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传 作者:周汝昌-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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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居地，很少有像内城那样的大府巨邸。
小雪芹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对他后来的成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他可以由于人为的因素而远离开皇室、满族贵官、八旗武士等等这种类型的人所带来的气氛，但是相应地他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普通百姓和一些当时中下层社会的各式各样的人接触，看到形形色色职业的技艺。据说他居住的这个地方，对他日后萌发写作小说《红楼梦》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曹雪芹随着父母亲来到北京蒜市口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居住的时候，作为犯罪之家，当时父亲的命运，可以说吉凶未卜，行动自然大大地受到了控制。相应的小雪芹尽管也才五岁，可是他还小，无论他去何处都需要有家人的携带，而照顾他的人却又是受管制的人。所以生来就极其聪慧，由于家道的变迁而变得早熟的雪芹（用现代人的话来说他就是“神童”），用他对事物的高度的敏感性，去深刻地观察、认识、思索、体会一些人、物、事、境。由于时势的不公，他成为罪家的孩子，家境和世态，都在他心上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与他的同龄人相比，童年对他是一场恶梦。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小雪芹已经七岁了。相应的也是雍正残酷统治的第八个年头，经过七年多皇室内的权利斗争之后，雍正最主要的劲敌与隐患都收拾得差不多了，于是雍正暂时放下高举了多年的“屠刀”。
所以在那一年，随着雍正政治风暴表演的接近尾声，曹家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机：
事件一：二月下谕旨称凡雍正四年正月以前的亏空、侵蚀、追赔的各案件，要查明后“大沛恩膏”、“酌予宽免”了。
事件二：三月又降旨称凡因公错误应降革者，才具可用的予以职任，“片善寸长，亦不轻弃”。
事件三：对知道“感恩”的宗室，晋封爵位。
事件四：对于一些“犯人”的处治，颇见“宽大”，除本人减等不死外，特别是妻子为奴、家产入官等非人道的旧规，都有“恩免”之例。
这在当时来讲，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因为这样一来，有多少人可以从九死一生的悲惨境遇中逃脱出来！
那么，这些皇恩，自然也照到曹家。曹家原是一户奴隶之家，曹父本人又无罪可言，前朝之事，也就可以“勾销”了。
就在这种环境下雪芹到了上学的年龄。关于他的聪慧，人们有这样的传闻：“四岁已毕《四书》、《五经》！”一般说来，一个学生要读完这些艰深的书，快的也需要读到二十来岁。四岁就读完，这是不可想象的奇事！这似乎有点夸张，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应该相信的：少时的雪芹赋性颖慧异常，实是亲友尽传，远近咸闻的。这孩子确实具有过人的天才，他的祖母与母亲特别钟爱，把他视为生命一般。
曹家是年深已久的满俗化的家庭，其习俗是“满七汉三”的组成比例。按照清代满旗世家的规矩，小儿入学最早，督教极严。即便是贵如皇子，也是六岁就傅，无宽缓之例。正式入塾之先，还要从小就用小方块纸作课本，每一张纸上就写一个汉字，称为“字号”，聪明的孩子在家里通过这一番教育已能认得数百或一二千字。
那时的学校，形式不一。有条件的就自己设立私塾，请一位“专馆”的先生来教子弟；有的成立义学，供给族人亲戚们无力上私塾的孩子上学读书，不仅免费，还发给食用之钱；还有一些属于官府办的不同等次的学校，称为官学。此时的曹家根本就没有自己请师的能力，曹族中虽然办有义学，可是距离也很远，进后城西门内包衣人聚居之地，上官学，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于是曹家只好去“附学”：从曹家当时居住的蒜市口西行，越正阳门，进宣武门，往北走一小段路，来到驸马大街，那儿的平郡王府里住着小雪芹的大表兄福彭，王府有家塾，亲戚的孩子可以“附学”。
那时雪芹上学的情景是可以想象的：
在王府的二门外前院里，一个跨院十分幽静，小小三间正房，一明两暗。进了正门堂屋，朝北立着一面雕刻的木龛，内中供着一面牌位，上面大书“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龛前有供案，陈设着古色古香的祭器。学童进来，先要向牌位恭敬行礼：双手抱拳，将身躬曲向下，手随身屈到腹膝，然后躬身进入里间，先生靠山墙设一大案，案上有书，有文房四宝，以及不可少的界尺。案后一大木坐榻，上设质地高雅而朴素的大靠背和极厚的大坐褥，老师可以舒适地端坐或倚靠，或盘膝或垂腿。那大坐榻很有点儿像皇帝的宝座那样的威严，学童一进屋，又要先向先生深深地一揖，然后悄无声响地找到自己的座位坐好。学生到齐，老师才开始讲课。
