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文武巨侠大传奇-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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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在大多数华人眼里，金庸是凭武侠小说扬名的；而在许多关心社会和政治的人眼里，金庸却是以他的理论文章著称的。
金庸曾说：“我写社评，那是写真，写小说，那是写美，而佛学，是揭示善的。真善美，才是一个完整的精神追求。”而外界一般也认为，几十年来，《明报》的社论一直对社会具有较大影响，不仅备受港英当局关注，甚至也受到内地和台湾的重视。那么，金庸的社评有些什么特点呢？由于金庸的社评几乎每天一篇，很难对其内容作一个笼统的概括，现仅举几例，以管中窥豹。
金庸的社评有一个特点，就是“预测准确”。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美国方面已获得情报，准备在我国政府公布之前向世界披露，目的是想让中国政府公布的新闻变成旧闻，削弱此次事件对世界的影响力。但美国方面苦于不知道中国政府具体会在什么时间试爆。而金庸居然能在10月1日预测到会在16日下午三四点钟试爆。指出，“其时美国正是深夜，国务卿来不及召开记者招待会，而北京电台就可先行广播了”。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准确时间是下午三点钟。
“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落难江西，金庸在社评中分析邓小平很快就会重返政坛；江青得势之时，金庸预言：“毛泽东一死，她就没有好日子过。”
他甚至预测到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大约在1982年开始进行谈判。
金庸说过，他一生中受《资治通鉴》影响最大：“《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行事。”但是金庸也这样说过：“我比较大胆，反正这报纸是我自己办的，我推测错了，不会有人管我，也没有太大的责任，如果我拿人家的薪水，替人家做事，就不敢这样大胆，推测错了，老板要骂你了：你怎么这样乱写！”
“文化大革命”期间，《明报》特别开辟了“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内地的消息。那时的中国内地，在许多香港人心目中还非常神秘，“北望神州”版正好满足了许多人的需求。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明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而每天的销售量也稳住在12万份以上，在香港跻身“大报”行列。
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问金庸，他的社评为什么写得那么好。金庸回答说：“这是承蒙大家看得起了。香港是一个政治斗争很尖锐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各种各样的政治都有。就《明报》而言，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明报当时办报宗旨就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也是成功的一个因素。
1965年，金庸又创办了一份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明报月刊》，其宗旨是“独立、自由、宽容”。除《明报月刊》外，金庸还先后创办了《武侠与历史》、《新明日报》新马版、《明报周刊》、《明报晚报》、《财经日报》等刊，至此初具报业集团雏形。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金庸在60年代末创办的《明报晚报》，该报走软性路线，吃喝玩乐，犬马声色，样样都有，的确赚了不少钱。但是，据说金庸的第二任妻子朱玫对其中的色情成分大为不满，后来这份报纸便停办了。对于此事，金庸在接受著名主持人杨澜访问时也谈到过：“搞揭发人家的隐私，我是一直反对的。我曾经办过一张晚报，后来很成功，因为那个总编辑当时喜欢揭发人家的隐私，这样个人的私生活就会令读者很多，一下子这报纸很成功，我就下令停办了。我们不做这种事情，不能说为了报纸成功，专做这种可耻的、无聊的事情。” 在“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臭骂为“豺狼镛”，极“左”势力将其列为五个要“消灭”的人中的第二人。报社工人把铅字熔化成铅液，以防人袭击
《明报》被香港报界誉为“清流”，但由于经常涉及敏感问题，踢爆过不少火药桶，从而引起极“左”势力的极大不满和仇恨，金庸本人被臭骂为“豺狼镛”，甚至险些招来杀身之祸。1967年，内地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
