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文武巨侠大传奇-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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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和朱玫是1956年5月1日结婚的，当时金庸还在《今晚报》工作，婚后夫妇二人在如今的香港坚尼地道二号租房居住，生下了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朱玫是金庸的患难之妻，《明报》草创时，她与金庸苦苦撑着，当《明报》发达兴旺之后，金庸却移情别恋，与朱玫结束了婚姻关系。朱玫在孤独和贫困中度过一生，于1998年11月8日病死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终年63岁，替她拿死亡证明的，竟然是这家医院的员工，而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儿女。
金庸的第三任妻子林乐怡，也就是现在的夫人。林乐怡认识金庸时才16岁，比金庸小20多岁。当时，林乐怡是酒店的侍应生。那时，金庸与第二任妻子朱玫关系已经不和，经常吵架，烦闷时就到那家酒店去坐坐。由此引起了林乐怡的注意。此后二人关系迅速发展，金庸提出与朱玫离婚，又再跟林乐怡结婚，并送林乐怡到澳洲留学。金庸很少公开谈及自己的婚姻和爱情，只是到了晚年在媒体的追问下才略有透露。
他多次表示在婚姻和爱情方面很失败，也说过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朱玫去世后，他曾悲伤地对记者说：“我对不起朱玫……”金庸和朱玫生有两男两女。金庸很爱他的儿女。尤其对大儿子查传侠感情深厚，据说查传侠十一二岁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人生很苦，没什么意思。19岁的时候，查传侠在美国纽约读大学一年级，他有一个女朋友在旧金山，两个年轻人在电话里吵了几句，查传侠一时想不开，冲动之下选择了自缢。接到儿子死讯，金庸极度震惊和伤心。
后来，在《倚天屠龙记》修订本的后记中，金庸写道，他以前写张三丰见到徒弟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以及谢逊听到义子张无忌死时的伤心，都写得太肤浅了，真实的人生不是那样子的，因为他那时还不明白。
1991年，金庸将《明报》卖给于品海，有人就说那是因为于品海长得像他死去的儿子。记者问及此事，金庸回答说：“理性上我没这样想。但他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相貌也的确有点像，潜意识上不知不觉有亲近的感觉，可能有。”
武侠文豪—金庸武侠巨匠
梁羽生写武侠小说名动香江时，金庸还在坐冷板凳。后来居上，成为新派武侠的巨匠。倪匡曾言续写金庸作品的人，是脑袋睡扁了
梁羽生开始写武侠小说并名动香江时，“金庸”还没有创作武侠小说。梁羽生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掀起了不小的武侠小说热。《新晚报》由于刊登“武侠小说连载”大获读者欢迎，其他各报便坐不住了，纷纷效仿。梁羽生名声大振，成了各报争相约稿的“抢手货”。一年多之后，梁羽生到北方办事，分身无术。
罗孚对金庸说：“《香港商报》急需武侠小说连载，梁羽生忙不过来，就你来写吧！”金庸谦虚了几句。罗孚说：“别推了，我知道你们两人的底子，再说我已经向《香港商报》推荐了你。试试看吧！我想你能行的。”“好吧，我写写看。”金庸犹豫良久，终于答应下来。
经过通盘构思，金庸把写好的头几篇交给《香港商报》。此后从1955年到1956年，他几乎每天写一篇。这部小说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书剑恩仇录》。
这部作品并不是金庸最优秀的作品，但已经表现出非常高的水准。作品虽然未脱江湖与朝廷对抗的模式，红花会群雄多少可以看出一点梁山好汉的影子，然而作品故事精彩纷呈，起伏跌宕，吸引了大批读者。曾经有人说：“作家的处女作多具有自传体的色彩。”而金庸表示过他不是作品中的人物，不可作比。但是，书中的主人公陈家洛集剑客、书生、侠士、政治家为一体，从某种角度展示了大时代知识分子的脆弱情感、幻想幻灭，却真实地体现了金庸在一个时代变换时的迷惘之意。后来有人评价：“陈家洛是金庸笔下最不成功的主人公之一。”有很多读者不同意，不过金庸后来再也没有写过像陈家洛这样的名士剑客人物了。
正是从这篇小说开始，金庸从此欲罢不能，总共写了15部36册长、短篇武侠小说，依年代顺序，排列如下：《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飞狐外传》、《白马啸西风》、《鸳鸯刀》、《连城诀》、《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越女剑》、《鹿鼎记》。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于1969年10月开始在《明报》连载，到1972年9月刊完，一共连载了3年11个月。在《鹿鼎记》的《后记》中，金庸说：“如果没有特殊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中间，他特地打了一个括弧，注明：“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金庸曾将自己14部作品（《越女剑》在外）的首字连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很长一个时期，金庸把这副对联贴在他在香港的办公室的门上。后来，金庸又花了10年时间对上述作品进行全面的修改润色。
