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文武巨侠大传奇-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王度庐那时还有一个朋友,姓潘,是河北人,毕业于河北大学国文系,比他小三岁。潘先生的家乡被日寇占领后,他便只身流亡到青岛,在一家中学里教语文。
潘先生是一位见多识广、思想进步的文化人,也爱读王度庐的小说,那时他常来我家,一坐就是半天。潘先生善谈吐,知道的事情也多,打开话匣子什么都说,从当时报纸上看不到的消息,到口头流传的各种新闻。当他来了,王度庐就显得格外高兴,我就忙着找烟备茶。他和潘先生很谈得来,只有和潘先生在一起时,他才毫无顾忌地谈论。在王度庐的社会言情小说里,有些故事情节就取自潘先生的谈话资料。
旗人是很讲究年节礼仪和来往应酬的,他对这些事也知道得很多,在他的小说里,也有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描写。但是他对此却极端厌恶,甚至有些偏激。他虽然写过春联,但是我们家却从未贴过,家里也不过年,不过生日。那时候,每年的大年初一,刘先生必定天不亮就来敲门拜年,可是刘先生一进门,必见他仍在高卧,屋里也是乱七八糟的,没有一点过年的样子。这情况搁在今天,也许无所谓,但是在那个年代,却实在是有些不近人情。
《宝剑金钗》由上海出版以后,王度庐的小说开始流传到青岛以外的一些地区,在天津、北平、上海、武汉等城市,以至在“大后方”的四川,王度庐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也为许多人所熟知。当年的重庆,居然还出现过一位“假王度庐”。
据说在1943年前后,重庆有个说书人,自称为“重庆大学教授王度庐先生”,说的是“九华奇人”的系列故事。“王先生”说书是为生活所迫,重庆大学有不少同学都很同情这位先生,还有人和“王先生”一起在茶馆喝过茶。这位“王先生”当时穿一套英国绅士西服,头戴康克帽,进市区必带手杖。还有人知道他当时53岁,一家大小十三口,五儿三女。
王度庐一生从未到过四川,而且当时他才三十多岁,我们的长子尚小,哪儿来的“五儿三女”、“一家十三口”呢?
虽然那位“重庆的王度庐”是假的,但是他所说的故事,倒真的是王度庐的“鹤———铁五部曲”。他可以从隐居在九华山的江南鹤讲起,向前说到“桐柏老人”,向后说到李慕白、俞秀莲、玉娇龙、罗小虎、韩铁芳、春雪瓶,“鹤———铁五部曲”有二三百万字,足够他说上一阵子的了!
侠情大师—王度庐解放后
解放后,王度庐在中学教书,从此封笔。“文化大革命”中开会批判他的作品,念到精彩处,大家居然都笑了起来
青岛解放前夕,有一天,我们忽然收到了王度庐弟弟葆瑞的来信。那信是由别人辗转捎来的,大意是说:“我在外面买卖很好,我们不久即可团聚,望你们放心。”信很短,对我们来说却是莫大的喜讯,因为我们明白信中的真实含义是,多年的内战快要结束了。
1949年初秋,王度庐一个人先去了东北,因为那时他的弟弟已在大连工作。第二年年初,我便带着两个大孩子也到了大连。当时我们最小的孩子尚不足一岁,我怕带着他无法工作,便把他留在了青岛的小妹家里,直到1954年才将他接回。王度庐到大连后不久便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先是在旅大行政公署教育厅工作,后来调任旅大师范专科学校。1953年的夏天,我们又一起调入沈阳的辽宁省实验中学。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退休。
解放后,王度庐就再也没有写过小说,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生活。那时他已40岁了,身体又不好,但是他努力地学习新东西,努力地适应新工作。为了让我也能参加工作,他甚至开始尽力地分担些家务。虽然他参加革命工作后用的还是王度庐这个名字,但是由于他的身份完全改变了,他的作品也渐渐地从书店里消失了,因而人们也就渐渐地忘记了他曾写过小说。王度庐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呢?徐斯年在《王度庐评传》中写道:实验中学初中部的学生,对这位教高中的王老师大多怀有“敬畏”心理。“敬”,是因为听说王老师很有学问,不仅课讲得好,而且还是“老师的老师”,也就是语文组其他老师的“顾问”。“畏”,是因为王老师沉默寡言,看起来非常严肃。经常出入语文组办公室的课代表、学习委员们,每次进去,多要或者偷偷地、或者专注地看看这位老师,然而即使他们,也很少听到过王老师开口;他总是端坐在办公桌前,手里夹着青气袅袅的香烟,不是批改作文,就是专心看书。所以,王老师与初中部多数学生的关系,可用一句成语来形容:“桃李不言,不自成蹊。”
当时实验中学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共有几十个兴趣小组……文学爱好者的活动小组,名称颇有来历,叫做“文学研究会”;参加这个小组活动的初中学生,便有幸聆听王老师的讲座了。据说,他操一口纯正、漂亮的京腔,讲的是小说史,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讲到《红楼梦》,讲授方法和辽宁大学中文系那些来开讲座的教授差不多,令这些听惯“课文分析”的小文学爱好者眼界大开。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初中同学来说,“桃李”又并非“无言”;至于直接领受过王老师教诲的高中同学,得益当然更多。
