大林祝贺七十大寿，对苏联和斯大林是不许说一个〃不〃字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后果之后，中共中央发表的文件，对斯大林持〃三七开〃的观点，肯定其〃七分功〃是继承列宁的事业，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并领导卫国战争直到胜利，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指出其〃三分过〃则在于肃反扩大化，使无数忠诚的共产党人和正直的苏联公民惨遭镇压。四十年来的众多历史事件，加上前苏联历史档案的公开，使更多的人对斯大林时代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斯大林组织三次莫斯科审判，以及在此前后的大清洗，把列宁时代的老近卫军剪除殆尽。这时候他的孙子朱加什维利还小，不懂事也不记事。1941年至1945年的战时生活当会进入他的记忆了。他记住祖父领导打败希特勒的功劳，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斯大林重作评价的时候，他已经成年，却认为所有对斯大林时代真相的披露和批评，以及一切对斯大林的批评，都是〃诋毁爷爷的荣誉〃。
在这方面，他的堂弟，斯大林的小孙子亚历山大·布尔达斯基就与他不同。五十七岁的布尔达斯基，他的父亲是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他大约生于1940年或1941年，十三岁那年改从母姓。他是一个戏剧导演，喜爱诗歌，轻声慢语，但对他祖父有所不敬；他说：〃我不知道堂兄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为爷爷的荣誉而战。爷爷犯下的罪恶不是谁能否定得了的。〃
这兄弟俩在对斯大林的态度上不可调和。观点不同，本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朱加什维利采取的却是极端的立场。他搜集那些他认为是〃诋毁〃他爷爷的人的名单，他说：〃被我列上名单的都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应该受到惩罚。总有一天我会跟他们算账的！〃〃我真想像爷爷一样亲手枪毙了他们！〃这个名单里，自然也包括他的堂弟布尔达斯基，他说：〃布尔达斯基是一个卖国贼，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亲手吊死他的！〃真可谓有其祖乃有其孙，他对祖父的崇拜和迷信，确是到了不顾史实、不问是非的绝对化程度，不知是亲情，还是盲目的家族荣誉感蒙住了他的眼睛？让他对历史上从老布尔什维克到普通农民以及工人、军人、知识分子成千上万无辜被杀的事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直到今天，他还顽固地坚持斯大林以暴力治国，以暴力对待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时代的错误使人觉得他是可悲的，但他的所想所说，让我们想到，如果他早生若干年，赶上斯大林在世，他岂不会毫不迟疑地参与肃反扩大化的行动，以革命的名义，以〃保卫斯大林〃的名义去杀人吗？
从人的灵魂的层面看，这类以暴力对待歧见的惯性，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危险。
斯大林的历史功过是须让历史来裁判的。这与他的两个孙子都无关。我们局外人谈论斯大林的问题，更没有鞭尸之意。倒是列宁的语意启发我们，那些属于旧时代的东西，看似死去了，但还散发着尸臭，毒害着社会。世纪之初就有过〃骸骨的迷恋〃一说，作为比喻，它的喻义是普遍而深刻的。
1998年4月17日
代序史家之传
我眼前这四本传记，传主都是史学家。区别只在两本是自述（何兹全、傅振伦），两本是家人、弟子撰述（顾颉刚、谭其骧）。我想，这一套丛书续出时当不限于史学家，但以他们的传记打头，当做示范，是亮出〃真实〃这一标杆：绝对不是纯属虚构的小说，也不是虚实相间的〃纪实文学〃，更不是以〃戏说〃为能事的通俗读物。
黄仁宇先生，熟悉中国的纪传体，他的名作《万历十五年》，就聪明地选择了五位历史人物，写出了那一年其实不止那一年的历史面貌。不管对他这本书怎么评价，不能不承认他抓住了历史的头绪。历史这出戏是由人扮演的，离开人的活动，甚至离开某些关键人物的具体言行，性格、际遇的细节，就无法对历史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巴比塞《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通过斯大林写苏联，又通过苏联突出斯大林。问题不在于他的写法，而是材料的取舍趋于一偏；也许不是有意的取舍，是占有材料的局限。
为什么在苏联存在的一个长时期，却不能真切地了解苏联的历史？因为只有一本《联共（布）党史》，还是典型的〃以论（点）代史（料）〃，甚至干脆掩盖真相，伪造历史。近年历史档案解密，私家著述也得以问世，于是我们看到了有关当时苏联内部斗争的更加翔实的材料。不但斯大林，而且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较近真实的个人传记，合而观之，他们之间，那前后左右的历史纠葛，也就基本上大白于天下了。
在某种意义上，个人的传记是整体历史书写的基础。正如个人的记忆形成集体的社会的记忆一样；完全背离了大多数个人记忆的所谓〃集体的记忆〃，就有伪造之嫌了。
我们不但渴望了解我们民族的久远的过去，更希望了解刚刚过去不久的昨天和前天的历史。当然不是为了〃好玩儿〃。
现在我们有了一些政治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之作。如果没有《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以及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等书，我们对1959年那个重大的转折，能知道多少呢？然而在当代的这类作品中，也是良莠不齐，真伪混杂。有一个著名人物以日记相标榜，买来却让人大失所望；我们并不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