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山地-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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甏�2400小时，这在中国独一无二。因此，我们九寨酿业生产的葡萄酒，据国内酒业权威专家李桦讲，可与法国波尔多媲美；还有青豌豆，小金的是最好的，远销成都、重庆。至于红色旅游，国家已投资10多个亿打巴朗山隧道，一旦贯通，整个大九寨的西环线就全活了，你们从重庆过来也就大半天时间，那时，小金的面貌将会是全新的。”
三
小金天主教堂，是法国传教士佘廉霭于民国八年（1919）兴建的。整座建筑坐西向东，四合院落布局，由经堂、东侧厅堂、北侧厢房三部分组成。墙上砌有基督、十字架及几何图形装饰，有三道券拱门。左右两墙均开有五扇西洋式券拱窗，北侧过道尾部有一小门，南侧过道尾部有一假门。室内有大木柱十根，柱基为八棱鼓形石柱，柱顶上有叶形浮雕装饰。1935年6月，天主教堂成为中央机关所在地。
夜宿小金当晚，我独自去教堂。教堂静谧，不远处闪烁着县城里为数不多的霓虹灯。山下是小金川的激流，一轮月亮斜挂天空。我突然想到了佘廉霭，在多少个孤星冷月的夜晚，黑衣布履的他，是否想过故国、亲人？能在异国他乡忍受长期的孤寂，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境界！
没想到第二天，我真遇到了另一群有境界的人。
同样在天主教堂，我巧遇香港“长征助学步行团”。团长叫梁建华，去年10月，梁率团从江西瑞金启程，至今已7个多月，步行了5300多公里，募集助学善款1600多万元，“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到陕北吴旗。”梁说。
梁接受我采访的第一句话是：“你不能和我谈政治。”我一愣，尊重了他的要求。
这是一个瘦削高挑的男人，49岁，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曾是一家大公司的电脑软件设计师，“为了长征助学活动，我已把香港的工作给辞了。”梁的团员告诉我，他辞去的是年薪百万元的职位，“我们中不少人都辞了工作，就为来走长征路。我们甚至还学会了唱长征组歌。”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梁告诉我，以步行方式重走长征路，最初的萌想是2001年，“那年，宋庆龄基金会在凉山资助了10所小学，这事让我很激动。能不能把活动搞大点，资助更多的学生？于是我和朋友们商量，没想到大家热情都很高。”2004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香港著名慈善团体“苗圃行动”，共同发起这次“长征助学”活动。“我们的启步仪式还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的呢！”
梁介绍，全团固定成员21人，平均年龄50岁，最大的70岁，每个团员除要缴7万元旅费外，还必须缴纳8万元以上的助学善款，“我们的计划是募款2020万元，用于资助我们长征路上所经过的101个县的101所长征苗圃希望小学，”梁说，“现在已经有50多所学校获得了捐款。”
据介绍，团员们每天清晨即打点行装，闻鸡上路。每天走30公里，每6公里休息5分钟。团员中66岁的宗光耀曾是中央驻澳门联络办原副主任，算是步行团里最大的“行政官员”；领队张远文，曾做过10多年的国家级运动员，也是奥运冠军刘翔的前辈。1974年，作为一名中学生，张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国际比赛中夺得110米栏冠军，这是我国中学生在国际田径短道比赛中获得的首枚金牌。
“我们的总行程是8300公里，需要305天，将于8月15日达到吴旗。”谈到步行长征的艰苦时，梁认为最难忘的是在贵州西部大山上，“天黑了，下雨，目的地还不知在哪里。大家又冷又饿，但你总不能蹲在地上不走啊。于是互相携手，你搀我扶，鼓励着，就这样，我们在泥泞中走了半夜，终于走进了灯光。那种感动，我从没体会过，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辞掉百万年薪的职位来走长征路，你真不后悔吗？”我问。
“不后悔。人的一生，有些事不是钱能平衡的。这300天的步行，将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梁大声回答，眼圈忽然红了。
我一时不知再问什么。
第三章 雪山草地抚边乡（1）
历史之误——我是第一个来这里的报社记者
抚边乡旧属底木达县，现位于小金县抚边河左岸，境内有粮台老街、万里城和象鼻山等，因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要塞。乾隆三十六年（1771）金川战事再起时，大将军温福由汶川出西路，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率师由打箭炉出南路，夹攻小金川。抚边是小金川门户，清军在这里遭到藏军顽强抵抗，1773年温福战死于抚边象鼻山，另有2000清兵阵亡。清廷震怒，换帅增兵，加大了对大小金川的强烈攻势，以致血流成河、万户萧疏。