王度庐的古文教学,当时在实验中学号称一绝,学生来请教他,他不用看书,只要学生读出课文标题、作者和疑难字句的上下文,他就可以把问题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学课本所选的文言文,他都能背下来,因而许多人称他为活字典。但是,学生们也绝对没有想到,王老师居然曾是一位多产作家。
学生们当然也不会知道,为了上好每一节课,他常常备课到深夜。一天晚饭后,有位以前在旅大师专时的同事来看他,这是位教文艺理论的青年教师,已调到沈阳的一所大学任教。当时我正准备到学校去检查学生晚自习的情况,和客人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谁也没想到,那位同事次日就被逮捕了,罪名是与“胡风集团”有联系,于是,王度庐也就被停职反省了。学校领导问我:“他们那天晚上究竟谈了些什么?”我只能如实回答,当时我并不在场。当然,这只能使人更加疑惑。
短短十来天中,原本十分熟稔的同事,突然都变得生疏起来了。幸亏不久便查明,那位青年朋友与“集团”并没有什么联系,于是,王度庐也就没有什么事了,又可以去上课了。其实这件事在那个年代也不算什么大事,事情弄明白了,也就算了,但他是个很敏感、很内向的人,此后,他便很少与人往来。每年春节,学校领导都要到教师家中看看,许多教师也都主动尾随着到各家走走,相互拜拜年,他也从不参与。
1958年“大跃进”时,有一阵到处都搞“赛诗会”,很是狂热。那时候学校里人人都写诗,会写的就诌,不会写的就抄,内容无非是给“大跃进”唱唱赞歌,说些不着边际的豪言壮语。可是,他却没“交过卷”。有人问他:“您是语言老师,怎么不写呢?”他说:“这样的诗,我可以写一百首。”于是他洋洋洒洒,若干篇“诗歌”一挥而就,他写了些什么,我也没看。那时,我们的女儿已经在初中读书,她看过那些诗,说写得非常“打油”,很不认真。
其实,王度庐并不是个只会闭门读书的人。他很关心国内外大事,长年订阅多种报纸杂志;他爱看各种戏剧,高兴时自己也哼唱几句;第26届“世乒赛”时,他甚至能和孩子一起守在收音机旁,收听中国队的比赛实况……王度庐在1956年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又被推选为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虽然他不大会做社会工作,却觉得这是对社会应尽的庄重义务,因而他认真地去参加有关会议,回来后认真地传达会议精神,有时还要到选区去给居民们宣讲。有一次他去市里开会,回来时天黑路滑,不慎在雪地上跌了一跤,右上臂骨折。我闻讯赶到医院,他的第一句话竟是:“胳膊摔坏了,以后怎么在黑板上写字呢?”他所最为念念不忘的,毕竟还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有一段时间,他的胳膊真的抬不起来了,于是他就在家里坚持练习上举,以后竟没有影响他上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度庐先是“靠边站”,接着就进了有问题的人的“学习班”,不准参加革命群众的一切活动。但是,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如他自己所说,“早就交代过了”,包括写小说的经历;平时,他谨言慎行,也没什么“辫子”好抓;他人缘又好,也没有什么人非要抓他的“辫子”不可。当然,批评王度庐的大字报也有几张,内容无非是他不吃高粱米饭(因为他胃病颇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称为“活字典”是“资产阶级权威”之类,没有什么可“上纲上线”的,难以“戴帽定性”。于是,他反倒偷得清静,整天在家待着,倒像是放了假一样。
当然,他的最大的“罪行”就是写那些小说了。后来轮到要“解放”他了,就必须做一次“结案”性的批判。王度庐的批判会范围很小,参加者也有不少是语文组的同事。他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本《小巷娇梅》(《古城新月》的分册),读一段,“批”一段;读到精彩之处,“批”者笑了,听者笑了,王度庐也不由得笑了。这当然要招来“申斥”。他们又找来两张旧照片,“批”道:“解放前,你们的生活多奢侈!你看,你穿的是毛料子,你爱人还穿裙子!”其实,那照片是解放后在大连拍的,他穿的是他弟弟给他的旧呢子干部服,我穿的是旅大行政公署发的女干部制服。但是他并不做辩解。后来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解释一下?”他只说不想解释。事后想来,那些教师对他的“批判”,显然只是为了“走过场”。
1970年春,我被下放到农村,当时称为“走五七道路”。这时王度庐已奉命退休,我们的子女也都不在身边,于是他不得不作为我的“家属”,跟着下乡。一经决定,我便马上交待了自己的工作,交还了属于公家的家具,我们带上自己的箱笼行李,以垂老之年,在欢送的锣鼓声中,离开了工作多年的沈阳。我们的儿子后来回忆道:
……那时我正在“接受再教育”,得知后立即赶回家。我送他们去农村时,年迈的父母坐在卡车顶上,一路颠簸。爸爸当时身体就很不好,加上这一折腾,半路下车解手时,站了半天也解不出来。妈妈晕车,走一路吐一路。那情景我现在回忆起来都止不住要流泪。
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小山村,借住在人家的半间屋里。因为我还是在职人员,所以每天要参加劳动,而他在家里却连饭也做不熟,其狼狈情况,不必细说。当地农民背地里也有议论:“都这么老了还走‘五七’,肯定是‘走资派’!”
