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家犬也有乡愁_刘原-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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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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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家犬也有乡愁



　　临近年关，人就逐渐慵懒了。广州城浸在夜雨中，一阵阴风掠过，陌生的故乡就以这样的姿态侵入坚硬而冰冷的梦境：落叶飞旋，霜草委顿，一条瘦骨嶙峋的狗在巷口沉思。



　　丧家犬。日暮乡关何处是，遍地流窜丧家犬。春节到了，让我们列队回家。扛一袋劣质糖果四处散发，与猪朋狗友把盏言欢，然后借着酒兴，偷眼瞥瞥朋友身畔俏丽的小娘子。继续酗酒，想起青梅竹马的小玩伴已经在超生第二胎了，不禁一串浊泪两句破诗：忍看阿丽成　　

少妇，怒向案板觅屠刀。所以说，返乡的心情是凝重的。十年前返乡，阿丽喂我吃红薯，如今归去来兮，阿丽的老公喂我吃白眼。年月是一堵墙，故乡已无法触摸，旧情人更不能触摸，除非你钻狗洞，或是等她红杏出墙。



　　看见故乡的桥，就看见漂远的劫数和欢颜。虽然玛格丽特·杜拉斯说：与你粉嫩欲滴弹指即破的小脸蛋相比，我更爱你那饱经天打雷劈的老树皮。以上感想说明：如果你像我一样老得不适宜上迪厅了，最好别到《南方体育》来求职，免得受刺激——这里80年代生人太多。当然回到怀乡这一主题，我们发现这是全人类共有的情结。昨天我看见方枪枪，这个胖乎乎的爱吃饼干的含苞男孩，也屁颠屁颠去买回烟台老家的车票了。这么小，没听过余光中词罗大佑曲的《乡愁四韵》，却也懂了乡愁。



　　出完2月8日那期的报纸，《南方体育》这群流寇就要奔向祖国的五湖四海了，需要解释的是，绝大部分人来自异乡。魏寒枫是江西刁民，张晓舟喜欢在酒席上吹嘘家乡的潮汕帮如何用斧头代替语言，还有三人来自解放前恶匪如蝗的广西———假设他们并肩而行，杨铭会吓跑诗人，刘原会吓跑姑娘，杨二能令小偷尿裤子。掌握以上资讯，你就会明白《南方体育》为何能兼容并蓄，同时野性十足。劳作一年，然后在春运期间把积蓄贡献给交通部门和年货市场，这是许多中国人的宿命。活着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喜欢戴着墨镜装酷，有人喜欢挥舞着钞票在大街上裸奔，对于我这种嗜钱如命的人而言，无疑更推崇第二种境界。我已经张开钱袋等待龚晓跃发饷，然后裹挟在浩荡的民工潮中，溯着珠江，向西。



　　西边有暮霭里的故乡，有霞光中静默朴素的山河。你若问我为何突然变得小资而不谈点体育，我只想说：什么黑哨之类去他的，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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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叫罗大佑的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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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晚，我们的老总一直在吹胡子瞪眼，因为正值编版高峰期，但办公室却空空荡荡，像被鬼子刚扫荡过似的。什么叫万人空巷？这就是。



　　这群编辑、美编、校对乃至组版员，有的是男人，有的是女人，基本上头顶还未衍生白发。他们的脸上笼罩着一种红苹果般的光芒，事实上他们已经不属于早晨八九点钟的青苹果，而是濒临腐烂的正午的果实，每个人都抻长了脖子，在报社的顶楼痴痴地守望。这样的情　　

景容易让人想起等待喂食的鸭群，但他们其实是在等一个老男人，那男人叫罗大佑。



　　老男人来了。没有人尖叫，也没有人抹着鼻涕上去啃他。你见过皮裙女郎啃《教父》里的马龙·白兰度吗？同理，被称为“音乐教父”的罗大佑也无福消受这种礼节。教父这个称谓有点阴郁，有点肃杀。