在这种条件下，使小雪芹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特别讨人喜欢的就是他见了人没有一般小孩子的怕羞、胆怯等表现，恰恰相反，他见了人礼数周详，举止优美，凡是见过他的人没有不称赞的。特别是他进了学房，仪容款段，竟然超过了王公家的子弟，于此老师已是另眼看待，等到他一开始功课，更是让老师叹为奇才了。
人们常常把那些聪明颖慧超众的人才用“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等词语来形容他们的过人之处。对于小雪芹确实是这样的，清代书本的款式，一般是每行十六七个大号的汉字，智力不高的，每日学二三行书，还记不住。但是对小雪芹确实是一目数行俱下，只念两遍，就能背诵如流了。同时令人可喜的是，他不但学得快，而且有极高的悟性——他能明白书中所讲的道理，得其精义，不是死背书。
逐渐地，私塾里的老师发现这个令人喜爱的学生并不仅仅是聪明过人，他也有同龄人的脾气，会淘气，但是他会思索，常常对一些事情发出疑问，使先生张口结舌，无以回答；有时还提出一些令人惊诧的怪话怪论，听起来十分的胆大妄为，使先生颇为为难，有时就只好以先生的威严来斥责他不守规矩，胡言乱语而对他的提问不了了之……。
小雪芹因为家境的关系，上学年龄比一般的满洲世家的孩子要晚。同时，在学里成日学的就是那些规定的四书五经，这些都是古代儒家的经典，教育做人和从政的道德规范，对成人来说也要有相当的阅世经历才能领会其中的奥妙，所以对小孩子来说该是一件既枯燥严厉、又很乏味很苦的事情。
因而对于聪颖而又“淘气”的小雪芹来说，终日死板的认字、背书是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的，很快自己就偷偷地转入了另一个新的阶段：即“杂学”的涉猎和追求。
所谓杂学，指的是在那时候，读那些《四书》、《五经》等经典文章，是为了作“八股”文章——一种法定的格式，专为科举考试而设的，比如，主考官在《四书》里割取一句话，就是文章题目，考生必须以“代圣贤立言”的口吻来发挥那题目的意义。文章按规矩分为八个段落，故被称为“八股”。在当时，除了这个算是正学以外，其他一切学问都被归到了杂学里面，自然身份也就不高了。
小雪芹最厌恶这种“八股”文章，这一点在他后来的小说里表现得十分清楚：把那些醉心于八股文的人，叫做“禄蠹”。他咏小说主人公贾宝玉，说他“愚顽怕读文章”，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此处的“文章”二字，专指八股文，也叫做“举业”。
小雪芹天性不守正规，求知欲强，感情丰富敏锐，极需要的不是那种应考的东西，而是真正展露才华、抒写灵性的中国古代的诗文词赋，以及被士大夫轻贱的民间通俗文学：小说、剧本、弹唱典词等在中下层社会流行的文学形态，这在当时称为“闲书”。
幸好，当时的曹家由于政治地位的骤落，不得不摒居于外城，因此，使他得到了比内城、皇城里的孩子们多得多的接触“杂学”和“闲书”的机会。
尽管如此，在当时的环境下，小雪芹要想觅到“杂书”却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他的祖父一生的藏书，在抄家时已经被人弄走了——在上文列出的抄家的清单上，一字不言书籍的事，不知道是当时的制度就是规定不把书算作财产？或者是曹家提前得到消息，想办法交由亲友们保护收藏？不论如何，后来他家的一部分藏书出现在他祖姑丈傅（132）家中，但这也只能是后话，因为此时的小雪芹还没有到能读曹家藏书的阶段。
于是，由于小雪芹的居住条件决定了他一开始能读到的“杂学闲书”，自然就是流行当世，十分易得的小说和剧本（曲剧的唱词）。
在中国，长篇章回小说和元“杂剧”、明“传奇”（这些都是由极美的曲词构成的）剧本都是深受读者喜爱的，其流传之广，入人之深，可以说是要比什么官定的教育课本的威力都要强大得多。尽管正统士大夫非常鄙视这种作品，然而，从明代以来，情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众多天才作家，由于科举的世界无从施展他们的才华和智慧，便把精力投入小说与剧本的写作，因此质量日益可观；二是从明代中期，出现了一派“批点家”，专给流行的头等小说剧本作出“批点”，刊刻行世。于是在这一行里，出现了一位名叫李贽（1527…1602）的人，人称李卓吾先生。正是这位李卓吾先生，成了曹雪芹真正的“启蒙老师”。在李之后，又出现另一位命运更冤更惨的大批点家——金圣叹，他也成了小雪芹的“启蒙老师”。
但是他们都是在小雪芹出生之前就已经不在人世了的，所以关于他们对曹的影响，待下文再提，因为他还有一位现实生活中的老师。
在现实生活中，十二三岁的曹雪芹从师谢济世，此人官居御史，人称谢御史。他被雪芹的表兄福彭敦聘到平郡王府去教导小世子庆明，因此，雪芹也就有了跟从谢老师，听他讲学的机会。从谢先生学，首先是接受他为人品节德行的熏陶。刚正不阿，不畏强暴，勇揭私弊，敢于冒死坚持真理，不迷信偶像。他对天文地理，动植生物，善于观察分析，富有科学精神，学识十分丰厚，不只是书本文字的夸夸其谈。
然而，过于刚正的人，是不受同僚欢迎的。谢御史上书建议改进科举制度，并多次进呈自己的论著，但是都没有效果。于是，于1738年，自请外任。从此平郡王府里也就少了一位良师，曹雪芹的从旁受益，自然也宣告结束了。