时隔一百多年后的1935年6月18日至2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驻抚边，在这里留下许多动人故事以及上百件文物。但长期以来，抚边一直在媒体关注之外，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国外如索尔兹伯里等，都将抚边边缘化了，以至于我成为红军过境70年后，第一个来这里采访的报社记者。
抚边：有一种幸福你永远不懂
一
我到达抚边乡前，报社已有同仁打电话给我，说我身后有不下5家报纸和两家电视台也在走长征路，让我抓紧点，“另外，还有一队马来西亚老兵的越野车队，也在走长征路。他们追得很紧呢！”
我想，抓不抓紧要看采访对象的厚度，真要讲快，我一天就可以撵到甘肃腊子口去，可那还有啥意思？
但抚边乡我却差点错过了。从小金到抚边，沿抚边河向北走。上午，山谷里的太阳实在太好。自跨进小金境内，没有一天不阳光明媚。这也印证了靳东的话，小金的日照全国少有。山谷右边是次生林，树不大，但茂密、整齐。后来在马尔康，州林业局高工周天乾告诉我，原始森林与人工林的最大区别，不是看树的大小，而是看是否长得整齐，“原始林的树大小不一，人工林是统一栽的，大小差不多。”
抚边河左岸树少，不时冒出一片片农田。屋舍多藏式结构，碉楼却不多见。这条南北走向的河谷是当年清军南下大小金川的通道，每一步都曾洒过鲜血。阳光在山谷间一闪一闪，听着车中刀郎的《喀什噶尔的胡杨》，人在光影中就有些恍惚，不觉进入假寐，突然惊醒好像上天有灵，就那一瞬间，我蓦地睁开眼，车已经快从抚边乡穿街而过。我问小刘师傅这是哪儿，他说不知道。我抬眼向左边一瞥，一行红字一闪，我赶紧叫停车。下车一看，果然有戏。
那行字是“抚边乡红军旧址和古战场由此去”。
抚边老街远离公路。山上，四野开阔，山下是成片的田土。抚边古称粮台。“这儿是方圆百里的粮仓呢。红军当年在这里筹到几万斤粮，很了不起吧？”说这话的是抚边乡木坡中学原校长、现抚边“九人红军文化纪念小组”的宣传组长郭贵忠。
3年前，抚边有9位老人自发成立了这个小组，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寻访了数以百计的抚边老人，终于将70年前红军在抚边的历史重现天日。这段历史，恰恰在党史和军史中鲜有记载，众多作家、记者却长期忽略了抚边。郭贵忠对我说：“你们是来抚边的第一家报纸，我要感谢你们！”
其实，更该感谢的是这9位可敬的老人：郭贵忠、刘顺忠、李太富、马林发、马树才、姚碧诗、罗秀品、金吉华、彭兴德。
二
1935年6月18日傍晚，中央红军军委直属部队进驻抚边，一个穿灰布长衫的高个子带着警卫住进破碉村罗茂才家。罗当年40余岁，务农。罗听战士们喊长衫者“先生”，便跟着喊，后来才知先生姓毛，叫毛泽东。
郭贵忠强调，现在的影视作品表现毛泽东长征时，要么穿军装要么披军大衣，“事实并非如此，罗茂才亲眼见到毛泽东在抚边一直穿长衫。”
毛先生待人客气，但他说的湖南话罗茂才和邻居们都听不懂，毛就放慢语速，用大白话给大家讲道理，“我们穷人要团结，要打倒那些为富不仁的坏人。”正说着，警卫员喊开饭了，罗见毛与战士们吃的只有包谷糊糊，就进屋端出一碗咸菜，毛先生不受，推不过，收了。后来离开罗家时，毛叫战士给罗留下两块大洋。罗的邻居赵海山见红军清苦，就问警卫毛先生吃不吃狗肉，警卫说不吃。赵没听，硬是把看家的狗打了，炖好后给毛先生端去，毛再三感谢。
第三章 雪山草地抚边乡（2）
19日夜，红军总政文工团在老街城隍庙戏台演节目，两盏煤气灯把舞台照得雪亮。演出前，毛先生登台讲话，台下有一千多群众，“抚边乡能来的人都来了。”郭贵忠说，“毛先生怕群众听不懂他的话，说得很慢，最后说：抚边有志气的青年，请跟我一起北上去！”
毛先生讲完话，抚边的热血青年宋全胜第一个跳上戏台，挽起袖子高喊一声：“毛先生，我跟你去！”台下台上一片掌声，毛也鼓掌，笑了。抚边的老人们目睹这支军队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霉老二”（对红军的蔑称），都愿把子女送来参军。据郭贵忠们调查，当地共有61位青年男女参加红军，多年征战后，只有三人回来过：邓玉兰，女，解放后曾任南京市委副书记，1962年回抚边，1986年去世，骨灰由子女送回抚边安葬；罗海清，参加红军后任机枪射手，1961年回过家乡；宋全胜，解放后回到阿坝汶川工作，已经去世，但他的儿女们每隔几年就要回来祭祖。
“其他的人，大部分在长征路上和后来的战争中牺牲了，”郭贵忠说，“我们没查到他们的下落。”
毛先生等中央领导在抚边住了一周后，带着部队北上去了两河口，留下一支300人的“打粮队”。九人纪念小组成员彭兴德告诉我：“我们这里既然叫粮台，粮食就比别的地方多。红军打粮队在这儿共采集到粮食3万多斤，运到村民尹步真的水磨房去磨，尹家父子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才磨完！”
村民徐广才父子懂中草药，先后收治21位红军伤员，治好20位，有一位因年龄偏大、伤势偏重，去世了。徐家父子把他安葬在云盘村自家坟地里。70年过去了，年年清明，徐家的子子孙孙遵从祖训，还在给这位不知姓名的红军上坟，“他们已经把那个红军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村民刘兴海家曾住了6位伤员，将息半个月后，战士们要归队了，这时大部队早已走远。刘担心他们找不到路，竟带着战士们翻过海拔4000多米的梦笔山，走了一两百里，才在卓克基追上大部队。临别前，红军对刘说，老哥，没啥送你的，这两把军刀留给你作纪念吧。
我见到了那两把军刀，70年了，依然沉甸甸，泛着寒光。它的昔日主人，如今安在？