　　老男人开讲。背景是一张大幅海报，那一年他在深圳开个唱，雨水倾泻下来，让他看起来像一只从雨夜里浮起的孤魂野鬼。老男人说起往事，比如张艾嘉，比如给《东周刊》写专栏。他还说起自己是客家人，祖籍广东梅县，幼年自台东而台南，而台北。



　　忽然懂得罗大佑为何要谱余光中的《乡愁》了。我也是客家人，明白客家这个族群宿命的行走和离愁。客家有古训：故乡即异乡，异乡即故乡。罗大佑身为客家，身处孤岛，其间的恓惶不难想见，正如国民党遗老于右任所言：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老男人罗大佑还在喋喋不休地翻动嘴皮，忽然停下来，要啤酒。前年我采访十强赛后折道北京，晚上在宾馆看电视，他正接受北京台的访谈，面前便放了啤酒。几年过去了，酒徒还是酒徒。



　　他没有傲气，这是一种过气的象征。罗大佑是什么？一个缅旧的符号，一根曾扎进我们内心的锈针，无他，仅此而已。



　　2000年，深秋，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一个年过四旬的中年男人从浙江驱车狂奔数百里赶来，在周围歌迷的呼啸声中，抖抖索索地拨通了十多年前大学初恋女友的电话，和她一起重温曾经彼此熟稔的罗大佑。他将手机一直高举在空中，直到耗尽最后的电池。中年男人一直流着泪。



　　2001年，深秋，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中国队的队员们发足狂奔庆祝出线，数万球迷发出电锯般尖锐的嚎叫。我虚弱地举起手机。手机那端，是我这辈子的第一个情人。我讷讷地说：听听这珍贵的噪音。



　　那晚，罗大佑说，听一首老歌，便会忆起旧时的情境。我想这大略是对的。2月18号，罗大佑要在广州开个唱。我准备春节回家时，把原先的望远镜带来，然后，用这记录过无数比赛的旧镜头，看看罗大佑，顺带看看那些无法招魂的青春，以及死于岁月深处的记忆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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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争的记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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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许多国际新闻的硝烟味都浓得呛人，美国准备撬翻萨达姆，朝鲜重启核计划，印度叫嚣印巴如开战“巴基斯坦人休想留下一个活口”。如果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你可以说他肾上腺激素失调，而当一个国家也患了甲亢的话，苦难往往就要来临了。我常悲悯地想：这些猪头，你们以为打仗是过家家么？



　　中国人不逢战争，数来已有二十年，偶尔回忆起来，那场最近的战争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当我开始怀想，那些往事像一颗锈蚀的子弹摇摇晃晃掠过我的发梢，击中记忆。



　　1979年对中国人而言并没有太多值得纪念的地方，但对于我这样的广西边民而言，1979是黑色的代名词。那一年，我的父亲去南宁出差，我因为没见识过省城，便嚷着要跟着去，几乎要成行时，前线传来消息，说是战事吃紧，南宁的所有医院里连走廊都躺满了伤兵。还有一种说法是南宁的上空整天飞着直升飞机，像闹蝗灾似的。我当时正热衷于玩竹蜻蜓，并且认为直升机就是按照这个原理造的，于是便很向往南宁的蝗灾。但终于是泡汤了，父亲来去匆匆，只带了些军用压缩饼干，这玩意很香，在当时以偷食白糖为享受的我们眼里，级别已经直逼今天的满汉全席。



　　入了冬，天气渐渐惨淡，而前方的战报也愈加寒冷，当时传媒不发达，小道消息是重要的资讯来源。有一种说法是越南人已经放出风来，要打到南宁过春节。民心惴惴之中，父母便悄悄商量如何逃难，不过思来想去，凭两条腿跑路，只怕没跑到湖南，那些越南人早撵上来了。索性不跑。