这年夏年，受内地形势影响，香港也发生了著名的“六七暴动”，有人称之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这次事件起始于一连串的劳资纠纷，最初是工人自发行动，后来“左派”工会介入，组织“斗争委员会”，统一领导这场运动，使对抗变得激烈起来，他们的革命目标是要赶走英帝国主义，让香港回到中国人民手中。港英政府采取强硬的镇压措施，派出1000多名警察，动用直升机，以武力驱散工人，也逮捕了不少人，并酿成流血事件。
“暴动”一开始，金庸就与极“左”势力尖锐对立，反对极“左”势力采取过激行为，支持港英政府严厉镇压这场“暴动”。由于金庸的《明报》支持港府、反对极“左”势力，6月5日，在澳门当权的极“左”势力宣布，不准《明报》进入澳门。《明报》当时位于香港北角英皇道561号。金庸也很害怕极“左”人士对《明报》发动冲击，便指示本报员工把《明报》门面上的所有标志全都拆下来，编辑部大门也装上铁闸。排字房的工人甚至把铸字用的铅熔成铅液，打算用来对付可能前来造反的极“左”分子。
果然，有一天，几百个极“左”分子浩浩荡荡地来到561号大厦，要火烧《明报》社，但是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等找到时，报社已经关起了闸门，而警察也赶到了。《明报》算是免了一场劫难。但是金庸本人却受到空前的威胁。
极“左”派放出话来，要“消灭”五个香港人，其中第二个人就是金庸。回忆往事，金庸至今还心有余悸。近些年接受采访时，他说：“那时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林彪、‘四人帮’气焰如日中天，香港‘左派’也受影响，起来造反。《明报》当时持稳健的立场，对‘文化大革命’有批判、有意见，对香港的‘左派’造反也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于是香港的‘左派’提出要杀死五个人，第一名叫林彬，香港商业电台的著名播音员，‘左派’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给他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我是五个人中的第二名。另外三人，一位是立法局的议员，一个是香港政府的高级官员，还有一个是新界的群众领袖。林彬事件发生后，香港政府采取措施保护4个人的安全，那时‘左派’就对香港政府武斗，并且到处放炸弹。”
为了表示不畏强暴的男子汉气概，对林彬的死，金庸连续在《明报》上发了两篇社评，一篇是《烧不灭的声音》，一篇是《敬悼林彬先生》。发完之后，到瑞士暂避风头。
香港发生的这场风暴，终于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后来，周恩来总理公开出来表态，认为“香港应该保持现状”。这场“红色风暴”才渐渐平息。但是，这场“暴动”使得香港社会人心惶惶，不少人因担心前途而移民国外。
武侠文豪—金庸退隐江湖
金庸想退隐江湖，把《明报》卖给一个叫于品海的人，结果，精明一世的金庸大大地抱憾了一回
1989年5月20日，在《明报》创刊30周年茶会上，金庸突然宣布辞去社长一职，只留任明报集团董事局主席职位。但他表示将彻底淡出江湖。当时，《明报》已是市值约10亿、赢利约1亿港元的大型报业集团。
消息传出，一时引来10多个财团上门洽谈收购金庸所持的股权。先后有收购专家梁伯韬与出版奇人郑经翰合组的收购拍档、英国报业大亨麦士维、香港首席财阀李嘉诚、香港首席洋行怡和以及澳籍传媒大王、《南华早报》大股东梅铎，另还有日本德间书局老板及其顾问于品海。但最后，没有一家财团谈妥。金庸之意，并不在于《明报》售价多少，而是未来的继承人能否将《明报》精神发扬光大。
金庸的子女，无一人有意从事报业。金庸也曾想在明报集团内部物色合适人选，但一直举棋不定。这时，有一个年轻人引起了传媒的广泛关注，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明报》新老板的于品海。于品海生于1959年，是香港人，1977年毕业于加拿大沙省大学政治系，回港后进入金庸旧属黄扬烈创办的《财经日报》做国际电讯翻译及编辑。一年后，离职进富丽华酒店做职员。1985年，于品海以20万港元为资本，说服朋友投资80万港元，创办智才顾问管理公司。同年8月，于品海做成智才的第一单业务，与日商合作，发展并管理桂林的漓苑酒店。到后来，智才成为它的直接控股公司。这时，智才还只是一家“皮包公司”，没有自己的写字楼，老板兼职员只于品海一人。两年后，智才上市，市值已达6亿港元。
于品海曾经协助日本出版商商谈《明报》收购事宜，虽然事没办成，据说却给金庸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据某周刊说，于品海花了多年时间与金庸套近乎。“他花了很多时间陪金大侠看戏、食大闸蟹，又不时大谈办报理想，令金庸老人家十分开心”。据说他还与金庸建立了“义父义子”的特殊关系。