三
我行走在抚边粮台老街上，时光仿佛正在倒流：城隍庙的戏台快坍塌了，但“大清嘉庆五年”的字样仍然清晰可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旧居保存完好；红军标语、漫画和石刻一如昨天……头顶太阳高悬，70年前火热的情怀似在身边涌动。“1986年，耀邦同志重走长征路时，曾回过抚边，他说他住的房子旁有两棵大树，不知还在不在。”郭贵忠指着一处院落里的两棵粗壮榆树说，“你看，它们愈发根深叶茂了，只是，斯人已去……”说到这里，老郭的眼睛又红了。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我虽感念其诚，但自以为冷静得多。
老人们自办的红军文化室设在老街文武庙里。9位老人为我们唱起了《十送红军》，他们的歌声热烈而清亮。歌声中，郭贵忠对我说，“你刚才问我们是哪个民族，说实话，我们也说不清，在抚边现有的4800人中，人口排序是藏羌回汉苗，大多数人是乾隆爷打金川时留下的军士后代，原先的任务是戍边，这从一些人祖坟的墓碑就可看到，老家有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的，现在惟一的身份就是抚边人了！”
歌声仍在继续：
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
山上（里格）包谷，（介支个）金灿灿，
包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
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搬，
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
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
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
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
老郭说，“我们已把你们看成了亲人，大家想用这样的方式给你们送行。”
这让我很不好意思。我不敢沾红军的光。歌声继续着。我看着这些因歌唱而脸色红润的老人，突然被感动了。他们是山野间微小的生命。多少年过去了，有多少人记起过亲人？他们却从来没忘记曾经的亲人。哪怕他们卑微，穷困，却没半句怨言，每个人都活得那么坦然，那么实在。
这是一种幸福。在没有污染也没有干扰的地方，你才能见到这种幸福。它透明得像空气，让你能够呼吸到；但你无法抓住它，它只属于他们。我毕竟只是匆匆过客，来了，又走了。因此我无法更深地体会他们的怀念与幸福。当时间跨越这一秒时，一切都变成了回忆。我不知自己重新置身都市的尘埃中后，是否还能想起他们。
因此，他们的幸福我永远没法读懂。
告别时，9位老人把我送到村口，一遍遍握手、一次次叮嘱，“一定要寄报纸来！下次来时，请一定留下来，尝尝我们抚边的酸菜面块！”我们走得很远了，老人们仍在村口挥手，蓝色的藏衫在风中飘飘欲飞。
我心头一热。第一次，泪水洒在抚边滚烫的尘土中。
第三章 雪山草地两河口（1）
历史之痒——“不要羡慕他们那些马！”
193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抚边致电远在茂县的张国焘，请他“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此时，虽然红军进入了川西北番区，得以暂时休整，但敌情仍然是很严重的。在蒋介石的部署下，孙震、邓锡侯等五路大军，分别由江油、绵竹、灌县、汶川等地向红军占领的北川、茂县等地逼近。四川军阀杨森、刘文辉的军队集结于芦山、丹巴、康定一线，堵住红军南下成都平原的道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胡宗南部占据平武、松潘一线，防止红军向北发展。围困红军的敌人总计有200多个团。蒋介石的目的，就是要把红军困死在这个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中央急于与张国焘“商决一切”。
6月24日，毛泽东一行从抚边来到两河口，这里是梦笔河与虹桥河交汇处。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在镇外朝虹桥山的方向搭起了欢迎会场和帐篷。25日，天公不作美，大雨滂沱。为示尊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冒着瓢泼大雨，在帐篷边等候张国焘大驾光临。
因雨天路滑，张姗姗来迟，直到下午5点，才在30余名警卫员护卫下，翻过虹桥山来到两河口。听到由远而近的马蹄声，毛泽东等列队恭候。张策马直冲到毛泽东等人跟前。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张的自尊心获得极大的满足，于是翻身下马，同毛泽东等握手拥抱。在场红军战士欢呼起来，口号震天。
索尔兹伯里在50年后的调查中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位战士发现四方面军的马膘肥体壮，忍不住夸了几句。毛斥责：“不要羡慕他们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