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一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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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需要许多营养以滋补先天之不足。中国的文学、艺术、文化、历史、民俗，甚至医药知识都可选读，我就买过一本中医验方，才知道黄金也可入药，所以我想漫画家最好是个杂家，知识丰富，用之不竭。过去我国有两位青年漫画作者，他们的漫画思路都不同凡俗，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可惜后来两人都不画漫画了。如果我能学好哲学，我的漫画思想深度就会有所不同。
我画了70年的漫画，因为我爱漫画，我不见异思迁，也不怕自己挫败，因此我坚持下来了。我爱国家，也爱我参加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也犯有错误，没有这些，也就没有我的漫画的成长和发展。
第二部分：业余工作漫话我的漫画
编缉同志要我写回顾和前瞻，这个题目太大，我只好缩小到我自己漫画创作的范围，免蹈假、大、空的覆辙。
1982年全年大约只画了九十多幅漫画，我画漫画只能算是个业余工作，会议、活动多了，漫画就少了，一年画九十多幅，不可谓多，但从再过两年就要“古稀”来说，总算是在挣扎。说到挣扎，好像有点悲哀的味道，其实老年还要挣扎，也可自慰是一种不甘落后的表现。
九十幅漫画只是一个数量的概念，质量呢？就很难说了，翻了一下也有一些一般化的。从读者来说，也有对我批评的（除了个别不怀好意的），而且都是诚恳热情的。批评约分两类：一类是指出我画上的错字（繁体、简化都有）。有的读者把我历来的错字还列了正误表，究其原因，一是文化不高，上学时不认真学习；二是自以为是，想当然，错了；三是没有认真学好简化字，又错了。连上海一位小学一年级的同学也来信指出错误，我心里是既惭愧又感激。所以现在写字，稍有疑惑就查字典或《辞海》，但仍不免。第二类是读者批评漫画的质量。有的读者是指出某一幅具体作品的毛病的，也有一些读者是指我近来的作品的质量不高的。西北工业大学的一位丁平同志来信，还附寄了他认为不好的三张作品剪报，说我的漫画不好，不如以前了，还要我自重。我自然也有些难过，但他的批评是好的，也是中肯的，只有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才有这种同志式的、热诚的、虽然也有些辛辣的批评。
我近来因工作所需，在翻阅我从1953年以来的漫画，感到近年来的某些漫画，确有些毛病。我想毛病之由来也颇复杂，究其大者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年事渐长，敏感、敏锐性差了，而这些都是漫画创作的要素。过去一事触动我，回家思索后即可成画，现在走路忽得一题，如不马上记下，五步之后就忘得精光；过去白天工作，晚上创作可到凌晨两点，现在晚上作画就不行了。这当然是生理现象，但迟钝是漫画之大敌，现在作画表现矛盾的能力也差些了。说这些话，好像有些推卸责任似的，但确系事实。
二、成了漫画“名流”，索稿者众，而且也都是十分诚恳的，从大报大刊到一些县市的小报小刊，从政治到文艺，从科普到卫生，无不希望“惠赐作品，以光篇幅”。我有时只好应付，既是应付，对自己创作就不严格了。我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画不出漫画就感到痛苦（“文化大革命”十年除外），如果有半个月不画就会心慌，因此为了压迫自己，近一两年我对索稿的报刊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我想这也是质量下降的原因。
三、学习差，现在时有入不敷出之感。
前瞻呢，也是三条：
一、好好学习，漫画本来就是鞭挞那些落后、不文明的事物和思想，今后一定要更明确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创作，低劣的作品是不可能达到此目的的。
二、不去应付，“宁愿少些，但要精些”。
三、努力改正和减少错别字。
能否做到，1983年底再作检查。立此存照，并以自励。《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二·九》学生运动
这是我1936年在上海所作《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一幅漫画，刊于老漫画家张光宇主编的1936年第8期《独立漫画》，近年被“出土”复印，原稿早已散失了。