1991年12月，于品海与金庸进行首次交易。然后自1994年12月1日起，分五次全部让给于品海。就这样，于品海大模大样地出任明报集团副主席，在金庸的直接关照下处理日常事务。1994年3月31日，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宣布，从当日起，金庸及沈宝新退休，分别辞去董事局主席、副主席职务。同日，于品海被委任为董事局主席。金庸受邀担任名誉主席。这年，于品海才35岁。次日，《明报》刊出金庸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金庸对于品海大加称赞。他说：“过去大约10年中，我热衷寻求一个聪明能干、热心新闻事业、诚恳努力的年轻人，可以将《明报》交托给他。如果不是我运气好，不会遇到于品海先生这样似乎度身订做的、比我所想象、所要求更加精彩的人才。”
1993年9月，《明报》副主席、掌握实权的新老板于品海宣布创办《现代日报》。报纸尚未面市，广告费就花掉2000万港元，创香港传媒创刊广告费用之最。作为《明报》的补充，《现代日报》是以市民为对象的报纸。这也是一份全新概念的报纸，在香港开天辟地全部采取横排。于品海声称，横排才符合国际规范，中国内地全是横排，此举必将对1997年后的香港报业产生深远影响。此后，《明报》股价一路上扬，由原来的4港元飚升到10港元以上。于品海个人的账面财富也由5亿多攀升至13亿港元。
1994年4月，于品海正式接替金庸任《明报》主席，并当选为香港报业公会主席。某杂志封他为“香港梅铎”。谁也没有料到，正在平步青云之际，于品海多年前埋下的“地雷”被人引爆了。
1994年10月10日，香港《经济日报》独家披露，于品海在加拿大留学期间，曾触犯偷窃、冒签支票、非法使用他人信用卡、私藏枪支等7项控罪，被判入狱两年减一天。当晚，于品海发表声明，承认自己20岁时在加拿大求学期间，曾于1979年的3个月内，因使用他人支票和信用卡，涉及金额4600加元，以及无牌藏手枪，全部控罪共判刑两年减一天，但实际服刑4个月获释。于品海陈年案件在香港掀起轩然大波。金庸知悉后大吃一惊，对于品海隐瞒案底感到遗憾。
金庸认为这件事至少对《明报》短时期会有影响，“董事都会有影响，何况主席！”金庸认为，他选于品海为接班人并非感情用事，他做过调查，结论是于品海的历史清白。外界有评论说，这一事件对金庸打击太大了。香港立法局议员詹培忠10月11日发表讲话，称这一事件“令传媒本身的声誉及形象出现瑕疵。对此，身兼报业公会主席的于品海，确应有自动辞职的勇气”。批评与谴责从四面八方涌来，于品海被迫先后辞去报业公会、明报企业、南海发展的主席职位。不过，《明报》及南海的控股权仍牢牢攥在于品海手中。
此后，于品海出现了一连串的投资失误，或者说主观犯错。据说，于品海在债台高筑时走了一步神秘的棋。又因为与独立核算师“不咬弦”，核算师披露，于品海先后拿出4宗3亿港元的款项给身份不明的机构。《明报》的正业是出版报刊，拿贷款去放贷及投资他业（据后来的披露，其中有一笔款是用于加拿大开办赌业），既隐瞒了股东，又违反与银团的贷款协议。所以，香港证监会与联交所于1995年8月22日早上宣布《明报》停牌。最后，于品海只有出售他自己与《明报》控股公司智才所持的《明报》股权。从此于品海算是彻底淡出了报业。杨澜采访金庸时曾谈及于品海，说：“当年您把《明报》转让给于品海的时候，您借给他很多股票，还在舆论各方面都很支持他，但是结果出来却并不是像人们预料的那么好……”金庸回答说：“我觉得，如果他来办《明报》，应该可以继承原来的方针政策办下去，所以我各个方面都支持他。后来于先生他一来根本没有经验，有些好的人离开了，有的人和他意见不合离开了，所以报纸办得不太成功，有些投资也不太成功。不然应该我的股票全部买去的，后来他没有能力买了……”金庸还宽容大度地说：“我觉得这也不是他的过失，他经营生意不成功，我觉得很可惜。如果他很成功，他完全可以根据我们订的合同，把我的股票全买去，我们双方都很满意了。但现在不是他故意来对我反悔，或者故意欺骗我，不是的，因为他自己做生意没成功，所以他没有力量完成这个合约，我可以原谅的。”退休后，金庸说他有两方面的打算，一是写历史小说，二是做一些研究工作。他身上有多个学者头衔，得不时应约到处讲学。他还多次表示，退休后希望能在杭州西湖边建一幢小屋，以满足对故乡的依恋和思念之情。西湖风景区的土地是不允许建私人住宅的。鉴于金庸对中国通俗文化的贡献及其影响力。于是，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做出特别决定，批给金庸四五亩地，建造一间园林式的小舍，给金庸作为休闲、藏书之用。不过金庸表示，他去世后，这所房子连同书籍全部交给杭州市政府。
（本文作者 萧亮）
精武之魂—霍元甲力退强敌
自幼体弱，父亲不传武功。仇家上门，霍家最强子弟也敌不过对方，霍元甲挺身而出，力退强敌，大家方知霍元甲偷师学得神功
1890年秋后，收完地里的庄稼，已是农闲时节。天津静海县小南河村的霍家却忙活开了。小南河村的西面有一片枣树林，“迷踪拳”第六世传人霍恩第正带着子侄们在枣林间的空地上习武健身。
这霍恩第可不是等闲之辈，不但在小南河村，就是在整个静海县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融各路拳学于一体，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霍家拳。这种拳法柔中有刚，迈步如猫，疾如闪电，与人交手，往往对方还没有看清门道，即被击倒，所以江湖上把霍家拳也称为迷踪艺。就这样，十多年来，霍恩第身怀绝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