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文武巨侠大传奇-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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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省学者叶洪生先生在其论著中也称“王度庐之生平不详”。及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宫以仁先生（已故小说家宫白羽先生之子）受叶洪生之托，要写一篇介绍王度庐生平的文章。宫先生根据小说内容，推测王度庐可能是北方人，并与苏州大学徐斯年教授谈及此事。之后，徐教授在《寻找王度庐老师》（《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代序）一文中是这样写的：80年代初，我所在的学科决定立项研究通俗文学，这一课题并被列为“七五”国家重点项目。不久，几位研究通俗文学的朋友相继来信，说起“武侠北派四大家”中，宫白羽、李寿民、郑证因三人的生平，人们多已知晓，惟王度庐，至今不知何许人也，问我可有这方面的线索。经过他们的“强化刺激”，我猛然想起母校的王度庐老师。他没给我上过课，也从未听说他写过小说，但姓名倒一字不差，姑且问问看。很快就收到了母校回信，得知王老师已经过世，但因此却找到了王老师的夫人，我们当年的舍务老师李丹荃女士，并且确认了那位四十年代闻名全国的“侠情小说大师”，果然就是我的老师。
四十多年前，我和我的丈夫王度庐同在一所中学里工作，那时，徐斯年是这所学校里的一个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学生。以后我们多年未见，再见面时他已成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我和王度庐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以后的时间不会太多了，所以我愿意将我能忆及的一些往事和想法写下来，留给热心的读者和关注通俗文学及其发展的学人。王度庐原名王葆祥，字霄羽，1909年出生于一个北京的贫困旗人家庭。“王度庐”是他于1938年开始使用的笔名。王度庐七岁时父亲不幸病故，遗腹的弟弟葆瑞出生，家里便更加贫困了。在他9岁那年，姐弟三人又相继患上传染病。据他后来告诉我，当时他昏迷了好几天，总算“命大”，慢慢地又苏醒活过来了。当他睁开眼时，却见屋里全变了样子，空荡荡的少了不少东西，桌子和炕头上的柜子也全不见了。母亲坐在炕边掉泪，为了给孩子们治病，把家中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王度庐病愈后，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身体很不好。他喜素食，胃口也弱，鱼、肉一概不吃，后来我曾多次劝他改变这一习惯，但总是改不了。
尽管贫穷，王度庐的母亲还是支撑着让他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学，读完了旧制高等小学。在他十二三岁时，家里曾送他到眼镜铺当学徒。原想这活儿较轻，三年出师，学份手艺，一个月也能挣几块钱养家。谁知干了没几天，掌柜的嫌他身体瘦弱，不会干活，就打发他回家了。以后又送他去给一个独身的小军官当听差，试工三天，人家嫌他太小，半日生不着一个煤炉，给了几个铜板，就叫他卷铺盖了。后来，王度庐在《古城新月》、《落絮飘香》等小说里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及城市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景况，写及贫民青年求生之难，其感受应是来自他的青少年时代。
王度庐读书勤奋，人也聪明。当时有位姓李的小学教师很赏识他，经常借给他书籍，并且教他音律和诗词格律。因此，他在十几岁时就常向报刊投稿，写些小文章和旧体诗词。
王度庐的学识主要来自于自学。他家位于“后门里”（“后门”是地安门的俗称），后来，他在《古城新月》、《卧虎藏龙》和《虞美人》等作品中，曾多次写过这个地方。北京大学一院当时离他家很近，所以他有时就到那里去旁听。那时的北京大学很开放，外边的人进去听课，也无人过问。若有名家来讲课，常常是连窗外都站满了旁听的人。
王度庐也常去三座门的北京图书馆看书，一坐就是一天。那时候“鼓楼”那里还有个民众图书阅览室，进去可以任意翻阅书报杂志，那里也是他常去的地方。我不清楚他在北大听过谁的课，也不知道他在图书馆里看了哪些书，然而，从他后来所写的社会言情小说中所反映出的外国文学知识和文艺理论修养，以及他在侠情小说中所表现出的美学追求，可以看出，他在这段自学生涯中确实得益匪浅。
因为投稿，王度庐认识了一位宋先生。宋先生办着一份小报，他见王度庐文笔颇佳，为人诚实，就聘他担任该报编辑。由于报社极小，他既要编副刊，又要写评论及连载小说；晚上则需等新闻稿到了以后，再赶编时事版；看红样、清样也是他……所以，实际上他既是“主编”，又兼校对，每天都要忙到后半夜。小报日出一张，除新闻外多登体育消息。王度庐在编该小报的同时，还写些连载小说。这一时期，他写的主要是侦探小说，如《烟霭纷纷》、《空房怪事》、《绣帘垂》、《浮白快》、《两件奇案》、《红绫枕》等，署名均为“霄羽”。他的这些侦探小说均仿《福尔摩斯探案》，以“赛福尔摩斯”鲁克及其助手为贯穿人物，篇幅不长，诸案形成系列。