我于1932年夏季后正式开始我的漫画投稿生活，当时我的世界观和艺术观还未成型，我在漫画上还是一个小学生。走进漫坛，看到那么多的名漫画家，看到他们的许多作品真是又喜又惊，像丰子恺、张光宇、叶浅予、鲁少飞、张正宇那么多老前辈，当时已经是名家高手，要想赶上他们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能在漫画上露出头角？就成为我经常思索的问题。在技巧上赶，无能为力，只能在形式上开辟途径，不同于别人。我想出了一个画大场面的办法：我画一个大足球场，看台上挤满了人，看两队球员在踢一只足球。这张《一二·九》也是取其大场面，当时张正宇常说“伟大”两字，也套在我头上，我受宠若惊自不必说，果然渐渐就有人称我是个画大场面的华君武。当时我还没有正确的艺术观，只是想当个出名的漫画家，现在想来不觉汗颜，但瞎猫撞上死耗子，我却撞上了艺术需要的创造性。
现在有人夸我的耐心，能在一张画儿上画那么多人，当时我正是个青年，我常在星期天关上门画它一天。我并不是要别人向我学习，我希望现在的漫画初学者，明确艺术是创作，不是跟作。初学像幼儿走路，总要摔上几跤，才学会走路的，至于赛跑，那就要看自己如何修行了。
第二部分：业余工作延安岁月（1）
我写了以下回忆片断，给有的同志看了，说是还有一点意思。从这些生活片断里可以看到，尽管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艰苦，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可也有一些同志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一些变化不大好写吧？我想其他的文章里会写那些大事情的，但是恐怕没有人会写这些小事情，所以还是写出来让一些当年不在延安的同志看看。
宵夜糨糊
延安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所谓比较，是说前方的生活比延安还要艰苦，延安三餐起码都有小米饭、萝卜、土豆吃，逢年过节还要改善生活会餐一顿。我们刚到延安，身上都没有钱了，晚上去参加晚会回来，肚子饿了，又没有吃的，刚好白天糊窑洞的纸窗户还剩下半碗糨糊（是白天总务科发的面粉），便拿来吃了。虽然时过四十三年，但是到今天还能回忆起当时那碗糨糊的美味来，要知道，在那时并不是经常有糨糊可做宵夜的。
开荒龙摆尾
1941年，毛主席号召大生产、丰衣足食，“鲁艺”师生，身体弱的纺线织毛衣，身体好的上山开荒，天还不亮扛着锄头上山，收割时背着小米下山。很多从“国统区”来的同志，虽然从没劳动过，可情绪很高，手上都打起了血泡，也没有人叫苦。开荒就是挖地，大家排成一线就叫龙摆尾。大家一齐上，也叫两勤夹一懒，想懒不得懒，你在集体里，也不甘心落后，一会儿就开了一大片。哨声一响，喝水，抽烟，衣服都脱掉了，躺在地边休息。我们有的人还被选为“鲁艺”的生产模范。
游泳和溜冰
“鲁艺”搬到桥儿沟，离延河不远，天气热了，我们就到延河里去游泳。我和戏剧系的李诃同志去游泳，他水性较好，但失诸冒失，未知深浅，就从高处跳下，一头扎在河床上，当时就抬到柳林店的和平医院抢救，结果末梢神经受损，造成了他以后的残废和不幸。
延安是欢乐的，我们当时都是青年人，大家想着办法来玩。冬天，延河结了冰，就想去溜冰，许多从北京来的学生就想法打冰刀。要打冰刀，就去找日本鬼子轰炸延安时留下的碎弹片，然后画了样子交给南关铁匠铺去打。没有冰鞋，就把冰刀钉在一块做成像鞋底一样的木板上，再用绑腿捆在布鞋上。脚痛得要命（可以想象缠脚的痛苦），但还溜得高高兴兴。此中老手是戏剧系的于亚伦，即电影演员于蓝的哥哥，可惜他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死了。
赢 了 喝 酒
那时，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发了津贴（我们的津贴只够买四两白酒、一只猪蹄、两包旱烟）才能喝点酒。会餐喝酒，本来是划拳输的喝酒，因为酒少，所以改为赢了才能喝酒，这也是延安的一种创造发明。延安当时的小商贩，卖酒都做些手脚，酒里掺水、加鸽子粪（据说易头晕，就以为酒浓），加石灰（使人感到酒烈），这些都不管它了。喝了酒也发酒疯，我就拉住冼星海同志，不让他去城里指挥音乐晚会。
马粪烟
大家都见过晒干了的马粪，其实都是经过发酵的干草。延安有一种山西曲沃来的旱烟，也很像马粪，因此就被称为马粪烟，扁方形的小纸包，在当时还算是高级烟哩。朱吾石（米谷）自己雕了个烟斗抽旱烟。某次连日下雨，下山不易，正巧他旱烟抽完了，没有钱买烟，犯了烟瘾。我和焦心河下山，路过一个马棚，两人使了坏，拣了点干马粪上山，骗他是从别人那里要来的一点旱烟。米谷大喜，猛猛地抽了几口，其实真的马粪烟也是掺了许多草的，所以他也不辨真伪。事后当然也告诉了他，不免挨了他一顿骂。