虽然生活上有很多困难,但是在那里我们并没有受到歧视,淳朴的农民给了我们许多帮助,山野的景色也使我们忘记了城市的喧闹。女儿那时在外地工作,她得知我们下乡了,很着急,不久便请假找来了。她后来回忆道:……我还没走到家,远远地就看见父亲坐在一棵繁茂的大树下,背景是荒凉的小山丘和瓦蓝的天,我的心顿时平静下来了。父亲永远是那么心平气和,不知是怎么修炼的。有一次我带着我的女儿回去,女儿大哭大闹,不肯睡觉,我很烦,父亲却说:“世界多美好啊,她是舍不得去睡呀。”
1974年,儿子在沈阳农学院农学系毕业留校。那时,走“五七”的人已陆续回城,而我则被动员退休了。我们获准落户铁岭(沈阳农学院农学系当时在铁岭),与儿子住到了一起。这时,王度庐已经身患帕金森氏综合症。病程是缓慢的,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又是无能为力的!两年之后,他的生命历程走到了尽头。
1977年2月12日,这天正是旧历年末。儿子工作的学校已放了寒假,晚上,他去办公室值夜班,女儿也远在几千里外。我们住在一间很小的宿舍里,暖气不热,电灯不亮,风吹得屋外树枝簌簌作响,偶然还能听得到几声犬吠。王度庐病已重危,该说的话早已说完,他静静地合上双眼去了。我不愿惊动他,也不想叫别人,就坐在床前陪伴着他,送他安静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
遵从他的遗嘱,我没有通知很多人,也没有举行一切世俗的仪式。没有哀乐,没有纸花,就由儿子和几位热心的青年同事,用担架把他抬到了离我家很近的火葬场。
王度庐就这样静悄悄地逝去了,但是他的作品却永远地留了下来,这是他馈赠给后来者的最珍贵的遗产。
侠情大师—王度庐悲剧侠情
王度庐离开人世,他的作品却在华人世界里流传;古龙坦言,到生命中的某个阶段,他最喜欢的武侠小说作家是王度庐
王度庐虽然写了几十部小说,可是他自己并没有太看重这些东西,搁笔后,也不愿提及此事。
1953年考入实验中学高一年级的学生邱传贤,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的语文老师名叫王度庐,当时四十岁左右,身材不高,一副清癯的面孔,给人一种身体不大健壮的感觉。他教课十分认真,字写得尤其工整,无论板书或给学生批改作文,那字都是一笔一画的。因为我是语文课代表,所以和王老师接触较多。听一位从本校初中升入高中的同学说,王老师是位武侠小说作家,出版过一些作品。这是我没想到的。从老师的言谈举止中,我一丝也察觉不出他和武侠小说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不免有些狐疑。
大概是高一下学期的一个星期天,我去太原街商场买东西,就在兰州商场二楼楼梯口南侧,一家出租旧书的柜台上,我竟发现了《铁骑银瓶》、《春秋戟》等四部武侠小说,那封面上分明印着“王度庐著”的字样。这些书都是解放前出版的。那位同学的说法得到了证实。
……一天晚自习时,在教室外的走廊里,我和王老师谈起了在兰州商场看到他的小说的事,很想知道他过去写作的情况。谁知老师好像没听见我的话题似的,竟避开绝口不谈,而是讲起收在语文课本里鲁迅的《一件小事》来……当时,全国的文化气氛虽还不算严峻,但是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风集团”的批判已经展开。他之所以不回答这位学生的问题,当然有政治上的原因,但其主要原因还是他对自己过去的文学生涯有一种“自责心态”,这是许多通俗文学作家后来共有的一种心态,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王度庐的作品并没有被人们所忘记,在世界华人聚居的地方,时有他的作品再版或在报刊连载。海内外研究通俗文学的学者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张赣生先生认为:“……从中国文学史的全局来看,王度庐的言情武侠小说大大超越了前人所达到的水平,是他创造了言情武侠小说的完善形态,在这方面,他是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
台湾学者叶洪生先生曾指出,后起港台武侠小说,大都走的是他开辟的这条路———“悲剧侠情”。古龙先生也在1980年写道:“王度庐是谁?现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