那么，失掉了良师的亲授，雪芹的“杂学”，当然也就更离不开各种社会的人群和各种书本了。
在雪芹从各处能借到书的地方找到的书里面，诗词居首，再有就是史书，包括像司马迁的《史记》，唐太宗主编的《晋书》等所谓“正史”，再有就是“野史”杂记、小说、剧本了。这些书，为雪芹展开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于雪芹而言，不但是学识的源泉，也是教养的炉冶，文化的甄陶。
特别是那些书中的“批点”对曹雪芹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批点是中国独创的文学形式，十分奇特。它可以说是一举而有多重的意义：批者对他崇拜的一部名作表述他的赞美，阐释其价值所在，并且借此抒发自己的感想，包括政治的、哲学的、社会的见解，还有艺术审美的理论与赏析。他们对曹的最巨大的影响就在于金圣叹提出的“六才子论”。也就是说金把《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这六部古代尊贵的自叙诗、哲理散文、历史传记、诗圣杜甫的诗集、民间小说故事、剧本这些本来传统地位极为悬殊的文学体裁与成果，大胆地“拉平”了，给了同等的高度评价！他的批点的感染力是如此之大，如此深入人心，以致于清代的一般念书识字的人都为之倾倒，忍不住拍案叫绝。
曹雪芹欣喜若狂地接受了他们的教育与指引。
然而，当年的曹雪芹是不可能像我们今日，自由自在地尽情享读“六才子”的。
不要说野史闲书，就是比那高贵十倍的古代诗文名著，也都属于“杂学”、“杂作”之列，一般私塾是不会教给学生的，更不会放任让学生去看。据考察，在曹雪芹接受教育的十年，本应是八股制艺风气浓厚，通儒多讲正经学问，兼擅诗赋文学的时代，可是从雍正开始，直到乾隆十年（1723…1745），忽又变为专重八股，其余一概被贬斥了。因而，曹雪芹的“杂学”，都是他冒着风险、犯着众怒而自己求索以得的。这样的不守“学规”，还会引起家长和至亲长辈对他的气恼和愤怒，把他当作不求上进的不肖子弟，甚至被当作“下流败类”。
这些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也进行了相应的描写：
“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却又痴痴的。茗烟见他这样，因想与他开心，左想右想，皆是宝玉玩烦了的，只有这件，宝玉不曾见过。想毕，便走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宝玉一看，如行珍宝。茗烟又嘱咐道：“不可拿进园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宝玉那里肯不拿进去？踟蹰再四，单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拣了几套进去，放在床顶上，无人时方看，那粗俗过露的，都藏于外面书房内。
那日正当三月中浣，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那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看。……（摘自《红楼梦》第二十三回）
清代有一个规矩，就是诸皇子从六岁（实为五岁）就得“就傅”，从师就学，其他宗室“觉罗”是八岁须入宗学（官学）。而内务府包衣人的子弟则是十三岁以上的优秀生，方能选入景山官学或咸安官学。于是曹雪芹长到十三岁的时候，其家境开始好转，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聪慧过人的少年雪芹，自然也就被挑入官学。官学的供给相当优越，家长们都巴不得子弟能够进去。
官学里分为两种课程：一是汉文功课，老师称为教习；一是满文功课，老师叫做“谙达”——据说是蒙古语，意思是“伙伴”。但那时教满文满语，逐步流为形式了，并不认真去教去学，仅仅是“应景”而已，因此谙达更主要的任务是教授骑射等武事方面的基本功夫。
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曹雪芹不可能像祖父那时代的人一样去接触无数的才子诗文家，同时，对于比他生时稍晚才兴起的“乾嘉学派”的那种学术研究他更是了无缘分，因为不但年代是不相及的，而且那学派与八旗人的学问之道本来就是分途两样的。
作为一名学生，“四书”是必修的基本课，必须熟读成诵才行——有的人甚至连“朱批”也能一齐背下来！这种训练对于曹雪芹来说自然也是不能免除或避开的。在后来他写的《红楼梦》一书中对此表示了真实的想法，他认为：除了“四书”，古书都该烧掉，但他却敢说：除“明明德”这句话外，世上根本无“书”可言！
至此，曹雪芹少年时期是一种严峻的自己追寻目标的一个教育历程。
由于雍正的接班人四皇子，已经在逐渐地走上舞台，因此对于曹家来说明显地感到了气氛的变化。此时，他家还有三家忠心耿耿的老仆。在无事的时候，得到家主的允许，就可以把小雪芹带到各处走走看看。于此，使雪芹兴奋无比，他借着这种机会，不断发现新的“天地”，新的知识，新的感受与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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