我在北京读中学时，在一个同学家里认识了王度庐，那时他正在为我同学的弟弟做家庭教师。记得他曾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另一本是纳兰性德的《纳兰词》。我不太喜欢《浮生六记》，却很喜欢那本词。
“九一八”事变以后，北京市面也日见萧条。为了生计，王度庐离开了北京，前往西安谋生。后来他还去过山西、甘肃、河南一带。那时我的家也已迁到西安，1935年我和王度庐在西安结婚。
王度庐在西安做过私人报纸的编辑，也当过小公务员。因为他既无学历，又缺高亲贵友的推荐，加上性格孤僻，不会逢迎，所以经常失业。当时物价飞涨，工资低微，所得很难维持生活，真是“长安居，固不易”。
我们在西北住了两年，时间虽然不长，但是那段经历对他后来的创作却意义不小。西北地区，自然环境严峻，民风剽悍，加以穷困，乃多铤而走险者。我的父亲因猝发心脏病，卒于三原县。王度庐从西安前去接灵，途中就曾遭遇绿林强盗，衣物被洗劫一空，他只得返回西安，重新打点，再走一趟。后来他在《铁骑银瓶》中写韩铁芳在那一带被匪帮劫持，应是掺入了那时的切身体验。
求生的艰难，促使我们又回到了北京的家里，与他的母亲、弟弟同住。长安居，固不易；京师居，仍不易。那时我时常犯眩晕症，在昏睡中常听到他喃喃地吟诵着：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类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后来我知道了这是元稹的悼亡诗，就笑他说：“你干吗老咒我？我又没有死呀！”现在想来，他反复吟诵这几句诗，乃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那情景至今令我难忘。
在北京时，我们游逛过许多名胜古迹，北海、景山、中山公园、太庙、什刹海、陶然亭等地都去过，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常会提到这些地方。
陶然亭在永定门外，俗称“南下洼子”，是明清时期文人骚客、落第举子聚会赏景、饮酒赋诗之处，人称“城市山林”。我们慕名前去游览，跑了许多路，结果大为扫兴，看到的只是遍地荒草、成片污塘、一座破亭，和几间坍屋。然而，王度庐晓得有关的典故，他带着我找到了那座著名的“香冢”和“鹦鹉冢”，并去诵读那香冢石碣上镌刻的铭文。那铭文我至今仍能背出：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后来，当他撰写第一部侠情小说《宝剑金钗》时，便把书中的那位身后凄凉的“侠妓”谢翠纤的墓地设置在了此地。王度庐的弟弟葆瑞当时也已成年，虽然身强力壮，却也面临失学失业的命运。大约在1935年左右，他开始每天晚上到夜校学习。夜校是一些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办的，不收学费，也没有什么正规的教材，既教读写算记，也讲救国救亡。
夜校里有位老师姓徐，与葆瑞的关系尤其密切，他常借给葆瑞一些中外进步文学书籍，如《铁流》、《被开垦的处女地》、《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葆瑞带回家来，我们三人就轮流看。
侠情大师—王度庐开创先河
迫于生计，创作武侠小说，开侠情小说的先河，“鹤———铁五部曲”风行全国
我有一位伯父，他在青岛生活工作多年，有些积蓄。伯父无子女，伯母病故之后，他孤身一人，生活寂寞，便写信给我，希望我们能去与他一起生活。王度庐不愿寄人篱下，而我却极力主张去，因为我想，或许伯父能帮助我们找份工作。
1937年春，我们便去了青岛。王度庐倒是很喜欢那里，宜人的气候也有益于他的健康。然而，日益严峻的时局，又使他们和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一样，忐忑不安，忧心如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抗日浪潮也进一步高涨。东北、平津的学生纷纷南下，寻求个人生活出路和救国途径。有一天，王度庐的弟弟葆瑞也由北平到了青岛，他是跟流亡学生一起来的，准备去内地。葆瑞在我们那里住了几天，我们一起谈了很多，谈时局、谈出路……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一向很好，分手时不无留恋，我们将葆瑞送到码头，最后王度庐慨然说：“你就放心走吧！母亲的生活，家里的一切，有我照顾。”他还把自己的怀表送给了弟弟。后来，葆瑞由上海几经转折，到达陕北，参加了革命。
以后，我们又送走了弟弟的老师徐君和他在北平的几个学生，还有我的一个妹妹。我们也曾表示希望能与徐君一起走，徐君却说：“霄羽先生您还是先呆在这儿吧，您这身体不行。”当时我们是多么羡慕他们！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飞向自由天空的小鸟，而想到我们自己的前途，却渺茫得很。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不久，青岛的日本侨民便开始撤离，有钱的人都设法去了上海的外国租界，在山东农村有老家的人也纷纷离开了青岛，谁都明白，战火马上就要燃起。我们住的地方距离日本人集中居住的聊城路一带很近，四周的邻人都已逃走，房子全空了，夜里常能看到远处有些地方起火，也有流氓趁乱抢劫。