　　近些年，国内有一家厂商向越南大量销售摩托车，我是存疑的，并且老在嘀咕：这不是在给别人提供机械化装备吗？若是再干起来，咱这两条腿哪跑得赢那俩车轮。



　　跟战争如影随形的是地震。那一年，据地震局说，我老家一带将有强震，于是我们常常在寒冷的冬夜被尖锐的哨声刺醒，说是防震演习。最后当然也是什么事都没有，而我也落下了后遗症，一听到哨声就会像兔子般蹿出去，后来我的短跑成为长项也是理所当然，因为起跑前的枪声比哨声更瘮人。



　　在战争的阴影下，我的童年布满了晦暗的色调，并且渐渐变得逞勇好斗。每逢与人打架，便恶狠狠地将对方想象成越南人。那时的小孩打架是常事，坐我前排有一对同桌的童男童女，还算稍微文明些，他们每逢口角便操起钢笔往对方的白衣服上甩墨水，弄得彼此相邻的胳膊上一片湛蓝。在他们眼里，这固然是战争了，但按当今的服饰理论来评估，我认为他们的衣服已宛然有情侣装的雏形。



　　古谚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我以为是有道理的。



　　我父亲有一个童年伙伴，参加抗美援朝后留在了朝鲜，据说还娶了不止一个老婆，那年回乡，被许多光棍羡煞。多年来朝鲜连续饥荒，我父亲常念叨起他那伙伴，我在耳朵起茧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老婆多未必是好事。若逢战乱之秋，拖着三妻四妾逃难，是很耗脂肪的。



　　像我这样爱好和平的人士是很多的，比如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每次从东莞来广州找我喝酒，都要跟我探讨如何不费一枪一弹收回台湾。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厦门买了房子，在阳台上架一望远镜看金门，就会发现金门的炮口也在看自己。福祉所在，想不爱好和平都不行。所谓的碧血黄沙，金戈铁马，都是些好战分子臆造的唯美境界，那种意境，不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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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或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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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广州的触觉从酒店开始。



　　2001年夏季，我像一只忠实的蚂蝗，追随着国家男足跑了大半个中国，当时，广州是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站。5月中旬的一个雨夜，湿漉漉的我站在景星酒店门口，像落水的狗一样抖了抖身上的雨水。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座城市会与自己发生关系。



　

　　翌日，苏醒过来。推开窗，就看见了中信；看见中信，就看到了广州。巍峨入云的中信大厦似乎伸手可及，它与这座城市的浮华同时刺进了我的神经中枢。



　　采访间隙，我常叼着烟，趴在二十三层的窗台上，神色木讷地打量这座城市。左边是广州东站，无数背着行囊的民工像蚂蚁一样鱼贯而出，迎着中信的阴影蠕动。他们懦弱的身影有一种朝圣的意味，这里的繁华产生的磁场如此巨大，就像一把钩子，将他们从万里之外拖拽过来。



　　我在四星级的景星酒店完成了对这个城市的第一次触摸。按张爱玲的说法，我摸到了一袭华美大衣外层的绒毛，温暖而蛊惑。



　　这个城市持续着对我的蛊惑。两天后，一家报社设盛宴款待全国各地的记者，宴上有烧鹅，我们吃得舌头都快掉了出来，一个央视记者还意犹未尽，涎着脸要求再上一盘。



　　美食与四星级酒店对我展开了夹攻。入夜，我在橙色的灯光下写稿，忽然觉得有些心神不宁。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是那个时候起了叛心的。



　　如今想起景星，就想起了洁净而明亮的房间，还有夜晚漂浮在窗外的霓虹。我是个生性简陋的人，对酒店的装修或服务之类甚少在意，而某些电光火石的一瞥，却往往像子弹般将自己击中。有一晚，正在彻夜赶稿，电视里的点播栏目忽然放了一首《你的样子》，林志炫在翻唱罗大佑十多年前的老歌，尖锐而凄凉，我忽然就停了下来，心里涌起了许多去乡的苍凉。



　　我是一个不喜欢行走而被迫经常行走的人，所以对一个陌生城市的认知，往往来自它的酒店和酒吧。在过往的许多地方，我都记不清它的景观和名胜，却唯独记得一些酒店和酒吧的名字。景星也是。我甚至记得当时的房价很便宜，因为是中国足协出面帮记者们联系的，打了不少的折。