在创作了《雪山飞狐》之后，他接着写了《射雕英雄传》，此箭射出，金庸之名青云直上。金庸的好友倪匡说：“等到《射雕英雄传》一发表，更是惊天动地。在1958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曾有人问金庸对其作品的评价。金庸说：“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谈啦，把自己说得太低，读者可能竟会误以为真，岂不糟糕，哈哈！说老实话，我以为我的武侠小说是第一流的，但说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那就不够资格了，这是真心话。”
有人认为金庸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仅次于鲁迅、巴金、沈从文的文学大师。金庸表示不敢当，说：“排位在鲁迅、巴金、沈从文之后，我完全同意，但是其实还有好几位作家，好像茅盾、老舍，也应该排在我前面。”为什么写着写着就不写了呢？金庸是这样说的：“我一共写了十多部长篇小说，大致上并不重复，后来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还说，“我开始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娱乐自己的成分很大，后来一部就写两三年，书中人物天天出现，就像自己的朋友一样。如果时常重复，自己都不想看了，读者也不会被吸引。”写了这么多武侠小说以后，金庸也被人们称为“金大侠”了，因此有不少读者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金庸是不是会武功呢？金庸说：“我不会武功，武侠小说主要是小说为主，武术是一种工具，属于比较次要的层次。武功招势大部分是我想像出来的。不过太极拳、少林拳、武当拳有正式记录，现在有很多人也会，尽可能照实写来不加以改变，其他许多武功招势是我自己创造、想像出来的，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面，或者诗词与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的句子来做那招势的名字。有时找不到适合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总之那招势的名字必须形象化。”
在金庸写作武侠小说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有人指出金庸的小说，有不少是倪匡代写的。倪匡是香港著名作家，跟金庸算得上铁哥儿们，在历来一本正经的金庸面前，只有他敢拍肩拍头开玩笑，直呼金庸本姓“老查”。
在香港，当一个作家走红了，应付不了众多的约稿，的确有请快枪手代写的事情。倪匡代金庸写武侠也并非空穴来风。那是在金庸写完《倚天屠龙记》之后，《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首次连载，金庸约见倪匡，在座的还有新加坡的一位报馆主人。这位新加坡人是特地来香港找金庸的，他要求金庸别结束《倚天屠龙记》，继续写下去。而金庸已将全副精力投入创作《天龙八部》，不可能同时写两篇，所以想请倪匡代他写《倚天屠龙记》的续篇。
倪匡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倪匡说：“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如果有人胆敢答应：我来续写，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睡觉太多，将头睡扁了。我当然不会续写《倚天屠龙记》，因为我虽然睡觉不少，但幸保脑袋未扁。”但倪匡曾代金庸写过《天龙八部》中的一部分。当时，金庸要去一次欧洲，正在连载的《天龙八部》不能断稿，于是金庸找到倪匡，求他代写三四十天。当时在场的名作家董千里可以证实此事。金庸是这样说的：“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可以自由发展。”
倪匡表示同意。但金庸不是完全放心，又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练而有力，文字的组织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倪匡明白金庸这是要找个人在旁边监督，因为金庸所说是实，倪匡虽说心里有点不悦，但还是答应了。
于是倪匡就开始写。大约写了六万字左右，直到金庸从欧洲回来。事实证明，金庸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知道倪匡的性格，平时就喜欢跟他“捣乱”。果然，倪匡见面对金庸的第一句话就是：“老查，对不起，我把阿紫的眼睛弄瞎了。”阿紫是《天龙八部》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倪匡说他讨厌这个人，所以故意让她瞎了眼。金庸听说吃了一惊，说：“不会吧？”急忙把连载的报纸找来，倪匡并没有跟他开玩笑。但生米已成熟饭，阿紫的眼睛真的给倪匡弄瞎了，金庸哭笑不得，只是不停地摇头。倪匡代写的那一段，在单行本出版时保留了原样。后来，金庸对自己的全部作品进行修订时，觉得倪匡代写的那段有必要改过来。但金庸是个脸皮很薄的人，觉得这是自己求朋友帮忙干的事，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删掉，将来给朋友看见了，自己怎么好面对？想来想去，决定还是来找倪匡商量，说想把他写的那段删去，不知是否会见怪。倪匡哈哈大笑，说：“枉你我交友十数载，还要来问我？只是我担心，阿紫的眼睛瞎也瞎了，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金庸说：“我自有办法！”金庸果然有办法。他作了一些改动，结果就是如今各位看到的情形。金庸将阿紫、游坦之两个人的性格作了复杂化的描写，为了痴情相爱，一个宁愿把自己的眼睛送给爱人，一个把将复明的眼睛又挖出来。