1938年1月10日，青岛全市被日军占领。我们不得不偕伯父及我的12岁的小妹迁徙逃亡。伯父的房子已驻扎了日军，他的家产全部损失，连桌椅都被日军当柴烧掉了。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是几本心爱的书已全都化作劫灰。以后，伯父又在宁波路租了房子，我们仍在一起生活。这位老人过去生活优裕，经过这场战乱，财产没了，身体也垮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便是，在侵略者的统治之下，一个卖文为生者，怎样才能不损尊严地生活下去？
有一天，王度庐到街上闲走，回来后对我说遇见了一个北京的熟人，说有一个刊载小说的机会，条件是要写武侠小说。我问他：“你能写吗？”因为他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我从未见过他拿刀弄棍。可是他说能写，并临时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度庐”。我曾问过他“度”是什么意思，他说“度”就是“渡”，希望能够靠此，混一混，“度”过这段艰辛的日子。
不久，报上便开始连载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署名“王度庐”。此后，王度庐就成了他的名字，原来的名字倒不用了。当时他的小说颇受好评，于是他便一写十余年，直至1949年。
王度庐发表的第二部武侠小说是《宝剑金钗》。《宝剑金钗》连载结束不久，报社就推出了单行本，“不及一月，即已售罄。乃决定重印五千部”，不久又即售罄，于是一印再印，共售出“数万册”。听说当时还有不少读者逐日剪报，将他的连载小说装订保存。
继《宝剑金钗》之后，报上又连续刊载了他的四部武侠题材作品：《剑气珠光》、《鹤惊昆仑》、《卧虎藏龙》、《铁骑银瓶》。因这五部作品既上下承接、又相对独立，所以被后来的学者称为“鹤———铁五部曲”。
若按故事的时间顺序排列，“鹤———铁五部曲”的第一部应该是《鹤惊昆仑》，虽然王度庐当时是先写的《宝剑金钗》和《剑气珠光》。《鹤惊昆仑》中的男主人公是江小鹤（退隐江湖后方称江南鹤），他是《宝剑金钗》中的男主人公李慕白的盟伯，他的盟弟剑客李凤杰，则是李慕白的父亲。《鹤惊昆仑》写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江南鹤原名江小鹤，童年时，其父因犯“淫戒”，而被师父鲍昆仑“清理门户”，率众徒残酷杀害。小鹤立志报仇，历经漂泊、凌辱之苦，学得武林绝技，十年后下山，寻找鲍昆仑，兑现复仇誓愿。鲍昆仑的孙女阿鸾与小鹤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爱甚深，但祖父却做主将其嫁给了大侠纪广杰，并使他们也与小鹤为敌。小鹤非阿鸾不爱，然而却因身负“世仇”这个大包袱而不能与之结合；阿鸾始终为小鹤守贞，但亦因情仇交战而痛苦万分。江小鹤认为不能因与阿鸾的“私情”而不报“杀父大仇”，由此展开一系列爱恨情仇的冲突。最后，小鹤、广杰化敌为友，一同赶到宠家，阿鸾却已因伤重不治而香消玉殒。此时，鲍昆仑已经自杀，江小鹤也手刃了直接杀害父亲的凶手，但是当他护送阿鸾的灵柩回到故乡时，不禁感慨无限，万念俱灰……第二部《宝剑金钗》主要讲述的是侠士李慕白和侠女俞秀莲的爱情故事：
李、俞先由比武而结识，继而在旅途中共渡安危，相慕相爱。但当慕白得知秀莲已经许配孟思昭之后，便认为自己既不应充当“第三者”，更应避“施恩图报”之嫌，所以决心割断痴情。到得京中，慕白结识隐姓匿名伏处牖下的“小俞”（即孟思昭），相谈甚欢，结为生死之交；而孟思昭则已察知慕白、秀莲的爱情。恰逢京中恶霸黄骥北纠集李、俞的强敌世仇前来寻衅，孟思昭于是孤剑出击，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此时，李、俞方才知道“小俞”真实身份，他们被这位挚友的义气深深感动，以至觉得双方如果结合，就是对这种高义的亵渎，于是更加坚定了终身不论嫁娶的决心。
作品中还穿插了李慕白与名妓谢翠纤的一段情孽，最后谢因自己误解慕白而负愧自刎。这又在李慕白的心灵上留下了一处永远无法弥合的创伤！
李慕白为保护恩人、挚友德啸峰入狱，却被盟伯江南鹤救走。在德府保护啸峰眷属的俞秀莲，夜间醒来，发现枕旁放着慕白所用宝剑一柄，又有纸柬一张，上写：“斯人已随江南鹤，宝剑留结他日缘。”
在1939年报社出版的《宝剑金钗》单行本上，曾登有王度庐的一篇自序：
昔人不愿得千金，惟愿得季布一诺，侠者感人之力可谓大矣。春秋战国秦汉之际，一时豪俊，如重交之管鲍，仗义之杵臼程婴，好客之四公子，纾人急难之郭解朱家，莫不烈烈有侠士风范，为世人之所倾慕。迨于后世，古道渐衰，人情险诈，奸猾并起，才智之士又争赴仕途，遂使一脉侠风荡然寡存，惟于江湖闾里之间，有时尚可求到，然亦微矣！余谓任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