　　现在，我居住在广州，有时从报社回杨箕村，远远地眺望天河一带的光影，总会想起那一夜注视的繁华。在同样的城市，竖起衣领走过寒冬的夜路，与在星级酒店里捻动酒杯是不一样的，就像婚姻与爱情不同，肥皂剧和生活不同。



　　有时候，酒店是行者流动的寓所，有时候，酒店是城市的帮凶。它制造的幻象如同海市蜃楼，让人迷醉和恍惚，每一个毛孔都被贵族气息所感动。如果你看言情剧足够多的话，就会知道，良家妇女堕落的先兆，大抵如此。






努力相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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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岁末的一天，我困觉直到天黑，傍晚时分醒来，接到一个电话，问我为何不去丽江花园和聂卫平下棋。我忽然想起自己是报了名的，只是一直没有人通知，于是便忘了。据说，那一天，聂卫平和五十多个棋迷玩车轮大战，从上午9点杀到傍晚5点多，仍有十多盘棋没下完。我想这帮人是打算玩残老聂了，老聂昔年扛着氧气罐去打中日围棋擂台赛，何等威风，谁曾想没死在日本人手上，一世英名倒要断送在这群死缠烂打的鸟人手里。



　

　　恍然想起些旧事。前年我曾和聂下过一局，中盘拼死攻他大龙，不料被他做出劫来，立仆，爽快认输。旁边一个小孩频频长考，聂皱眉曰：此子难成大器。其实是他肚子饿了，不耐烦而已。后来有省部级官员会见，聂打了几句哈哈，便脑袋一歪，倒在沙发上呼噜如雷，其响声顿成大厅主旋律。聂是率性之人，一般人大致都会喜欢他的，当然你若嫁给他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我前些天偶尔装逼，便向同事吹嘘说，那年下棋输给了聂卫平，忒郁闷，这回一定要去丽江复仇。这当然是扯淡，想会会旧人倒是真的。小时候打过聂的许多棋谱，前年头一次见到他，刚五十岁的人，居然长了不少老人斑，看了不禁怃然。



　　人海苍茫，以后只怕难有机会再和聂卫平对弈了，唯有的那局，或许犹如丈和的吐血之局，无法重来一次。



　　可是，重来难道就有意义吗？



　　前些天的一个傍晚，我竖起衣领慢腾腾地走过广州大道中289号附近的阅报栏，许多人凑着橱窗看《南方体育》，我也看。他们看的是声色犬马的图片，张着嘴，唇边有一条白线像蜘蛛网般垂下来。我不用看编辑署名就知道是张恺这小毛孩编的意甲版，小小年纪，就懂得了什么是春色。



　　我看的是一张表。



　　一张枯燥的表，浓缩着许多人生的变迁。



　　上面罗列了去年离开《南方体育》的人。最后一个名字，是我。在记忆中，2001年的年终也做了一个总评，当时我被列在新生血液一栏，当时，最后一个名字也是我。



　　表格里还有许多面孔，曾经熟悉而正在远去的面孔，我们在这一年终结的时候，再一次被《南方体育》的兄弟们想了起来，并且记录在案。就像一所驿站的登记册，上面的商贾或草民，都曾在这里的大床上宿醉，或者安睡，然后带上自己的体温继续赶路。



　　如果不曾相忘，很好；如果努力相忘，也很好。



　　那一晚，我在做版，一抬头，看见任田（注：曾与李响并称“红粉双煞”的记者）。忽然想起若干年前，她曾在海埂近距离采访米卢，而我曾三番五次地向米卢挑衅。现在，我们窝在同一个排版室里，分别折腾起文娱新闻和社会新闻，当年的那个圈子，已成城南旧事。米卢走了，我们也走了。



　　年轻时，在三亚捡贝壳，明明看见贝壳在沙滩上，一阵海水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