第二部分：业余工作延安岁月（2）
小菜园
在西山美术工场，我和古元住在一起。我们在半山合种了一块小菜地，种着葱、蒜、辣椒、西红柿、萝卜、圆白菜。那时，偶尔也有一点稿费，这在当时就是非常特殊了，可以买点羊腰子和羊油，羊腰炒蔬菜是我们当时的小锅菜。当时还有一种美餐，买来一根羊脊椎骨，加上萝卜、西红柿、圆白菜，一锅杂烩，大家围着吃菜喝汤。现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安林同志就是名厨，他不但做得好吃，而且特别能吃菜，我们称他为“菜虎”。
当时我们年轻调皮，有时把点油灯的清油也拿来炒小米饭吃，总务科发现了就在油里滴了煤油，不声不响地制止了。
胡蛮戒烟和改名
胡蛮同志是抗战后从苏联回到延安的，我们都很尊重他，他也向我们报告苏联的美术。他那时吸烟斗，并且还有一个装烟丝的橡胶烟荷包，在当时自然是十分了不起的。胡蛮同志当时住在东山，和我们西山遥遥相对。某天，我们看到他在窑洞门口的半山草丛里找东西。事后别人告诉我说，他前一天决心戒烟，把烟斗和烟荷包都摔到山下以示决心，没想到第二天烟瘾犯了，顾不得面子，又到山下找回了他的烟具。胡蛮同志喜欢不断改姓换名，他在去苏联以前原名王钧初，因为表示革命就要用苦力，又用罗思（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说，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比喻为齿轮和螺丝钉的关系。罗思即螺丝钉之意）。他从苏联回来时用的名字叫王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又改成了旺红，当时钟敬之同志说这个名字不像男人的名字，他又取名胡蛮。未几，胡宗南进攻边区，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抨击国民党，称胡宗南为“胡蛮”。胡蛮同志大概着急了，又改成了祜曼，并且还解释，这是外语中“人道”（Г у м а н и с т）的意思。胡蛮同志进了城就再也没有改名了。当时有些同志改名，也是表示革命的意思，只是他改的次数多—些。
马 达 花 园
马达同志是左翼时期的版画家，他在延安时是“鲁艺”的教员。他在他住的窑洞里面外面都做了土沙发，用土垒起沙发的形状，再用湿土糊上后抹光，还铺上一些破羊皮，这在当时就了不起了。窑洞的木柱上还刻着鲁迅的语录，门外也做了沙发、花坛，因此被大家称为马达花园，茅盾同志在延安时还夸过马达花园。马达同志在“十年动乱”时被“四人帮”迫害死了。
对 外 宣 传
那时，延安受到国民党严密封锁、重兵包围，向外宣传我们的艺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到1944年，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美军也有一个观察组住在延安。我们利用这个关系，向美国介绍了延安“鲁艺”的木刻艺术。当时由蔡若虹同志和我负责，请当时在“鲁艺”美术系的木刻作者古元、彦涵，力群、胡一川、罗工柳、焦心河、夏风、郭钧等拓印自己的作品，然后由我们贴衬纸（极粗的有色彩的马兰草纸），糊了纸袋，把木刻装成一袋一袋的，上边还写了毛笔的中、英文。当年我们通过美军观察组带去美国的木刻封袋，前几年由一位美国友好人士又带回来了，现在实物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时隔三十八年，也是一件革命历史文物了。
第二部分：业余工作延安岁月（3）
马蒂斯之争
说实话，延安“鲁艺”的图书馆，藏书是不多的，美术方面的书籍、画册就更少了。我记得胡蛮同志当时从苏联带回来一些单页印刷品，就视若珍宝了。
焦心河同志似乎没有受过什么专业训练，但他是一个很有艺术才华的同志。他后来曾经想从事文学创作，可惜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牺牲了，否则他也许已成为作家了。这点并不奇怪。作家华山原先也是搞木刻的，他和我都在“鲁艺”美术工场工作。庄言同志是扬州人，抗战爆发后辗转到山西二战区，后来到延安“鲁艺”也在美术工场，他和焦心河当时都画了一些田园风景的水彩画。我记得其中有一幅是紫色调子的荞麦田，现在想来，作为一种练习并无不可。
从前方回来的搞文艺的同志，他们在前方确实是十分艰苦、英勇战斗的，例如木刻作者陈九同志就是在前方战斗牺牲的。他们回到延安，看到一些同志还在画田园风景，玩弄色彩，就不免有些不顺眼，因此就爆发了一次“马蒂斯之争”。批评者认为是一种错误的倾向，罗工柳同志