此后，倪匡逢人便说及此事，而且还自撰一副对联，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
武侠文豪—金庸创办《明报》
创办《明报》时，非常艰苦，夫妻共喝一杯咖啡；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笔名、本名都著名
在如今的世界上，有的人笔名很有名，但本来的真名可能就被人遗忘了，例如梁羽生写武侠很有名，但他陈文统的本名就很少有人知道。而金庸之名凭写武侠小说名扬天下，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因为办报纸、写社评，他的本名查良镛也同样如雷贯耳。1959年，金庸与同乡沈宝新合股，在香港注册了一份报纸，这就是《明报》。香港有句行内流行的话，叫做“想破产，搞出版”。但金庸倚仗有自己的武侠小说做后盾，决定借武侠小说立业了。注册资金一共是10万元，金庸占80％的股权，沈宝新占20％。这样的股权比例一直维持到20世纪90年代。金庸还请当时香港最有名的书法家王植波题写了报名，这两个题字一直沿用至今。
《明报》草创时期人手很少。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生当金庸的助手。从创刊之日起，《明报》就开始连载金庸的《神雕侠侣》，每日一篇，每篇约2000字，登在第三版。当时就连香港本地人也不知道“金庸”与“查良镛”是同一个人，都觉得很奇怪，查良镛任主编的小小《明报》，凭何种魔法，请来金庸这大手笔为其专写武侠连载？《明报》的销量起初并不尽人意，有过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我们看见报馆经济不好，也不奢望有薪水发，只求渡过难关，便心安理得了。”那时《明报》的办公地点在中环，而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经停航，要改乘小电动船渡海。如果想即到即开，船费是三元，否则就要等到有六个人登船才开航。那时金庸夫妇宁愿挨着冬夜寒风，也不愿付包船费。所以倪匡曾说过：“《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
事实的确如此，不过，《明报》权威性的建立，恐怕在于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镛发表的每天一篇的社评。金庸曾经颇感自豪地说：“恐怕报纸成功，跟我社论写得成功有关，买我的报纸，他就能看到我的一篇社评，其他的就不需要看了。”当时金庸确实辛苦，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不过最初的社评还谈不上深刻、尖锐，所以反响平平。《明报》的发行量只有一万来份。即便不亏本，也没什么钱赚。
1962年爆发的“大逃亡”事件，给《明报》帮了一个大忙。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大批的内地人拥往香港，到2月份，从边境偷渡到香港的广东人每天数以万计。而港英当局对进入香港的内地中国人，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一律采取限制、拦截或阻止的对策。警察四处抓人，一车又一车把逃港者押送回深圳。尽管如此，移民仍波浪式地涌进香港。在“逃亡潮”始发阶段，金庸在社评中的调门很低，因为当时左派的《大公报》、《文汇报》等大报都缄默不语，金庸也怕惹火上身。然而事态的发展使金庸再也坐不住了。《明报》派出的采访记者回来诉说边境线上看见的情况，一个个都是泪流满面。金庸做出决定：“真实地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发表这成千上万同胞们的苦难，至于后果如何，全由我负责。”大批“难民”被堵困在沙头角梧桐山，饮水食品缺乏，面临绝境。金庸写出社评《火速！救命！》，呼吁有关方面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从5月中旬起，《明报》以大标题、大图片，大登特登“逃亡潮”的新闻。同时，金庸在《明报》刊登启事，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捐物。社会各界纷纷响应，数天内，《明报》就筹得18万港元现金和大量物资。《明报》辟出版面，刊登捐赠者名单和钱物数。《明报》还组织车队，源源不断地把食品等送到内地同胞手中。
围绕此事，金庸连续写了十多篇社评，比如在《巨大的不幸和痛苦》这篇社评中，他批评“大陆当局”对“逃亡潮”事件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发之后又“熟视无睹”。当然，以《大公报》为首的几家左翼大报对于金庸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抨击。这时，台湾有人甚至联合国也有人攻击港英政府遣返非法进入香港的内地中国人“不近人道”。
金庸立即掉转笔锋，在《协助警方，共渡难关》的社评中质问：“为什么台湾只允许每年收容1000人，却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他还呼吁香港市民“不要阻挠（香港）警方处理这个难题，不要认为警方执行任务是对我们中国人含有敌意”。从这里又显示出了《明报》一贯宣称的“中立”立场。经过这场激烈的笔战，发行量才1万来份的《明报》销量直升，每天达到4万多份。
直到今天，在大多数华人眼里，金庸是凭武侠小说扬名的；而在许多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